金庸先生虽然出生于地主之家，家境殷实，但过得并不好，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可怜人。

十三岁，母亲病死，金庸大哭了一场。

1944年，金庸二十岁，因为政治斗争被勒令退学，父亲多方打点，才勉强被留在中央图书馆做管理员。

古人说的不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斤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毛主席就是图书管理员起家的，金庸也是。

两年后，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金庸被录用。

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24岁的金庸被从上海派到香港，这一派就成就了将“查良镛”变成“金庸”的契机。

而彼时的中国大陆，内战正憨，风起云涌，顷刻间换了天下。

而香港在英国的控制下，宛如狂风暴雨下停泊在港口中的一艘小艇，虽然颠簸荡漾，却不至于倾覆。

就在这个时候，金庸与杜治芬结婚。

关于和杜治芬的婚姻，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金庸也绝口不提。但是后来的种种表明，可能是杜治芬背叛了金庸。

杜治芬是江南家族的小姐，家境殷实，跟金庸门当户对，而且看照片，也是很漂亮别致的。

1950年，解放后的土地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让金家迅速衰落。

当金庸的老爸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在香港，金庸也正过着不得意的穷记者的生活。

1951年，查枢卿被枪决，家产全部充公，此时的金庸只有27岁。

就是在这个时候，杜治芬背叛了他。

有人认为，金庸笔下的周芷若，就是杜治芬的原型。虽然美丽动人，却在某位灭绝师太的影响下，变得心如蛇蝎，最后还插了张无忌一剑。

失去了钱，失去了父母，失去了爱人，一无所有，颠沛流离，估计这是金庸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后来我们看金庸的作品，主人公张无忌、郭靖、杨过、令狐冲、韦小宝等等都是从小便失去父母甚至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可怜人，这跟金庸的遭遇太像了。

金庸写他们，就是在写自己。

1952年，金庸跳槽到《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副刊负责人罗孚见他“功夫”了得，便请他和另一位编辑陈文统（即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于是《书剑恩仇录》一炮打响，金庸从此开始了光辉灿烂的“大侠生涯”。《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这是金庸的人生转折点。

从此之后，武侠小说伴随了金庸一生。虽然早已在1972年封笔，但是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

金庸早期的武侠小说，深受《水浒传》的影响，书剑恩仇录里的红花会人员，都有外号，也都排了座次。比如千手如来赵半山，奔雷手文泰来等等。

PS：我发现水浒传真是一本奇书，里面的人物一个接一个非常巧妙，从史进到鲁智深，再到林冲、柴进、宋江、武松等等，衔接起来没有一点突兀之感。太精妙了！

而金庸深深继承了这种文法。金庸所写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层层铺垫，主线渐渐明朗，支线慢慢展开，根深叶茂，枝叶繁盛。

里面的人物鲜有一出场就死的，反而在后面有更重要的作用。一旦风云际会，好汉云集，高潮迭起，那真是无与伦比的精彩。

可知梁羽生才如湖泊，古龙才若江河，金庸之才有如浩瀚的大海，让人难以自拔矣！

却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横空出世，震动了文坛，也招来了新的爱情。

1953年，同是记者的朱玫跟金大侠结为伉俪，开启了一段神奇的创业之路。

1959年，金庸35岁，已经写了六年的武侠小说，其作品到了第三部射雕英雄传已经非常成熟，在港台拥有数百万粉丝。很多金庸迷为了看金庸的书，没钱购买，竟争相手抄！当时市场上有很多人工誊写的金庸小说。一时间洛阳纸贵，传为佳话。

有出色生意头脑的金庸见有机可乘，就借“大侠武夫”和“威名”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

《明报》是金庸继武侠小说之后创造的又一奇招，但长期为他的“大侠”之名所掩。

《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港币，金庸出8万，另两万为他的中学同学沈实新所出。

明报创刊之初，报纸每天发行不到6000份，常发不出工资，一位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

这个“查太”就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开编辑部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从中环到尖沙咀的“天星小轮”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种“电船仔”，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明报》初创时，以连载金庸自己的小说《神雕侠侣》为号召。

有人说，神雕侠侣写得太惨。杨过和小龙女这一对情侣，为何总是聚少离多？还偏偏一个不是完璧，一个断了胳膊？

这或许跟金庸创业的心境有关。创业如此艰难心酸，又有何幸福可言？第一版的《神雕侠侣》更过分，小龙女跳崖之后就完结了...

引得众多粉丝天天围在明报社周围，让金庸重写。

纵观金庸的四位子女，就大儿子查传侠和小女儿查传讷还有点灵气，有乃父之风。这是因为一个是在金庸未创业但名声鹊起、人生得意时所生，一个是在功成名就、笑傲江湖时所生，这这两个时间点金庸都比较轻松，没有压力，对儿女付出的心力也深。

创业时候所生的另两位子女，金庸先生就照顾不来了，据说查传诗双耳失聪，非常可怜。

除了刊登小说之外，金庸还亲任社论主笔，成为吸引读者的另一块黄金招牌。

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而金庸，也成为海峡两岸争相争取的诤友。

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由于这种关注，按现在的话说是“炒作”，但《明报》的发行量由万余份飙升到4万份，其真善和勇敢的形象，深入民心。作为选题策划者，金庸的生意头脑和侠义心肠由此又见一斑。

纵观《明报》创立初期的刊物，其反动的思想是很严重的，或许金庸对父亲的死一直难以释怀。

我府对金庸父亲的暴亡是有责任的。

这并不能怪金庸。

《明报》一直被香港报界誉为清流，到现在虽然两度易主，仍保持本色。由于经常涉及敏感问题，观点尖锐，立场鲜明，《明报》在金庸主政时踢爆了不少火药桶。金庸本人甚至被一些人骂为“豺狼镛”，列为内地第二号要杀的人。

豺狼本性，乃是六亲不认，金庸背此恶名，和我府的矛盾之深可想而知了。

其实，香港的爱国人士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从小接受国民教育的知识分子，文人，对祖国的感情难以言表。

所以在建国初期，香港文娱界对新中国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希望能被祖国收编。当时的《大公报》更是出了名的亲公（音译），和明报是明枪暗箭，刀光剑影，你来我往，互相攻击，蔚为壮观。

这段时间金庸并不好过，大公报有内地支持，而明报只能孤军奋战。因为反动，很多同僚诋毁他，策反他的广告客户，这让金庸着实难堪了一回，资金跟不上，捉襟见肘。

办报纸不同于写那些武侠小说，金庸看得十分实际，实际到抠门的程度。他对《明报》记者，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年轻的记者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别看就这么一点工资，还有人排队想进来！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也不高。不少知名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明报》的专栏版极有江湖地位。大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是身份的象征。在《明报》都开过专栏，还怕搞不到钱吗？

然而果然搞不到钱，金庸的抠门也就出了名。

亦舒曾向金庸要求增加稿酬，金庸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她的专栏里“痛骂”金庸刻薄“爬格子动物”。金庸看后一点都不生气，“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一点不加。”

倪匡也曾向金庸申请增加稿酬，金庸连忙摆手，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给你写信。于是倪匡收到了金庸写的三四张纸的信件，阐述了报社的种种困难，文辞恳切，令倪匡觉得要他加稿费，实在是自己的一大罪过。

员工常常跟金庸借钱，倪匡曾问金庸，你手上一定有不少的借条，这些借条要如何处理？金庸回答，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在倪匡的眼中，金庸是最够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够意思的老板。

金庸后来对内地的态度有很大转变。

1981年，还送给总工金庸全集一套，于是很多人骂金庸朝秦暮楚，“墙头草”。

金庸年轻时确实反动，晚年却主动向内地靠拢。网友说：主要是为了赚大陆的钱。

这是很没来由的。

其实金庸这一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开始家国情怀很重，比如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都把满清、蒙古看成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要坚决打击的。

而后来思想“进步”了很多，以人类的大幸福为基准，不区分什么满汉蒙回了。

比如《鹿鼎记》结尾很有意思：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一次谈话中，金庸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其实金庸先生错了。先生的书，对青年的进步意义很大。

金庸在被第一任妻子抛弃之后，并没有在书中肆意诋毁女人，也鲜有描述女人偷腥，爱财的桥段。与此相反，程灵素、黄蓉、阿朱都是伟大的女性，闪耀着熠熠的光辉。

不像琼瑶的小说，满嘴的爱爱爱，实则自私自利，用两个人的感情僭越整个世界，茹萍宠物的命比人命还要重要，《一帘幽梦》中男主角歇斯底里地大吼：你只不过失去的是一条腿，而紫菱失去的是爱情呀...我去，人家以舞蹈为生，失去了腿是多么惨烈的事，你这对人是多么恐怖的伤害啊。这三观简直就是毒药啊！

而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才是真正的普世所接受的大人生观。

当然，金庸的一生不是没有瑕疵。

有些人，只能跟他过好日子，没法跟他过苦日子；而有些人，只能跟他共患难，不能跟他同安乐。

杜治芬属于前者，而朱玫属于后者。

金庸一生遇到两个如此特别的女人，也算是奇缘吧！

七十年代，《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金庸也成为一代宗师，在文学界笑傲江湖。

在事业成功之时，金庸却突发婚外情。

1976年，52岁的金庸毅然和朱玫离婚，和林乐怡走在了一起。朱玫提出两个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要继任者林乐怡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这样做，是为她的孩子着想。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这些自然都无从考证，离婚则是事实。金庸与朱玫离婚，据他自己所说，"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可能是受到父母离婚的刺激，金庸的大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身亡。

在金庸的众多子女中，查传侠是脾气秉性才华能力最接近金庸的一个。得此噩耗，金老爷子整日以泪洗面，估计内心非常后悔。

说实话，金庸的第二段婚姻，几近完美。可惜两人还是没能走到最后，一方面是金庸鬼迷心窍，另一方面也跟朱玫的性格有关。

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文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婚礼结束后，金庸问朱玫："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最后，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1998年11月8日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

据说当时金庸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只有医院的护士代签字，也不知真假。

无怪乎几十年后金庸回忆朱玫，还是痛苦地挤出三个字，对不住...

仔细一想，或许金庸并不是那么地爱朱玫。两人更多的是创业激情，革命情谊。

就像张无忌对赵敏，从始至终感觉不到半点情意。赵敏的爱情是炽热奔放的，但热脸都贴了冷屁股了。犹犹豫豫的张无忌，好像就是被胁迫一样。

一如《倚天屠龙记》结尾所写的：

张无忌答应天天帮赵敏画眉后，

忽听得窗外有人格格轻笑，说道：「无忌哥哥，你可也曾答允了我做一件事啊。」正是周芷若的声音。窗子缓缓推开，周芷若一张俏脸似笑非笑的现在烛光之下。张无忌惊道：「你……你又要叫我做甚么了？」周芷若微笑道：「这时候我还想不到。哪一日你要和赵家妹子拜堂成亲，只怕我便想到了。」张无忌回头向赵敏瞧了一眼，又回头向周芷若瞧了一眼，霎时之间百感交集，也不知是喜是忧，手一颤，一枝笔掉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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