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文摘自《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幾起幾落》，餘伯流 陳鋼著，長征出版社出版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從水口惡戰到連克三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漳州大捷後，毛澤東威震閩南，名揚國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梁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時，蔣介石已急調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入閩，廣東軍閥陳濟棠亦大舉入贛，準備進攻中央蘇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敵人第四次“圍剿”的陰雲已經出現。紅軍本來就不打算在漳州久居。爲了迎擊敵人，1932年6月5日，臨時中央指示東路軍1、5軍團迅速回師贛南，與在贛江西岸活動的紅3軍團遙相呼應，集中兵力殲滅敵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號令一聲三軍動。“遵照中央的指示，毛澤東率領東路軍1、5軍團從龍巖出發，經梅縣、安遠等地，西向廣東南雄。原計劃，在運動中打擊粵軍勢力，未料，在路經閩贛邊境一個叫大禾的地主土圍子時，紅4軍軍長王良被土圍子冷槍擊中。紅軍又折一員好將！王良是井岡山下來的老戰友，毛澤東不禁爲之悲傷。王良犧牲後，周昆接任了4軍軍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時，中革軍委已撤銷東路軍番號，紅軍1、3、5軍團按照方面軍總司令部的命令；於6月底集結在大餘、南雄一線，伺機殲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仍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的身份隨軍行動，參與指揮。紅1方面軍總司令仍是朱德，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總政委一職卻暫時無人。7月7日，粵敵餘漢謀部張枚新師由信豐出九渡水，到達烏逕，企圖向南雄水口前進。當晚，紅1方面軍總司令部即決定在水口一線擺下戰場，在運動中殲滅敵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日，紅5軍團與敵張枚新師3個團在水口附近遭遇，雙方相持不下。這時，敵葉肇師的3個團已開至賢水埠，增援南雄的敵張達師也向紅一軍團進擊，前鋒到達鳳凰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魚餌”尚未投下， “魚”卻自動找上來了。據此，紅1方面總司令部於7月8日在鮮水塘發出水口戰役命令： 靠本方面軍決集中三個軍團首先消滅向我正面出擊之敵及張枚新師，然後奪取南雄城。”並對戰局作了具體部署：紅一軍團15軍擔任正面，以一部吸引敵軍主力，其餘集結於中站附近，與在東坑之12軍聯絡，伺機殲敵；紅3軍團在大餘河之北之部隊，9日晨撤至小梅關附近，以1師在大小梅關及仙人嶺牽制大餘之敵，其餘集結在中站東北爲總預備隊，紅5軍團相機殲滅張枚新師；如該師退入南雄城或被我軍殲滅，則相機渡河側擊南雄向我正面出擊之敵；獨立第3師，6師統歸陳毅指揮，9日拂曉前開至水口圩對河一帶協同5軍團殲滅張師；方面軍總司令部在中坑雙樹下以北高地指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戰事按殲敵計劃實施。一場惡戰開始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7月9日晨，一層薄霧籠罩着山野。紅5軍團與獨立3，6師將士像千萬只雄鷹穿雲破霧，在水口地區向張枚新師發起了攻擊。呼嘯的槍聲如爆竹般緊湊炸響，紅軍戰士憑藉有利地形，時而匍匐，時而躍起，多次突破敵前沿陣地。戰鬥打得及爲激烈，從早上一直打到正午。午後，敵援軍獨立2旅趕到，以優勢兵力向我猛撲。我5軍團不知有變，仍把敵9個團當作3個團，頑強堅守陣地，終使敵無奈其何，至天黑雙方仍相持不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日拂曉，紅5軍團和獨3、6師又向敵發起猛烈攻擊，紅12軍趕到亦投入戰鬥。敵人的山炮不停地轟響，炸起一團團塵土與硝煙，不斷地有人倒下，但激起的是更多的人崛起！正是雙方酣戰時，紅1軍團的15軍來到了水口戰場，攻戰一時進入白熱化。水口周圍，一片槍聲，一片吶城，資水河畔，硝煙滾滾，隱雷陣陣。“衝啊！”5軍團戰士打紅了眼，索性脫去溼漉漉的上衣，赤膊上陣了！敵人哪見過如此陣勢一時紛紛後退。然而，鏖戰數時，終因紅3軍團未及時趕到，潰敗之敵得以喘息，逃回南雄城去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水口戰役是紅軍史上著名的惡戰。親歷戰鬥的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曾回憶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雙方傷亡之大，戰場景象之慘烈，爲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罕見。屍橫遍野，對於這次戰鬥來說，並不是過甚其詞。有的部隊白天打仗，夜間還要在該地露營，許多同志疲勞過甚，倒頭便睡，第二天拂曉才發現是和屍體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間口渴，摸到河溝裏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曉一看，河溝裏的水泛着紅色。”(《聶榮臻回憶錄》上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水口惡戰，是毛澤東等領導人始所未料的。戰士們的英勇，使他不止一次喉結髮硬。所幸的是，在頑強的戰士面前，10個團之敵終潰敗了。爲此，他後來總結說：水口戰役“喫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爲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水口惡戰後，紅軍奉命北移，渡過於都河，到達興國南郊。這時，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趕到前方，蘇區中央局書記由任弼時代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鑑於紅1方面軍無總政委，蘇區中央局提議由周恩來兼任方面軍總政委。但到達前方後的周恩來，根據前方的實際，得出一個新的感想：富於軍事指揮才能的毛澤東豈能閒置一邊應該讓他擔任總政委！7月25日，周恩來邀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央局：“我們認爲，爲前方作戰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爲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中央局堅持原議時，周恩來於7月29日又致信中央局，堅持由毛澤東出任紅1方面軍總政委，並陳述道：如果由自己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並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極力舉薦毛澤東爲“帥”，真可謂用心良苦，誠懇之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爲周恩來的真誠感動了。他，真正認識了他。中央局也終被周恩來感化了，遂於8月8日接受了周恩來的提議，任命毛澤東爲紅1方面軍總政委！於是，同一天，中革軍委發佈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已到軍中工作的命令》，並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爲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重任總政委，全軍立時一片歡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重又“出山”領導軍事了。於是，他根據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部興國會議精神，決定：揮戈北進，消滅樂安、宜黃之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烈日炎炎，馬蹄踏踏。8月15日，紅軍到達樂安的招攜一線，隨即開始了攻打樂安、宜黃的戰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駐守樂安城的是敵孫連仲部高樹勳師的第80旅。17日凌晨，紅軍兵臨樂安城下。搭雲梯，搞爆破，集結火力，英勇突擊，紅軍戰士前仆後繼，很快突入樂安城。中午時分，結束戰鬥，全殲該旅3000餘人，從旅長、團長到勤雜人員無一脫逃。這天，一架敵機前來襲擾，被紅軍一舉擊落。戰士們無不興高彩烈，歡呼道：“這一仗打得真痛快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攻佔樂安後，毛澤東、朱德隨即命令圍攻宜黃。宜黃守敵27師師長高樹勳親率部屬防守抵抗。8月20日，戰鬥打響了。紅軍苦戰了一天，竟未能奏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改爲夜襲！”毛澤東與朱德商量時，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宜黃城外工事較多，地形又開闊，我軍全部暴露，豈不自取滅亡？夜裏就不同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朱德等同意了這一方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夜，月光如晝，繁星閃爍。我軍從西北門突進，激戰了一天的敵人未料紅軍夜間再攻，果如毛澤東之言！未戰數時，紅軍即突入城內，守敵兩個旅大部被殲，師長高樹勳率殘部星夜而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樂安、宜黃兩役，連戰連勝，共殲敵5000餘人，繳槍4000餘支，爲水口之役解了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高樹勳覆滅了。敵人大爲震驚！駐守南豐的毛炳文師急向南城靠攏。“敵退我進”！我軍於23日又乘勝佔領了南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紅軍一週內連克三城，爲第四次反“圍剿”戰局創造了有利條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功勞是分明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爲之躊躇滿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寧都會議失軍權——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二落\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豈知，大勝之後，令人痛心的事情又發生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樂安、宜黃戰役後，紅軍總部繼佔領南豐後，擬乘勝攻取南城。於是，周恩來、毛澤東等於8月24日隨軍進抵南城近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毛澤東隨即發現：南城守敵有3師之衆，且敵虎視眈眈，已作好戰鬥準備！據此，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根據敵人工事堅固和紅軍攻堅勢必形成相峙局面的情況，適時改變了預定計劃，主動撤至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致電後方蘇區中央局(任弼時代理書記，成員有項英、顧作霖、鄧發等人)，並轉告臨時中央：說明了改變計劃的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事與願違。臨時中央和後方中央局卻極力催促紅1方面軍向北進擊，威脅南昌，指令紅軍不要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於是，以臨時中央和後方中央局爲一方，與在前線的周、毛、朱、王爲另一方，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尖銳的分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方是上級，一方是下級。上級遠離前線，不知實情，而瞭解敵情的下級卻難違上命。真是令人爲難啊！爲徵得同意，9月23日，周、毛、朱、王聯名再次致電後方中央局並轉中央，陳述了理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認爲，在現在不利於馬上作戰的條件下，應以奪取南豐、赤化南豐河兩岸，尤其南豐至樂安一片地區，促使敵情變化，準備在運動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爲目前行動方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未料，9月25日，後方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積極進攻”的方針，覆電他們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並強調說：如不採取“積極進攻策略，”“可能演成嚴重錯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毛澤東等接電後，於同一天，再次致電後方中央局，堅持原有看法，陳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來，黨內陳述不同意見，乃正常現象。但後方中央局對周、毛、朱、王的意見，卻大爲惱火，於9月29日蠻橫地斷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認爲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語氣、腔調都升級了。矛盾已發展到尖銳的地步！雙方一來一往，脣槍筆戰，毫不妥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矛盾激化的結果，種下了寧都會議的種子，成爲可悲的“寧都會議”召開的背景和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幾天後，即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間)，爲了解決前方和後方中央局成員之間在作戰方針上的意見分歧，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開了全體會議。這便是黨史上舉足輕重的“寧都會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平靜的小源，一時不平靜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蘇區中央局全體成員都來了。他們是：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8人——4比4，陣營分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會議先由任弼時主持召開。後來，周恩來從前方趕到，主持了會議。會議開始“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即臨時中央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 “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方中央局首腦得着臨時中央的支持，似乎秉承着一把“尚方寶劍”，口氣強硬，鬧得挺兇，一時佔爲上風。在對中央蘇區自2月攻打贛州以來的全部工作進行總結時，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似乎成了他們的“靶子”。後方中央局一味堅持中央不符合實情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積極進攻路線”，對毛澤東進行了橫加指責。如：攻贛州，本來是戰略上的錯誤，可是他們卻認爲“依據當時的情況都是絕對需要的。”沒有打下贛州，不是從戰略上找原因，不是真誠地從中汲取教訓，而是歸罪於毛澤東等執行中央命令不堅決，指揮猶豫所致。硬說：“攻贛州有克城可能，惟因對敵必堅守中心城市的估計不足，遂未堅決佈置，解決增援敵人，在輕敵之下，造成增援之敵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術有缺點，致未能克城而撤圍。”又如打漳州本來是正確的，並且取得了很大勝利，可他們卻認爲：“進佔漳州雖獲勝利，有很大政治影響，但來往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再如：8月下旬紅軍在南豐、南城、宜黃等地分兵作羣衆工作，爲粉碎第四次“圍剿”創造戰場的行動，本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可是他們卻認爲“是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是“對敵人大舉進攻的恐慌動搖失卻勝利信心”，扣上了“等待觀念的錯誤”，和“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等大帽子加以批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是條硬漢子。他沒有屈服，據理反擊。於是，會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結果，蘇區中央局多數人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的反對，決定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對此堅決反對。他通過到蘇區後對毛澤東的觀察，深深覺得毛澤東是難得的“帥才”，不同意將毛澤東召回後方。他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因此，他堅持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的兩種辦法，都意在把毛澤東留在前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的眼光是長遠和正確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是，會上多數人卻認爲：毛澤東“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以上引文均見《蘇區中央局在寧都所開之全體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0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困惑了。後方中央局同志們的不信任，似一塊巨石砸在他的心上。於是，他提出了請“病假”的要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來，毛澤東是違心而無奈的。豈知，會議卻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意見，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歷史，鑄就了一個大錯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2日，中革軍委即發出通令，向全軍公佈：“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爲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多麼漂亮的“外交辭令”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被召回後方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寧都會議終於以後方中央局首腦們的勝利，降下了帷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紅一方面軍的有識將士茫然了。他們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們猜測着，卻不得其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後，毛澤東失去了軍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周恩來與王稼祥的支持\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撤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使周恩來深覺不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明黨內鬥爭真相的人，從表面上看，周恩來接任了毛澤東的總政委一職。似乎是“奪了毛澤東的軍權”……其實不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與毛澤東雖然不算深交，但大革命時期在廣東就相識了。蔣介石背叛革命後，風雲突變，一時羣雄並起。爲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人東奔西忙，周恩來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的秋收起義，都幹得轟轟烈烈。兩大起義失利後，毛澤東上了井岡山，周恩來從廣東、香港輾轉到了上海，在黨中央擔任組織局主任(後任黨中央組織部長)，指導全國的革命鬥爭。周恩來先後與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共過事，富有高層領導經驗，善於團結同志，有着很強的組織紀律性。他在中央領導機關，一直非常關注、關心在贛南、閩西浴血奮戰的紅四軍和毛澤東。當紅四軍黨的“七大”發生重大爭論時，他是支持毛澤東的，並交待陳毅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前委領導崗位。中央蘇區創立前後，他也多次代表中央起草給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蘇區中央局的重要指示信件，指導中央蘇區的鬥爭。來到中央蘇區後，他與毛澤東朝夕相處、共商戰事，對毛澤東有了更爲具體的瞭解，深知毛澤東對戰爭有豐富的經驗，對戰略有獨特的見地，是不可多得的“帥才”。正因爲如此，他才向蘇區中央局極力舉薦起用毛澤東爲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如今，寧都會議一開，又把毛澤東的總政委拿掉了，由他出任，這能不叫他心憂爲難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寧都會議後，後方中央局的任弼時、項英等人對周恩來的態度極爲不滿，上告臨時中央，抱怨周恩來“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辯護，”是搞“調和”，是“模糊了已經展開的鬥爭路線”等。周恩來對此也不甘示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承認自己在會議中“對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但也“指出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並反駁說：“認爲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路線，我不能同意。”素來溫和的周恩來也有點火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被解職後，周恩來依然尊重着毛澤東。10月14日，也就是中革軍委發出解除毛澤東總政委一職通令後的第三天，周恩來在一份紅1方面軍發佈的戰役計劃上仍然署上了3個人的名字：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代總政委周恩來，並特地在計劃書上註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有便，請送毛主席一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恩來可謂是一片赤誠，用心良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寧都會議後，周恩來到毛澤東的住地黃泥草屋看望毛澤東，安慰他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潤之，要顧全大局，相忍爲黨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恩來，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來個電報，我還可以回來！”望着長鬚微微顫動的周恩來，想到近日來周爲他付出的犧牲，毛澤東眼眶也有點潮潤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兩雙巨手在緊緊相握。兩位蘇區領袖互道珍重，含淚握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寧都會議上，紅1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這一點，使後方中央局任弼時、項英、顧作霖十分震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稼祥本是六屆四中全會派來的中央三人團成員之一，他是在前方同毛澤東深入接觸後，瞭解了毛澤東的學識才幹，深感毛澤東在軍事上比那些大城市來的和在大城市待著的人，更有一套，要高明得多。因而在會上作了“反叛”性的公正發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衆所周知，我與毛澤東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王稼祥不卑不亢，侃侃而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認爲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所以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稼祥基於這種想法，不同意讓毛澤東回到後方去，斷然主張： “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後方中央局的一些人氣勢很盛，咄咄逼人！周恩來、王稼祥處於少數，終未改變局面。儘管周恩來以後曾說過：“我若堅決反對，還是可以反對掉的。”但在當時不行，周恩來畢竟難以“堅決反對”，他要“服從上級”，聽中央的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寧都會議後，王稼祥感到很憤懣。但毛澤東卻心懷坦然地對王稼祥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稼祥，別說了。我們處於少數，服從組織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後方，我到後方去後，軍事上有什麼問題，你們還可以隨時來找我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稼祥聽了這番話，更加敬重毛澤東的革命品質。直至“文革”期間，他在身陷囹圄的高壓下，仍在自己的自述裏簡單地寫了這樣一句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寧都會議上我是擁護毛主席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稼祥素來是個“謙虛謹慎，絕不諉過喧功”(王震語)的人，他的這句話言簡意賅，絕對可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開始擺脫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桎梏，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這正是他後來在遵義會議上率先投毛澤東一票(關鍵的一票)的思想基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26日，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正式宣佈撤銷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任命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兼任總政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後，紅一方面軍總部前方的電文署名，由“周、毛、朱、王”4人，變成了“周、朱、王”3人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滿懷惆悵，離開了他熟悉的紅一方面軍，離開了習慣的軍旅生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　福音醫院裏的慰藉\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寧都會議對毛澤東不啻是沉重的一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窩囊氣，他原本是個血氣方剛的錚烈漢子，且想象豐富，思維活躍。如今，卻要把這口氣忍了。這是多麼痛苦的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想起中央蘇區三次反“圍剿”時，親臨前線，指揮若定，那是多麼瀟灑自如，得心應手，勝利一個接着一個！如今，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了，你們又想把首府從瑞金遷到贛州去，一再堅持打贛州，結果，打贛州打輸了，反認爲是對的；我們打漳州打勝了，反倒是錯的！這是什麼理什麼邏輯！什麼“右傾”、“保守”、“動搖恐慌”、“守株待兔”，我什麼時候動搖恐慌過井岡山那陣子，那麼苦我也未動搖過呢！什麼“爲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專做政府工作”，黨內也來這一套！……算了，反正已請了病假，休養一段再說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越想越氣。一氣之下，竟沒有回紅都瑞金，從寧都徑直東行，到了閩東長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東行長汀，一是想休息一下，養養病；二是探視正在長汀福音醫院分娩的妻子；三是看望老朋友傅連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到福音醫院，就見到了院長傅連暲。傅連暲笑吟吟地對毛澤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恭喜！恭喜！毛主席，您喜得貴子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噢，是嗎”毛澤東頓時一掃愁雲，滿心歡喜。“快，帶我去看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傅連暲見毛澤東樂不可支，忙領他走進住院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賀子珍正臥牀坐月子，沒想到毛澤東來了，一時，喜出望外。毛澤東凝望着愛妻，抱起了襁褓中的嬰兒，高興地問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什麼時候生的取名了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賀子珍見毛澤東那高興樣，瘦削的臉龐上也洋溢着笑容，答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才14天，爸爸未在，誰取名呢！媽媽叫他‘小毛’……。”賀子珍時患痢疾，怕感染給孩子，臨時請了個奶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聽後笑道： “好。人家叫我‘老毛’，現在又來了個‘小毛’。好，小名就叫‘小毛，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小毛”是毛澤東和賀子珍愛情的第二個結晶。第一個是1929年在龍巖生的女孩，當時爲了隨部隊行動，忍痛託付給當地的老鄉了。記得當老鄉抱走哇哇啼哭的嬰兒時，賀子珍的心像撕碎了一般，呼天喊地的，因此這第二個孩子顯得特別疼愛，說什麼也要留在身邊撫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福音醫院裏，“紅色軍醫”傅連暲爲毛澤東檢查了身體。毛澤東確實在患着病，一直髮低燒。經過X光透視，發現肺部有鈣化點，說明他患過肺結核，發低燒可能是過度勞累的結果。傅連暲勸毛澤東在醫院裏好好休息幾個月，養精蓄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毛澤東是個閒不住的人。他由於心有積鬱，一時，拼命地看書，看傅院長給他訂閱的各類報紙。如：上海的《申報》、《新聞日報》、廣州的《超然報》、《工商日報》等。由於沒有好好休息，加上對根據地和紅軍前途的憂慮，毛澤東身體日漸消瘦、虛弱，有一天竟吐起血來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時，賀子珍不在身邊，嚇壞了警衛員吳吉清。他趕緊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即決定讓毛澤東到福音醫院附設的“老古井休養所”休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住進了“老古井”，接受治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是一幢淡紅色的小洋樓。樓外綠樹成行，濃遮密障，風景很是優美。以前，徐特立等人也在這休養過。\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賀子珍滿月後，抱着毛毛來到老古井。毛澤東一見，連忙接過孩子，親暱地吻着、逗着。毛毛給逗笑了，笑得那麼可愛！毛澤東高興極了。這可是戰爭硝煙中的天倫之樂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賀子珍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毛澤東，發現他本來消瘦的臉更瘦了，眼窩下一道黑圈，頭髮又粗又長，心裏不禁掠起一陣哀傷，心疼地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潤之，您受苦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受苦哈哈……!”毛澤東不變平素的幽默、詼諧，大笑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來到閩山桃花源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賀子珍從毛澤東的笑聲中，體察到一種深埋心底的憂憤，不由得輕輕地嘆了口氣。她知道：男兒有淚不輕彈，毛澤東尤其如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孩子的笑容，妻子的關切，毛澤東似乎真是驅除了胸中的煩惱，整日裏樂呵呵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是，時間一長，毛澤東也感到心躁，一種惆悵，寂寞之感油然而生。“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長期的戎馬生涯，倥傯歲月，使他習慣於聽戰馬的嘶鳴和衝鋒的號聲，習慣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如今，卻蟄居在這偏僻的小樓，遠離了紅一方面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天，賀子珍見毛澤東心緒不佳；便提議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潤之，我們去北山散散步吧！聽說山上有座金沙寺，是汀州八景之一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好，看看去！”毛澤東慨然應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冬日的太陽撒落一層淡淡的暖氣。毛澤東和賀子珍來到北山腳下，沿着山路，拾級而上，一路上談笑風生，不覺到了山頂。兩人佇立在金沙寺前，只見寺頂的琉璃瓦上，流動着一團團金黃黃的光澤。極目遠眺，汀州風光，盡收眼底！遠山如黛，房屋如盒，櫛比鱗次，流金溢彩……真令人心曠神怡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忽然，賀子珍被寺旁一株臘梅吸引住了。她走過去吻着芬芳的梅花，不禁叫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潤之，快過來，這臘梅真香，真美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乘興過去，果見寒風中一株臘梅昂然挺拔，梅花朵朵，鬥霜競放。多麼高雅，多麼剛強！古人賞梅，曾以梅之曲、之欹、之流來鑑之高下。而今，毛澤東賞梅則是另一種心境：天寒地凍，悄然而放，錚錚風骨，猶於人也！不禁吟詠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春心樂於花爭發，與君一賞一陶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歸途中，毛澤東顯得格外爽朗，平日裏憂鬱的神態一掃而盡，不時露出欣慰的笑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身在醫院，心繫蘇區和紅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久，中共福建臨時省委代理書記羅明住進醫院，他是隨同東路軍進軍贛州時跌傷腰部，來到醫院開刀治療的。毛澤東在漳州戰役中認識了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天，毛澤東見到傷愈後的羅明。兩人促膝談心，談得很投機，也很融洽，談了整整一個上午。毛澤東概括地總結了三次反“圍剿”的鬥爭取得勝利的經驗，面對第四次“圍剿”在即，對羅明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福建和江西一樣，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實行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接着，毛澤東又告訴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你們應在杭、永、巖老區開展游擊戰爭，牽制和打擊漳州國民黨第19路軍和廣東陳濟棠部隊的進攻，這對於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蘇區十分重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羅明傾聽了毛澤東的談話後，好似茅塞頓開，第二天便出院了。隨即召開省委會議傳達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指示。參加會議的張鼎丞、譚震林、劉曉、李明光、郭滴人、李堅貞等，都一致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並決定由羅明任省委特派員去(上)杭、永(定)、(龍)巖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在羅明離開期間，由劉曉主持省委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羅明輾轉經長汀、新泉、上杭、永定等縣，分別召開了各縣縣委擴大會議，向當地幹部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杭、永、巖前線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具體領導政治動員和軍事行動。由於羅明等按照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思想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有效地打擊了敵人，保衛了中央蘇區，幹部和羣衆受到很大鼓舞，閩西的革命形勢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羅明：《關於“羅明路線”問題的回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始所未料，幾個月後，羅明在福音醫院同毛澤東的接觸，羅明在福建杭、永、巖所開展的工作，竟被臨時中央領導人斥爲“羅明路線”而遭批判，羅明受到嚴厲的打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退避三舍，也不得平靜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而，福音醫院的幾個月中，乳兒的笑臉，妻子的深情，院長的照料，羅明的身影……這些終給身處逆境的毛澤東帶來了欣喜和慰藉。\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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