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

瞿秋白就義前在長汀涼亭留影

1935年2月，在主力紅軍撤離中央蘇區踏上長征路途數月後，留在根據地的瞿秋白在轉移途中被捕。在獄中，他寫下了那篇引起後世巨大爭議的《多餘的話》，隨後從容就義。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人物中，瞿秋白無疑是具有獨特氣質的一個。他在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瀰漫之時臨危受命，又在數年後爲他人的錯誤路線負責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在生命最後時刻，他對自己作了嚴厲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緒，但當他拒絕敵人多次勸降，唱着《國際歌》、《紅軍歌》從容赴死，他事實上從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義。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黨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經歷生與死的考驗。數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國革命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一點點開拓着自己的道路。

噩耗傳來

臨危受命

1935年4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做編輯的魯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來信，信封背面蓋着一個特殊的藍色長方形印章，說明來自監獄並經過檢查。5月時，魯迅也收到了同樣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說：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別多年沒有通信，不知你的身體怎樣。我有病在家住了幾年。沒有上學。兩年前，我進同濟醫科大學，讀了半年，病又發，到福建上杭養病，被紅軍俘虜，問我作什麼，我說並無擅長，只在醫科大學讀了半年，對醫學一知半解。以後，他們決定我做軍醫。現在被國民黨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並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以釋放我。

這封沒頭沒尾的信，初初看起來讓人摸不着頭腦，魯迅卻一下子識破了其中禪機：“林”字“雙木”即“雙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過的四十多個筆名中，這個名字只出現過一兩次，它可以矇混敵人，卻瞞不過至交魯迅的火眼金睛。

在後人對魯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無不以令人動容的筆觸來刻畫兩人的深厚友誼。魯迅曾手書“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對聯贈送瞿秋白，被傳爲佳話。而瞿秋白也曾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瞿魯兩人從1931年5月開始文字之交，繼而攜手在上海領導“左聯”，一直相互借重、扶助。從1932年開始，只要中共機關被破壞，瞿秋白無家可歸時總是先到魯迅家避難。在離開上海奔赴蘇區的幾天前，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險專程到魯迅家作別。許廣平後來回憶說，當晚，魯迅爲了表示惜別之情，提出要讓出牀鋪給瞿秋白睡，自己寧可在地板上臨時搭個睡鋪，覺得這樣才能使自己稍盡無限友情於萬一。

得知瞿秋白已經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魯迅迅速把信件轉給了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分頭尋找對策營救。

這是國民黨以兩萬大洋懸賞多年的一顆人頭。若不抓緊行事，恐怕凶多吉少。

臨危受命

瞿秋白是於兩個多月前在福建長汀縣被捕的。此時距離他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工作僅僅一年。

當時，抓獲他的敵人暫時還不知道，這個恂恂儒雅的弱質書生，就是中共繼陳獨秀之後的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國共產黨面臨建黨以來最嚴重危機的時刻被推上歷史前臺的。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從華東殺起，繼而延展到華南、華中。全國的共產黨員從原先的六萬多人銳減到一萬多人。

處在四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武漢衛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軍閥何鍵眼皮下，中共“八七會議”只匆匆開了一天。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地批判了黨內路線錯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並決定由瞿秋白領導全黨。會議上，瞿秋白所做的報告中說：“現在黨不能再以退讓手段來爭取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

“八七會議”後來被視爲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議精神通過各種祕密渠道傳到全黨後，從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贛邊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黃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陽、弋陽、萬安，廣東海豐、陸豐、瓊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繼發動了武裝暴動。

然而，爲什麼會在危急時刻推舉瞿秋白成爲黨的最高領導人，至今仍是一個難以說清的謎。

在全黨衆多領袖人物中間，弱質書生的瞿秋白並不具領袖氣質。在共產國際一再強調領導層必須是工人成份的情況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實上，在7月12日，由鮑羅廷主持的臨時政治局會議中，選出的由五個常委組成的政治局中並沒有瞿秋白。據蔡和森回憶：“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週後，當鮑羅廷前往廬山，借休養之名決策改組中國共產黨領導成員時，卻沒有邀請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單獨只請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當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後，已經成爲了實際上的黨中央負責人。

對於這一急遽的轉變，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在前蘇聯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連當時來自共產國際的鮑羅廷和羅明納茲也語焉不詳。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陳鐵健分析，在大革命失敗後，黨內以反對和清算右傾錯誤爲緊迫的歷史條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現出來對“右傾”的反對態度最爲鮮明，因而是最合適的人選。不過，陳鐵健也表示，瞿秋白“濃厚的詩人氣質、教授式的文雅風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經常直接深入工農羣衆運動才能獲得的實際經驗——這些弱點和不足，使他擔負領導工作，特別是領導具有特殊國情的中國革命，又時時刻刻受制於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當然是力不從心的。”

瞿秋白自己則在事後直言不諱地表示，“八七會議”後登上最高領導人位置，是“歷史的誤會” （《多餘的話》）——

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

這也就爲隨後發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筆。

“弱者的道德”

“八七會議”次年初春，革命熱潮依然湧動，盲動政策已經初露端倪。這時，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在蘇聯時，李立三堅持中國革命仍處在高潮期。他的固執驚動了斯大林，後者用了一天半的時間，三次接見包括李立三在內的主席團成員。斯大林費盡口舌，用紅藍鉛筆在紙上畫出起起伏伏的曲線，又在曲線的最低點畫了幾點浪花。斯大林解釋說，這說明中國革命在現時期已經處於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濺起幾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權威面前，爭論暫時被擱置。會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李立三回國成爲實際上的中共中央負責人。他立即開始醞釀以武漢爲中心，包括廣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島、大連、哈爾濱在內的城市大罷工和總暴動。這個計劃因其推行之雷厲風行，所造成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紅軍在攻打武漢時，部隊16000人損失了15000人，丟失了洪湖根據地。中共地下組織相繼被敵人偵緝和破壞。

1930年9月，在蘇聯駐留兩年的瞿秋白被共產國際派回中國，在上海主持六屆三中全會，終止了“立三路線”的發展，停止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這是在“八七會議”糾正右傾的三年後，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則是糾正左傾。

在處理“立三路線”時，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檢討，而對追隨“立三路線”的幹部一個也沒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員。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態度，爲李立三開脫：“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我當然間接的負責立三路線的責任。”

而隨後發生的事，卻是他萬萬想不到的。

六屆三中全會後，李立三奉召去蘇聯學習。12月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召開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會，竟把錯誤加在了不在場的瞿秋白頭上。共產國際負責人曼努伊斯基有針對性地說：“兩面派是現在最大的仇敵。”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幫助揭破這個痛瘡，揭破這種小團體的情形，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小團體狀態”。

在這樣的引導下，李立三說“我實際工作中的錯誤……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行動，就可以表現出來。黨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團體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這一指責，正中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下懷。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過節。1928年6月，中共六大結束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當時，安徽籍學生王明誣陷中山大學部分同學結成了反革命組織“江浙同鄉會”，瞿秋白派出鄧中夏和餘飛去中山大學調查，結果表明並非如此。但米夫堅持認爲“江浙同鄉會”是存在的，並在公開場合說瞿秋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產國際提出了撤銷米夫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建議。這個建議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經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和中共代表團組成的聯合審查委員會共同審查，作出所謂“江浙同鄉會”根本不存在的結論。可是，在米夫心裏，這個樑子算是結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議集中批評的便是“立三路線”和瞿秋白的“調和路線”。

王明早通過不正常的途徑，先於中共中央知道共產國際決議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產國際決議的口徑，修改他的發言《爲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兩章將近3萬字，幾乎都是專門批判瞿秋白。文章說，“維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會上，對於立三路線採取了調和、投降態度”， “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

此時，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會上成爲活靶子。根據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華”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瞿秋白則蒙冤受屈，被撤銷政治局委員。他在《多餘的話》中回憶：“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

隻身赴蘇區

被撤了職的瞿秋白在上海養病，嚴重的肺結核經常讓他咳喘難平。其間，他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正是在此時期與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3年底，臨時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佈要他去中央蘇區的決定。對此瞿秋白並無異議，只要求能讓楊之華一同前往。

但這個請求當即就被拒絕了，理由是楊之華的工作尚無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結識瞿秋白夫婦的老革命此後向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回憶了與瞿秋白臨行前的一次見面。彭玲問瞿秋白：“你的身體還需要調養，不可以不去嗎？”而瞿秋白聽了以後顯得有點悵然，沉吟了片刻後回答說，去，早晚還是要去的，否則有人要說我怕死呢。

這句聽起來有些悲涼的回答並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臨時中央突然發佈了“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繼1931年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開除出黨中央之後，這是對瞿秋白的又一次打擊。

“決定”中，指責瞿秋白在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與中央的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相對抗……在客觀上，他是整個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繼而號召“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受此連累，楊之華也被暫停了黨內職務。

據楊之華回憶說，上海中央分局專門開了小組會來批判瞿秋白。會上，瞿秋白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衊進行了平靜的申訴，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負責人李竹聲卻對他蠻橫地吼道：“像你這樣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黨外去。”此後不久，李竹聲被敵人俘虜，沒用多長時間就叛變了，這是後話。

瞿秋白被安排隻身前往中央蘇區，魯迅頗不以爲然，他在瞿秋白辭行當晚對楊之華說：“像秋白這樣的身體，去蘇區是不適宜的，應該去蘇聯纔對。”

據楊之華的回憶，臨別前夜，她在睡夢中不斷醒過來，看見瞿秋白繞着自己的牀踱來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菸——

他一夜沒有休息，但精神還很好。我們談着當前的工作，也談着離別以後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說：“之華，我們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還記得廣東某某同志夫婦一同上刑場的照片嗎？”我緊緊地擁抱着他說：“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當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各出1元錢，叫了個菊花鍋，喫了頓豐盛的晚餐。夜裏11時，瞿秋白離開了寓所，路燈下白雪紛飛，他的身影逐漸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盡頭。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時，從上海到中共蘇區的祕密交通線已經由過去的三條，剩下僅有的一條——從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頭，改乘火車到潮安，再改乘祕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浦、多寶坑，然後再步行經過永定鐵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嚴坑、豐稔、莊太拔、茶地、白沙、舊縣、南陽、塗坊、元亨、和田、長汀、古城到瑞金。這條交通線下設上百個小站點，之間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設在地下黨員或可靠的羣衆家裏。

1月15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紅都瑞金舉行。這是上海臨時中央局與蘇區中央局合併後的第一次全會。18日會議結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組成，博古任總書記，瞿秋白則被無聲無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楊之華收到了瞿秋白到蘇區境內後託人捎來的一張小條子：

我將到我們的老家，很快會看見親兄弟，那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天堂！快來！

蘇區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達瑞金。

曾與李伯釗、劉月華被共同譽爲蘇區“三大赤色紅星之一”的石聯星，記下了1934年2月，在紅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門口出現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邊眼鏡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襖，面容清癯，風度瀟灑而安詳，約三十餘歲。剎時間，整個屋子沸騰起來了，大家激動地呼喚着：“秋白……秋白……”還有人用俄語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圍起來了，與他擁抱握手，握手擁抱，問這問那，不少同志用俄語與他交談。我來到中央蘇區一年半，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相會的場面。當時我也跟着激動，不知是誰在我耳邊低聲地說：“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達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爲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委員。甫一抵達，便即上任。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時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黨組織分配的工作。

當時，正是敵人封鎖最嚴重的時候，蘇區生活也最困難。據徐特立回憶，當時糧食按人分配，食鹽每人每日只有一錢。而有一天，徐特立發現節損委員會貼出公告，批評教育部“有關同志”節省過火，不愛惜身體。

截至1934年秋主力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在蘇區工作了大半年的時間，但在浩如煙海的關於中央蘇區的研究文獻和回憶錄中，與瞿秋白相關的內容卻很少。

楊之華經過大量調查綜合得來的回憶錄說，從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員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訂教育法規24個。可惜的是，今天僅遺存下來一冊用毛邊紙油印的《蘇維埃教育法規》，是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師範和社會教育在內的蘇區教育法規大全。

當時擔任人民教育副委員和蘇維埃大學副校長的徐特立回憶說，瞿秋白到蘇區後，從制訂教育方針到編寫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蘇大住校直接負責者是我，但他關於政治教育每一課程，每一次學習的討論的題目都加以原則指示。”

曾設計了紅軍軍裝的趙品三回憶說，瞿秋白將蘇區喜聞樂見的戲劇結集，名爲《號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發到全區。同時，他還將高爾基戲劇學校與原工農劇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紅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編爲三個劇團，分成三路到紅軍中去進行慰問演出，藉以鼓舞鬥志，宣傳革命精神。

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開了新局面。數年後在延安，有一次蕭三與毛澤東月下漫步，毛澤東還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專長，感慨道：“怎麼沒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現在領導邊區的文化運動，該有多好啊！”

留守蘇區

1934年秋，石聯星和戰友王普青帶了一個20多人的劇團，到雩都三軍團去慰問演出。但她們在那裏空等了三天，戰士沒空看戲，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雙。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聯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來的電報，讓劇團立即回瑞金。劇團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經黑了。她們看到，在不遠的山腳下，人流在整整齊齊地行進着，腳步聲震撼得地面微微顫動。

來到一塊菜園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們。他安詳而平靜地對演員們說：“中央紅軍大部隊走了，黨中央走了。”演員們聽到這裏，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來，瞿秋白鎮靜地勸慰着她們。二十多年後，當石聯星迴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說：“秋白同志的話音是那樣堅定有力，使我們不覺逐漸收住了眼淚。”

然而，她們不知道，瞿秋白心裏正經受着怎樣的煎熬。

當時，第五次反“圍剿”已經持續了幾個月，蔣介石改變了前四次“圍剿”時長驅直入的戰法，在蘇區周圍築下碉堡三千多個，以五十萬大軍步步爲營，逐漸推進。1934年4月，敵軍佔領廣昌，敲開了中央蘇區北大門。10月，紅軍主力開始撤離中央蘇區。

但是，瞿秋白卻被留在了即將淪陷的瑞金，長征的名單裏沒有他。爲此，瞿秋白曾向組織當面提出，希望能夠隨隊長征，但沒有得到批准。

徐特立臨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馬換給了他。第二天，不知就裏的陳毅見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馬繮繩塞到他手裏，催他趕緊走。但這份好意被瞿秋白謝絕了。當晚，瞿秋白和好友吳黎平相聚，酒酣耳熱之際對吳黎平說：“你們走了，我只能聽候命運擺佈了。不知以後怎樣，我們還能相見嗎？如果不能相見，那就永別了。我一生雖然犯過錯誤，但對黨對革命還是忠心耿耿，全黨同志有目共見。我無論怎樣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夠印證這一說法的是：長征開始後，爲了保守紅軍主力已撤離蘇區的祕密，瞿秋白繼續編輯《紅色中華》報，報紙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報的面目出現，社址不變，印刷廠不變，出版週期不變，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節過後，在火線和農村演出的三個劇團，根據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駐地進行會演。

會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裏的羣衆差不多都來了，有的走了十幾里路趕來看戲。中央分局的負責人項英、陳毅、陳潭秋、何叔衡、毛澤覃、劉伯堅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觀看演出。

會演持續了三天，而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蘇區所做的最後一件工作。

突圍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祕密地離開了蘇區，同行的有何叔衡、鄧子恢及項英的妻子張亮，約在六七天以後到達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臨時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員梁柏臺的妻子。

在湯屋，這支小隊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萬永誠設計了保護他們撤離的方法，將他們化裝成俘虜，由護衛的紅軍做押送狀，向永定縣境進發。2月24日，在長汀縣的水口鄉，他們遇上了敵人，瞿秋白、張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當場就義，只有年輕力壯的鄧子恢突圍逃了出去。

在離開福建省委之前，他們4個人已作了最壞的準備，設計了被捕時各人所應對的口供。對一些細節反覆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陳秀英，繼供叫黃秀英，承認自己是紅軍醫院護士，紅軍大部隊走了，醫院解散了，她是回閩西老家的。

張亮供名周蓮玉，說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紅軍“綁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筆贖金，被紅軍派人將她轉移到一個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則供名林祺祥，是一名軍醫，他文弱儒雅的氣質也和醫生相符合，敵人起初並沒有懷疑，只是對他做一般的看押。

轉折出現在4月10日，在長汀、武平和會昌三縣交界的歸龍山下，中共福建省委機關被敵軍包圍。省委書記萬永誠在激戰中犧牲，萬的妻子被俘。

經過一番嚴刑拷打，萬妻叛變，招出了一個重要的線索：中共前總書記瞿秋白一個月前曾由萬永誠安排突圍，後來聽說，他們一行在濯田一帶被俘。

這一情報非同小可，蔣介石親發電報給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要求他對這一時期所俘獲的共黨人員嚴格清查。

根據供詞，敵人很快鎖定了在獄中氣度不凡的“軍醫”林祺祥。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發來了10萬銀元和一紙表彰令。

當時提審瞿秋白的軍法處處長吳淞濤說，他耐着性子反覆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瞿秋白都不緊不慢地答覆叫林祺祥，36歲，上海人，職業醫生。吳說他有意長時間靜默，靜得提審室裏五六個人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他甚至站起來在屋裏來回踱步，並不時觀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見瞿眼睛半合半閉，臉孔蒼白消瘦，端坐的樣子像一個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時間的寂靜之後，吳淞濤突然一轉身，使勁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大聲說：“你是瞿秋白！民國16年(1927年)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這一突然的逼問，讓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但他仍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這時，吳才使出最後一招，找來了一箇中央蘇區時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過、名叫鄭大鵬的叛徒。鄭大鵬指着瞿秋白，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對叛徒的當場指認，瞿秋白坦然一笑，從板凳上長身而起：既然這樣，用不着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說罷。

次日，報紙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載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敵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黨首領”瞿秋白。

楊之華看到這個消息後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馬上派人去看望魯迅，那人回來後告訴她，魯迅木然坐在那裏，一言不發，頭也抬不起來了。

如果再有幾天時間，一切也許就會改變——經過多日奔波，楊之華在一位牧師秦化人的協助下，已經取得了一家旅館的鋪保證明，還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釋後祕密居住。而魯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籌辦了一家店鋪，準備當作鋪保去保釋瞿秋白。

但是，來不及了。5月14日，魯迅在給友人曹靖華的信中說：“它（瞿秋白的化名‘維它’）事極確，上月弟曾得確信，然何能爲。”

《多餘的話》

被押解回福建長汀，關押在國民黨三十六師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規格的“款待”。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專門收拾了一間房子給瞿秋白住，並由一箇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還派了一個上尉軍醫隨侍左右，照拂醫藥。

被囚期間，瞿秋白可以隨意在院子裏走動，喫的是兩葷兩素一湯的長官飯菜，菸酒、牛奶、餅乾隨時供應。副官處給他買了兩套白衣服，一雙膠鞋，因爲瞿秋白有腳氣病，又買了一雙布鞋給他，還給他借來了幾本書籍雜誌。

這樣生活了一段時間後，瞿秋白說：“近來心境轉覺閒適。過去作政治運動，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癥，常整個星期失眠。押上杭縣政府時，與士兵同待遇，幾至不能支持。來此間後，甚承優待，生活優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時間，寫就了那篇後來引起巨大爭議的《多餘的話》。這是一名曾在黨內擔任最高領導卻又被逐出決策層的革命者，在獄中拿起解剖刀，真誠而深刻地袒露心聲，“願意接受歷史最公開的裁判”：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爲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 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爲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多餘的話》寫就的時間點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時，瞿秋白是處於轉折期的黨的第一位領導。”瞿秋白紀念館館長侯滌說，“而到了瞿秋白被捕的1935年，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對抗中遭受到嚴重創傷的一年。”

瞿秋白在獄中疾書《多餘的話》時，恰是革命低潮，前路迷茫的時候——紅軍主力正在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而留守紅軍從1935年2月起化整爲零，三萬兵馬分成九路，在中國南方八省的15個地區開展艱難的山地游擊戰爭。

在瞭解這一歷史的真實後，就不難理解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爲什麼會有這樣沉痛的表述：

當我不得不負擔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盪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錯誤。

當《多餘的話》全文謄清，瞿秋白在第一頁上提筆寫下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周朝士大夫路過舊都鎬京，見舊貌不再，不勝感慨，憂心大發，寫下了哀婉悲傷的詩句。時隔兩千年後，瞿秋白特意引用了這句話作爲序言。陳鐵健認爲，瞿秋白始終自省並清醒着。在《多餘的話》裏，處處可見瞿秋白因爲事業與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卻又對此無能爲力，因而苛責自己的痛苦。因爲剖析得太過淋漓和細緻，字裏行間難免顯得蒼涼：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只剩下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願意把它給醫學校的解剖室。……總之，滑稽劇始終是完全落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於軀殼，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

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5月22日，在《多餘的話》竣稿的同一天，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給駐閩綏靖公署發了一道密電：派陳建中來閩與瞿匪秋白談話。

剛剛過了三天，又有一道密電追至：加派王傑夫偕同陳建中與瞿談話。

這時，瞿秋白已經在獄中關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國民黨中央專門開了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如何處置瞿秋白。蔡元培多次找到蔣介石，表示瞿秋白人才難得，絕對不能殺。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則堅定主張：“死有餘罪，不殺，何以立黨國之威殺共黨之氣？”

數度爭議之下，蔣介石几次下令緩殺，叮囑宋希濂多次勸降，還開出了極其寬厚的條件：可以不公開聲明反共或寫自首書，遷往南京養病，身體好了以後聽任從事翻譯工作或國際問題的研究工作。

然而，幾次勸降均遭拒絕。來自中統的王傑夫和陳建中是勸降瞿秋白的最後一次嘗試。

王傑夫任“中共自首人員招待所”領導，而陳建中本身就是中共的叛徒，兩人都善於攻心。接到勸降瞿秋白的任務後，時任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專門召集中統局，根據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學識、性格、家庭狀況等方面的特點，專門研究了一套勸降辦法。

據王傑夫、宋希濂、吳淞濤等人後來的交代，中統小組勸降歷時6天，共進行了9次，其中7次爲勸，2次爲審，皆無所獲。瞿秋白任憑敵人在耳邊鼓譟，長久一言不發，只在最後平心靜氣地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6月15日，勸降小組敗興而歸。宋希濂隨即接到了蔣介石的電令：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

6月17日夜晚，是瞿秋白一生最後的夜晚。當晚，他“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嗚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一大清早，特務連長來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槍決令。瞿秋白換上了新洗淨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伏案匆匆揮毫，寫下絕筆：

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煙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

10時正，軍法處長傳令出發。瞿秋白昂首出門，沿途用俄語和中文高唱國際歌，陽光鋪路，風停樹靜。

進了戒備森嚴、無一遊客的中山公園，瞿秋白遵照特務連長的安排，背手挺胸，兩腿微分叉，在亭前拍照以呈驗正身。照相後，瞿秋白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飲，旁若無人。據《大公報》6月18日長汀通訊記載：

至中山公園，全園爲之寂靜，鳥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桌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餘稍憩，爲小快樂；夜間安眠，爲大快樂；辭世長逝，爲真快樂！”繼而高唱《國際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氣。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後衛士護送，空間極爲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顧，似有所感也。

走到長汀西門外的羅漢嶺下，羣山環抱，綠草萋萋。瞿秋白環視四周，遠眺是蒼翠峯巒，近處是山野田園，從容地對劊子手安靜點頭：“此地甚好。”

爾後，他盤腿而坐，含笑飲彈。

艱難覓渡

1920年末，瞿秋白曾被北京《晨報》聘爲特約通訊員，前往新生不久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採訪。他是滿懷憧憬而去的。在他眼裏，當時的中國是個“陰沉沉、黑魆魆、寒風刺骨，腥穢污溼”的“黑甜鄉”，而他要到一個“紅豔豔光明鮮麗的所在”，“爲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擔一分中國再生思想發展的責任”。

就像他常州老家門口那條河的名字：覓渡。

在《餓鄉紀程》中，他寫道：

只因暗谷中光影相滅，二十年來盲求摸索不知所措，憑空舞亂我的長袖，愈增眩暈。如今幸而見着心海中的燈塔，雖然只赤光一線，依微隱約，總算能勉強辨得出茫無涯際的前程。

這也許是當年許多共產黨人共同的心路歷程。

一篇《多餘的話》，後來曾使秋白身後的英名蒙垢。但那只是一個具有獨特氣質的共產黨人在生命最後時刻，對自己嚴厲到苛刻的解剖。當他拒絕敵人的多次勸降，唱着《國際歌》、《紅軍歌》從容赴死的時候，他事實上從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義。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黨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經歷生與死的考驗。

1935年2月，當瞿秋白在轉移途中落入敵手之時，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正在二渡赤水，奇襲婁山關，再佔遵義城，試圖擺脫敵軍重重的圍追堵截。

5月，瞿秋白的身份已然暴露，營救已無可能，他在福建長汀獄中決定“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此時，千里之外的紅軍正在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大雪山，拼死從絕境中殺出一條生路。

6月18日，瞿秋白就義當日，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主力到達四川懋功地區，與四方面軍會師。經過了九死一生的血戰，中國共產黨的兩支最重要的武裝力量，終於會合到了一處。

數不清的烈士倒下了。殘存的火種，在血雨腥風中頑強地保存下來。中國革命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一點點開拓着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