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科学技术
编者按：2018年9月15—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的主题，为化解人类各种危机、走出时代困境探寻新出路。本平台将陆续发布参会嘉宾的论文，以飨读者。
道家文化与科学技术
孔令宏
孔令宏教授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孔令宏先生，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与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哲学家联合会、国际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哲学、道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史。
摘要：文化与科学技术有紧密的联系，自然观是把文化与科学技术联系起来的重要中介之一。道家文化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出过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医学领域。现代科学技术转型的方向与道家自然观有相通之处，尤其是表现在动态演化观、普遍联系观和复杂性观念等三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需要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环境，道家文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系统深刻的阐述，我们需要承传道家文化，塑造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土壤，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关键词：文化；道家；科学技术
一、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文化与科学技术并非没有关系，而是有紧密的联系。
先说技术，技术除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这决定了文化对技术有比较大的影响。
通常认为，科学只有自然属性，所以不受文化的影响。其实，科学的表达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语言的运用，而自然语言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决定了科学同样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同样的科学的分支学科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往往有差异。例如医学，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是中医，在欧洲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是西医。这是自然语言的影响。
影响科学的，还有作为哲学分支的自然观。各个民族国家，因为语言的不同，往往都有自己的自然观。例如欧洲有欧洲的自然观，印度有印度的自然观，中国有中国的自然观。只是到了近代，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才比较接近。但是比较接近也不是完全等同，所以在自然观的表现上差异比较大。这可以从自然观的历史发展来看。
古代自然观有两类。一是西方的自然观，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有机自然观和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二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主要是道家），其主体是以太极图为代表的太极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儒、道、佛三家，其中儒家不关注、不关心、不考虑科学技术问题，佛教也不强调科学技术，道家一贯关注科学技术并促进了它的发展。对此，可以参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的相关论述。
还有近代早期形而上学自然观：它的特点是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局限性很大。但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主要任务是搜集材料，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性。
辩证论自然观：由恩格斯创立，强调用动态、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一度有很大的世界性影响。辩证论自然观与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非常接近。原因在于，辩证论自然观来源于恩格斯的挚友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而唯物辩证法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去掉唯心主义后的嫁接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路则经其老师沃尔士来源于莱布尼兹，莱布尼兹的辩证法思想则来源于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邮寄给他的《太极图》等图像，有德国的历史档案为证。事实上，《太极图》中的辩证法思想可追溯到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类似于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在《道德经》中已经有非常精辟、系统的论述。
系统论自然观：从上世纪30世纪以来，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学科群的出现而诞生。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都是系统，不仅要注意物质实体存在的时间、空间形式和运动变化特性，还要注意事物存在于其中的系统的结构、功能、层次和环境。不同层次的系统规律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上层系统的规律来源于下层系统之间而不是某个和某几个下层系统。
系统论自然观孕源于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而与之相通、相近。因为控制论由维纳创建时，就因他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而受中医学的影响，深受启发。此外，系统论自然观所包含的联系、发展的观点也与中国古代自然观比较接近，只不过它是用西方语言进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论自然观内在地包含了辨证论自然观的合理内核。
自然观是哲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运用，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观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说明了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二、道家文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道家由老子创立，经庄子集大成，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与儒家、佛教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此后绵延发展至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技术：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和指南针都源自道家文化。关于黑火药，东晋时期葛洪的《抱朴子》已有记载。初唐道士、道家学者，同时也是伟大的中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中明确记载了黑火药的配方和遇火会发生激烈燃烧的现象。此后一百多年，黑火药开始被用于军事，使得人类的战争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指南针是来自于道士看风水时用的旱罗盘，无非是对它进行了简化使其便于在航海中运用而已。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其它技术也跟道家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炼丹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是道家的宗教化形态——道教的终极信仰目标。炼丹术就是在这一信仰目标指导下制造长生不老药的技术。炼丹术事实上是中国古代的原始化学，产生了很多化学上的成果。大致来说，现代初中化学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基本上在唐代炼丹家的著作中都已经有记载了，只不过语言表述形式不同罢了。晚唐之后，炼丹家们还在有机化学领域，例如性激素的提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天文、历法、地理：作为道士的要求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一方面是希望认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回避危险、选择适宜生存的地点。另一方面则与炼丹术有关。为了寻找炼丹所需要的各种植物、矿物药而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到各种极限环境中去探索，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地理等各类知识。
现在，对地理进行大范围探索，绘制地图可以运用飞机，但古代没有这样的工具，那么他们如何进行地图绘制？这值得我们进行思考。《道藏》里面记录的五岳真形图与如今的地图对比，有很多吻合之处。《道德经》很早就提出，一般人的眼睛只会向外看，但是修道之人不能向外看，而是向内看。眼睛向内看，不打开门、不推开窗户，照样可以知道外面的情况。知道的不只是微观的情况，还包括宏观的情况。这种论述，如果对道家文化没有基本了解的人会认为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不是一个文化人、学术人应该有的态度。因为还没有把别人讲的东西搞清楚，就急急忙忙地给别人扣封建迷信的帽子，打意识形态的棍子，上纲上线，这种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喧嚣一时的做法是难以被广泛接受的，早已被历史所唾弃。
数学：在古代，数学向上通达于哲学，这在古希腊的表现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中国古代是易学中的象数学派——这主要由道家文化所继承。而易学中的义理学派则主要由儒家所继承，向下则通达于天文学。天文学在古代一直是数学发展的动力。天文学因历法修订、气象预报、异常天象的解释等而与现实社会、政治等发生关系。它的需求和刺激是数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动力。陶弘景等道士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除此之外，科学技术的其它领域和经济等领域对数学的需求不深、不多，也不强烈。
物理学：炼丹术需要掌握众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知识。声、光、电、磁、热、力等领域的物理知识也因修道、演道的需要而在道家文化中得以积累，例如小孔成像的原理就在仪式中得以运用。
心理学：心理健康是道家追求的目标之一。身心并重、形神兼顾、性命双修是道家文化的基本观念。道家注重养生，内在地包含了养心。因此，心理学是道家文化富有贡献的一个领域。举例来说，道经《太乙金华宗旨》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文字，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创立分析心理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医药学与生命科学：道家很早就因关注生命而渗透到医学中去。道家为《黄帝内经》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现代最完备、最通用的《黄帝内经》的注解本是隋代道士王冰完成的。道教的终极信仰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成仙以得道为前提，得道以长生不死为前提，长生不死至少意味着长寿。要长寿就必须无病、预防病、有病治疗病。这就使得道教与中医药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历史上，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著名道士，既是高道，又是中医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民间也有十道九医之说。除了人体，道家对其它生命形态也颇为重视，一方面是因治疗需要多种植物药，另一方面，炼丹术也要用到很多种植物药。所以，中医药、生命科学与道家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举例来说，道家对人脑很早就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烟萝子朝真图
2．脑九宫及诸神右侧示意图
道士们很早就探索人的大脑，但是不像西方医学那样杀掉死刑犯，剖开其大脑来研究，而是通过气功反观内思的方式来对大脑进行描述。而且用图像来比较直观地表达，与当今脑科学的研究有诸多吻合之处。
我们现在以中医药为例，具体探讨道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道家与中医药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并相互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道同源于共同的文化土壤。中医药学和道家均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酝酿、产生、发展，二者正式形成的时间均在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
第二、阴阳五行说是传统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也是道家文化中养生、内丹、外丹、科仪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阴阳五行就是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核心内容。
第三、道家文化具有重生恶死的生死观和重视身体健康的身体观，因此，必然重视养生和医药。俗话说十道九医，意思是十个道士中九个懂医药。这不仅仅是维护自身身体健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把道士看作是一种职业的话，也是职业上的自我保护。例如在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一些道士为斋主举行超度、祈福等法事，要求道士要有医药的基础知识，懂得望、闻、问、切，尤其是切脉。特别是在决定为病重的斋主祈福前，要把病情搞清楚，否则法事尚未结束或刚结束不久病人过世，就说明法事无效，道士的职业声誉就会严重受损。所以，道士知医在这里成了自我保护的手段。此外，道士认为修炼成仙必须做到功行双全。行包括行善、施仁、积德，而医药正是济人行善的重要手段。这促使有条件的道士自觉研习医术，将医药学纳入道法之中。
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道士们发展出了与中医药学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医药的知识体系，有学者把它称为道教医学。
道教医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天人相应的思想。概况起来说就是，人体与自然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结构上是相似的，遵循的规律也是相同的，只不过周期节律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人体性命的养护和修炼应根据宇宙运行的规律来进行。这是中医药学也认同的观点。道教医学认为，元气是万物之本始，性命之根源，治病在于扶持正气、排除病气，使人体生理机能趋于协调与平衡。在形神统一观的指导下，身心并重、形神兼顾、性命双修。
道教医学的形式中，本草、针灸、汤液等与中医药学大致相同。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术等。祝由本是中医的重要治疗手段，但后来被抛弃，而为道教医学所容纳。此外，符、占卜、咒语、法水、斋醮、祭祀、祈祷等形式，虽然具有宗教的神秘性，但也具有心理治疗的功能。现在心理学实践领域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大家都认为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其实，中国古代的道教医学里早已有类似的东西。
道家文化高度重视生命和养生，注重健康的维护，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特色，反过来又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道教医学的许多成就为历代传统医学著作所汲取。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圣济总录》《本草纲目》中都吸收了道教医学的养生、治病方论。从现存中医药书籍所载方剂的方名取义上分析，有许多名方、验方都与道家文化有关，不少是直接来源于道家文化。
第二、道家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一些传统医书的取名上窥见一二。例如: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是在道人指点下命名的，而托名孙思邈所著的《银海精微》和清代医家顾锡所著的《银海指南》中的“银海”一词显然来源于内丹道。
第三、道家内丹炼养术对传统经络学说的发展和完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内丹修炼是反观内视，把世俗之人向外看的眼光逆转、向内看，注重虚、静、空、灵。在修炼的过程中，修炼者对人体气、血、津、液的循行走向、传感部位、路线都有比较灵敏、准确的体验和认识，从而对经络学说的发展、完善多有贡献，甚至形成了某些不同于中医学的观点。例如:中医经络学说认为，人在出生后，经络系统是不可改变的，而内丹家则认为经络系统是可以因内丹功法和修炼水平的提升而发生改变的。此外，历代都有不少擅长针灸、推拿的道士。中医针灸学现行的许多穴位名称都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第四、道家文化中颇为流行的存思、内视等炼养术对中医人体解剖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习内视之法，首先要知晓人体五脏六腑的基本结构，并借助人体“内景图”来进行。所以自《黄庭经》问世以来，许多道门中人都十分注意绘制各种反映人体脏腑位置、形态与结构的“内景图”，这就促进了传统人体解剖学的发展，也必然有助于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值得一提的是，《修真十书》之《杂著捷径》卷十八辑录的“烟萝子首部图”和“烟萝子朝真图”等内景图，是迄为止发现的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最早的解剖图谱，意义非凡。上述道家文化中对大脑的认识，显然早于西方，与西方医学的认知手段和认识过程完全不同。
第五、道家养生方法中的辟谷、除三尸法，对中医排毒和治疗寄生虫病有很大的影响。辟谷可以排除宿便、废物和毒素，对消化功能的养护和肠道功能的维护很有好处。有关除三尸法的记载中有人类对寄生虫的可贵认识和防治方法。道家认为三尸九虫好秽不好净，所以除三尸的必要步骤之一就是清洁消毒——清除秽物，使三尸九虫无匿藏之处。这蕴涵有卫生防疫思想。现代养生同样强调要排除毒素，排除废物，也是继承了这种除三尸九虫的思路。
第六、道家房中术中蕴涵了极为丰富的性医学、性卫生学和优生优育的知识，对于推动中医药学在性医学、性卫生学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外丹黄白术的丹药制备技术与器具，对传统制药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出现了。作者生平已不可详考，但从内容上分析，显然是一位受道家文化影响甚深的药学家。书中所记载的多种药物炮炙法均来源于炼丹术。可以肯定，现今中药制备的炮制十七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了炼丹术中的药物制作技术与方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道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还可以从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科学家的数量来看。精研道家而在医药学上做出贡献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可以排出一长串名字，其中张仲景、华佗、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皆是著名的医学家。其他还有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刘徽、祖冲之、秦九韶、李治、朱世杰等；农学家贾思勰、陈旉、王祯等；地理学家郦道元等；以及张衡、沈括、宋应星等都是由道学的智慧哺育成长起来的古代科学家。
三、现代科学技术转型的方向与道家自然观有相通之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领域出现了X射线、放射性、电子三大发现，接着，相对论、量子力学两大理论得以建立。由此，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得以发生。对这一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科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影响关系得以形成。基础理论，尤其是科学的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从量子力学这一基础科学中推衍出了原子核物理学这一运用学科；原子核物理学的军事研究方向中，原子弹、中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民用方向，相继衍生出了电子管技术、晶体管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与此相应，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了。稍晚，互联网技术也应运而生。这说明，科学可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这与此前的技术推动科学发展的方向相配合，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影响关系得以形成。
第二、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围被空前地扩大了。十九世纪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经典科学大发展的时期，但它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宏观低速运动的层次，并以非生命领域为重心。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来，宇宙学、相对论把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宇观层次，量子力学则把科学技术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了微观层次。
第三、人类知识的整体性空前提高。二十世纪以来，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横断学科相继大量涌现。
边缘学科就是从某一基础学科延伸出来但又不拘泥于该基础学科的一个类别，例如:结构生物学（研究蛋白质结构）、半导体学、拓扑学等等。这些学科面小而精，应用范围很小但很深入。一般来说，基础学科越活跃，它的边缘学科就越多，从而说明这门基础学科的发展前景远大。
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比较接近而有略有区别，主要是指两个基础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研究领域，例如:化学与物理学的交叉形成了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形成了生物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生物学与物理学交叉形成了生物物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生成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些重大的科研课题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领域，在研究过程中，便在这些相关领域的结合部产生了新兴学科，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力学、技术经济等；另一种情况是运用某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另一学科领域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例如射电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填补了很多被传统学科条块分割而遗漏了的空白地带。科学上的新理论、技术上的新发明的产生，经常是出现在学科的边缘或学科与学科的交叉点上，所以，重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能推动科学和技术向着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并促进传统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合而形成更大的研究领域。这往往是用某一两个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复杂性领域。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不少综合性学科，例如环境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
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大体上局限于一个空间上的点或者面不同，二十世纪以来，还出现了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各种物质结构、层次、物质运动形式等的某些共同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被称为横断科学。横断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某一领域或某种物质，而是横向贯穿于众多领域甚至一切领域之中。例如:控制论是在对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无线电通讯、神经生理学、数理逻辑、统计力学等多种科学和技术综合利用的基础上，把动物的目的性行为赋予机器，将动物和机器的某些机制加以类比，从而抓住一切通讯和控制系统中所共有的特征，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上加以概括和综合，制定了一整套令各种通讯和控制问题都能加以利用的理论和技术，从而形成了控制论这一新学科。横断科学覆盖面广，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能对许多具体学科起到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往往能成为哲学和多种具体学科之间的中介和桥梁，起到双向贯通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出现的横断学科众多，先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称为“老三论”，接着出现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自组织理论，被称为“新三论”。接着又出现了混沌理论、模糊数学、分形理论（分数维几何学）等“后新三论”。
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横断学科的大量涌现，在传统的基础学科之外，为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增加了多方面的联系，使得科学技术知识的整体性显著增强，进而因横断学科群的存在而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哲学也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人类知识的整体性开始凸显出来了。
第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影响被充分彰显出来。伴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十八、十九世纪现代化浪潮的基础上再次被急剧放大，科学技术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视为第一生产力，并影响到了文化领域，在全社会形成了注重客观求证、实事求是的基本观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科学的作用被过度拔高，成了科学沙文主义。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甚至把科学当作文化革新和社会动员的政治口号，非科学被视为政治上的落后乃至反动，沦为某些人打压政治异己的帮凶。这从一个方面凸显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职业化特征更加明显，二者的从业数量急剧膨胀，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在中央政府的层次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对社会的很多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甚至被提升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这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方面。另一方面，社会各层次也越来越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引起了广泛的批评；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反思；政府的政策、经费投入、教育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速度都有明显的影响。
第五、系统论自然观得以形成。在对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反思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横断学科的影响下，人们概括出了新时代的自然观，即系统论自然观。其要点是：系统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动态性、相干性、层次性；其功能通过组分、结构、环境等三要素综合影响来实现；其演化具有不可逆性和方向性。高层次系统的规律来源于低层次系统之间的相干性关系，特定层次系统的尺度与结合能成反比，物质系统的层次高度与其丰度成反比。
上述五个方面反映出，科学技术已经开始在深层次上转型。这源于科研对象的位移、科学结构和科学与其环境间关系的变化。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在十七世纪晚期才在西欧诞生的。它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刺激和拉动下，在技术的推动下，略晚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出现的。近代科学技术范式是以宏观低速运动层次的非生命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对微观、宇观不适用，对生命也基本不适用，尤其是对人而言更是如此。经过了近三百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在技术领域中，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和人的医疗保健技术仍然是最为落后的几个领域。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不再只研究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因生命科学，尤其是人的研究的需要而开始关注身、心关系，实即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科学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的层次。其实，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即不确定性原理已经揭示，之所以不能同时测量基本粒子的波动性和粒子性，是因为人类的测量这样的认识活动严重干扰、破坏了基本粒子的运动性质。其实，这样的相互影响是普遍的，只不过在宇观、宏观层次，人的测量等认识活动对客体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已。这可以符合逻辑地引申出一个结论，事物总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中的。这样一来，本体界与精神界孤立并存的观念被本体界、精神界、印象界三者相干共存的观念所取代。
此外，分形理论揭示，事物的发展是随机的，任何一个细节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整个进程。正面事物必定存在反面事物与之对应。时间空间存在自相似性，不完全是无限的。
类似上述二者的新观念还有很多。概括起来说，科学的思想方法正在发生矛盾的位移：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对称性与对称破缺、稳定性与不稳定性、渐变与突变、精确性与模糊性、简单性与复杂性、非相干性与相干性、线性与非线性、纯理性与非理性、社会封闭性与社会开放性、非功利性（科研的目的在于认识客体）与功利性（科研为人类服务）等，前者正在向后者转变。这些转变的方向正好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之优长。在这些转变深入人心后，未来科学思想演变的方向将是这些两两对立的思想方法和观念的互补共存。
上述演变的方向与道家颇有相通或近似之处。接下来我们将从动态观、普遍联系观、复杂性等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观点。
动态的观念涉及两个方面：其一，量变与质变。在古代用“变”“化”两个字来表达。《太极图》有阴，也同时存在相反性质的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总体上处于动态平衡，这是量变；阴到了极点就转变为阳，阳到了极点就转变成阴，这是质变。
其二，不可逆演化。现代科学才刚刚接触到不可逆变化。此前形而上学自然观强调的是一种可逆变化，到了近代才更多地关注不可逆变化，而且认为不可逆变化比可逆变化更加普遍、更加真实。道家非常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虽然道家也讲“有无相生”和“反者道之动”，但那只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能因其高度的智慧和意识，认识到回归道的必要性，从而在行动上自有归无，“返朴归真”。“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并非回归到出发点，而是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的上升。不可逆思想在道家变化发展的领域里是可以从逻辑上引伸出来的。
普遍联系的观念：道家一贯主张事物变化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可以逻辑性地引申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又可通达于整体性。从太极图可以看出来，把事物看作是一个整体，一分为二，同时也可以把事物合二为一，一和二之间构成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对立性揭示的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统一性所呈现出的是整体性的观念。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观念层次上的重大差别之一。
复杂性的观念：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从追求简单性向描摹事物本真的复杂性的方向转变。与此前只从单一维度的考察不同，系统论自然观要求人们综合地从四个维度来认识，即结构、功能、层次和环境。这些维度过去人们也用到过，只不过对结构，过去的观念认为结构是各向同性，结构内部是均匀的、稳定的，即使有变化，也只是量变，不是质变。而现在，则需要更多地认识到结构的各向异性、不均匀、质变的可能性。关于功能，人们往往认为是由结构决定的，是单一的。现在，这种认识需要改变了。事物的功能并非单一，是由组分、结构和环境的多重互动关系决定的。关于层次，此前的认识没有考虑层次的多样性，没有认识到多个层次关联起来而组合成的层次结构及其上向、下向的因果关系。关于环境，此前人们只将其视为单一维度而且是静止的，现在则需要我们认识到其多维度的性质，而且要认识到它的可变性。
复杂性还可以从因果关系来考察。过去的科学观念只是考虑到了一因一果的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被忽略了。非线性包括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混沌（模糊）等四种。复杂性与西方强调的简单性是相反的，在结构上道家按照一个层次上来考察，但现在如果我们引申到复杂性上，层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从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来看，就是多维度的，而且是可变的。这些观念，中国古人在中医药学，道家在人体生命的探索和养生实践中早已有充分的运用，需要我们从观念、思维方法、逻辑等层次分别进行仔细的探讨。
四、承传道家文化，塑造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土壤
美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士谢宇说：“美国科学的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文化……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是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国家治理的本质，不是观念的同一化，不是泛意识形态，更不是形而上的文化标签，而是自由、宽容、尊重和社会福祉。科学的职能是发现新的而且正确的知识，技术的职能是发明新的有用的方法、工具和设备、仪器乃至人造物。总的来说，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创新。科学家、技术专家只有在适合创新的文化氛围中才有可能进行创新。适合创新的文化氛围具有自由、平等、民主的特点。创新的文化土壤所需要的自由观、民主观、平等观，其实是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虽然道家没有如儒家一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出主导性的显著作用，但也在古代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失去了文化自信，岌岌于迎合西方文化，崇洋媚外，数典忘祖，让道家文化失去了发挥推动创新作用的土壤，没有发挥出它本该有的作用。
为此，需要阐述道家的自由观、平等观和民主观。
道家的自由观
道家的自由观表现在三个方面。
道家的自由观在老子有关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在庄子的《齐物论》和《逍遥游》等篇章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发。我们认为，道家的自由观首先是人对于自然界的自由，即力求掌握自然规律而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自由。道家文化中的外丹术虽然总体上来说是失败了，但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始化学的成果，从自然界中为人类争得了一分自由。其它道术同样在总体失败的同时为后人的发展留下了可贵的知识财富，如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生物、医药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具体阐述可以阅读《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两汉魏晋卷和南北朝隋唐卷，宋元明清卷还正在编著中。已经出版的约两百万字数的篇幅说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有丰富的内容可写，说明道家的自由观确实是让它为科学技术做出众多贡献的原因之一。
人相对于社会的自由是道家自由观的第二个方面，即力求使得社会关系宽松活泼，个体在其中和畅自如、逍遥舒适。“欲访先生问经诀，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集·甲乙集》）。道家在政治哲学上主张以道治国，强调“无为而治”。道家的王道之术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旧王朝行将崩溃开始，到新王朝巩固的初期，道教珍惜生命、以民为本、休养生息、清静无为、追求太平盛世的政治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在王朝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道家的王道之术往往被统治者作为调节、统御、解决各种综合性的社会矛盾的方法而被运用，同时，在潜在层次上作为社会心理发挥着与儒家思想相反的作用。儒家的政治伦理哲学建构起来的社会是以等级阶梯为核心的体制化的社会，而且有使得社会体制越来越僵硬的弊端。君主专制从汉武帝开始越来越被强化就说明了这一点。体制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无平等可言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种种束缚和制约，尤其是在体制变得越来越僵硬的时候，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也就丧失得越来越多。自由的丧失往往与平等的丧失相伴随。《太平经》对此已多有呼吁。后来的道教徒们提出了“至真平等”的口号，宣布“人无贵贱，有道则尊”（《无上密要》卷34《升玄经》）。《灵宝仙公请问经》中的洞玄十善戒中也有“平等一心，仁孝一切”的告诫。成玄英力图冲破体制的牢笼，宣扬“平等之大道”（《庄子·秋水疏》），直接提出了“任性自在”的口号。这是对社会体制化的反驳，是对中毒了的体制化社会的解毒。道家的政治哲学追求太平盛世的理想社会，与儒家的平治天下的主张相通，从而与儒家相互补充。以过程消解结构，以变化消解永恒，积极批判社会现实——以此为核心原则的道家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思想对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健全发展，是很有价值的。
道家自由观的第三个方面是个体身心的自由。道家是人类文明史上对个体自由有详细阐述的很少的几个流派之一。个体身心自由即个体所具有的无穷的生命潜力能够如泉水般喷薄溢涌，不复枯竭。正如道诗所言：“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唐代道家重玄哲学的宗旨是使人们不受既定的价值观和规范的束缚，张扬价值观多元化的合理性、合法性，保持心灵的开放和绝对自由，让思想不停滞、不僵化，让生命之树长青。
道家的身心自由观具体表现在灵活的处世态度上，不拘泥于出世或入世。“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人应该象天上漂浮的云和地上流动的水一样，随顺环境，相机应变。在时机不到时，“乐天知命，何虑何忧！安时处顺，何怨何尤哉！”（《抱扑子外篇·名实》）在时机到来时，如圆球滚落高山，如瀑水注流江河，机敏神应，圆应万方。正如葛洪所说：“盖君子藏器以待有也，蓄德以有为也，非其时不见也，非其君不事也，穷达任所值，出处无所系。其静也，则为逸民之宗；其动也，则为元凯之表。或运思于立言，或铭动乎国器。殊途同归，其致一焉。”（《抱扑子外篇·任命》）这是一种积极入世而达观的处世态度。道家不像佛家讲出世，也不像儒家讲入世。他是在出世和入世的边缘，采取一种灵活机动的态度。但这样的态度是以自己的才华、能力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为前提的，目的是使心灵充满潜能、势能，具有无穷的生机。
心灵的自由是与身体、形体联系在一起的。性即神，命即气，气神同运，性命双修，这是宋代开始的道家内丹学派的核心思想，其实质是身心潜力的挖掘。道家文化对开发个体身心潜能的价值非常巨大。对此的修炼是在个体的私人空间中就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是道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方面。
道家的平等观
这可以从本源论和性体论来看。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报阳，冲气以为和。”所有的人和万物都是从同一个本源出来的，所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是平等的，大家要相互尊重。以人而言，道是万物和人的本源，同时还是本体，所以，这也是人的价值论的最高价值观。因而，人性的理想状态就是本来真性，就是道性。道家认为出自本源的东西是最纯粹、最真实、最圆满、最好的、最美的。万物和人有同一个本源，人都以道性为人性的理想状态，所以，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基于这种平等观，道家主张中和，不让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过大。《道德经》七十七章提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这些主张被后世道家文化发展成为宽容、爱好和平、尊重女性、敬老爱幼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被具体落实到了道士的清规戒律中。
道家的民主观
上述自由观和平等观落实到现实社会的政治中就是民主观。道家主张，政治家必须有开放、包容的心胸，如《道德经》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不能有自利的想法，应该作为广大人民的代表，把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明白真正当家作主的是人民，自己不过是人民的服务者，是公仆，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代道家学者严复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而申韩有救败之用。”（《老子道德经评点》）
根据上述的自由观、平等观和民主观，政府应该顺应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制定多方面综合配套、有机协同的政策，塑造万众创新的政治、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才的作用，努力让科学技术发挥出符合人文价值观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的成果，促进社会的整体性的、健全的、可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