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51b1e944c750430cb0401f4b0c736358\" img_width=\"675\" img_height=\"537\"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 1951年5月，中央辦公廳祕書室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某些領導人對人民來信來訪不夠重視的情況，提出了正確對待人民來信來訪的基本觀點和意見，建議各級領導機關根據信訪數量，指定專人兼管或設置專門機構負責處理這項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很重視馬建猷來信反映的問題，於1965年1月13日對這封來信寫了以下批語：“印發工作會議同志們，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好。

"\u003C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65f996cb03134fd7b02eb064e5fe1671\" img_width=\"678\" img_height=\"506\"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是黨和政府密切同人民羣衆聯繫，保護人民民主權利，傾聽人民意見，接受人民監督的重要途徑。人民羣衆通過向政府機關或領導來信，提出各種要求，對各項工作提出建議，對一些幹部提出批評，這是人民的一種民主權利。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歷史階段，毛澤東非常重視這項工作。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把人民信訪工作看做是黨和政府與人民聯繫的橋樑和紐帶，是幹部瞭解人民疾苦和呼聲的重要渠道與途徑，是與人民羣衆溝通的一種有效載體。在繁忙的國事活動當中，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親自受理人民來信，傾聽人民羣衆中的不同聲音，關心人民羣衆的疾苦，解決落實人民羣衆的正當要求。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在革命根據地時，毛澤東就非常重視人民信訪工作 \u003C\u002Fstrong\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新中國成立以前，在中央蘇區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非常重視人民信訪工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即中央工農民主政府，設立了有關部、委、局，並在辦公機關內掛有“來訪接待室”的牌子。人民信訪工作在此前後已產生並逐步發展。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發表了《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就如何實現黨的中心任務，堅持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作出了深刻的闡述，爲做好人民信訪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在當時的政府機構中，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到省、市及縣的組織系統，都設有內務部（科）、工農檢察部（科）等組織機構。人民信訪除中央政府的祕書處、內務部同時受理外，大量的羣衆信訪、控告主要由工農檢察部受理。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從《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中可以看出，受理人民羣衆信訪、控告主要是由工農檢察部的控告局負責。從中央到地方蘇維埃政權的工農檢察部（科）控告局，是戰爭年代人民信訪工作的組織機構，辦理了大量人民羣衆來信、申訴、控告、檢舉及接待來訪工作，聽取人民羣衆的意見，幫助羣衆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嚴肅查處貪污腐化案件，糾正違反政策和侵害工農利益的各種錯誤行爲。\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400d87a8225c4db0b9e99ad2307dd5d5\" img_width=\"675\" img_height=\"478\"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在這期間，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便是從人民來信提供的線索中，查處了瑞金縣貪污案。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信。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何叔衡認爲，舉報信沒有署名蓋章，更說明問題的複雜性、嚴重性，更應該引起重視。他說，我們強調舉報信要簽名蓋章，主要是爲了方便調查覈實，但不能因爲匿名而隨便處理羣衆來信。於是當即部署力量，先後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通過明察暗訪，初步查實瑞金縣蘇維埃浪費現象異常嚴重，可能還隱藏着更多更爲嚴重的問題。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對此，工農檢察部報告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臨時中央政府指令加緊調查對瑞金縣蘇維埃的檢舉。工農檢察部與蘇區工會、少共中央取得聯繫，從中抽調力量組成“輕騎隊”，在部長何叔衡的領導下開展進一步調查。“輕騎隊”從12月15日開始工作，經過努力，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浪費的事實大部分被檢查出來。取得結果後，中央工農檢察部在瑞金縣城召開蘇維埃工作人員大會，通報工作經過和檢查結果，並以《輕騎隊通訊》爲題在1933年12月26日《紅色中華》第138期上予以公佈。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於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彙報。會議決定，將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勳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判決，並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警告處分。1934年1月4日，《紅色中華》第140期公佈了這一處分決定。唐達仁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羣衆退回的公債、谷票等款，變賣公家物件和穀子，及隱瞞地主罰款共34項，合計大洋2000餘元，經法庭審判後，被處以死刑，並沒收其個人財產。藍文勳隱瞞唐的貪污案件，有放縱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職查辦。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7a355cdd9fb3469c9d3e50c2d54dfece\" img_width=\"672\" img_height=\"491\"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批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來信逐漸多起來。據逄先知回憶，開始毛澤東幾乎對每一封來信都親自閱示，由祕書田家英協助處理。有些是毛澤東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由田家英代爲回信。後來人民來信越來越多，就成立了一個機構，專門爲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處理信訪工作，田家英是負責人之一。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儘管如此，毛澤東仍先後幾次就羣衆寫給他的信件的處理作出批示。在1950年中央轉發的關於處理羣衆來信問題的報告上，他寫的批語是：“請你們對羣衆來信認真負責，加以處理，滿足羣衆的要求。對此問題採取忽視態度的機關和個人，應改正此種不正確態度。”針對地方不重視人民信訪工作，毛澤東批評說：“據報山東省政府就積壓了7萬多件沒有處理，省以下各級黨政組織積壓了多少人民來信，則我們還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這些人民來信大都是有問題要求我們給他們解決的，其中許多是控告幹部無法無天的罪行而應當迅速處理的。”\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51b1e944c750430cb0401f4b0c736358\" img_width=\"675\" img_height=\"537\"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center\"\u003E 1951年5月，中央辦公廳祕書室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某些領導人對人民來信來訪不夠重視的情況，提出了正確對待人民來信來訪的基本觀點和意見，建議各級領導機關根據信訪數量，指定專人兼管或設置專門機構負責處理這項工作。毛澤東贊同和肯定了這些觀點和意見，並在這份報告上加的批語中說：“這是專門爲我處理人民來信的祕書室寫的報告，我認爲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羣衆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繫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構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和祕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9c8c44a9afe471b9bee5fdd8eb7d581\" img_width=\"677\" img_height=\"497\"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這個批示發出20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就作出了《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決定》指出：“各級人民政府對於人民的來信或要求見面談話，均應熱情接待，負責處理。”這個《決定》的頒佈實施，是新中國信訪制度正式確立的起點。此後，各級領導機關根據信訪數量，指定了專人兼管，或另設置專門機構負責處理信訪工作。這個批示極大地推動了全國信訪工作的建立和發展，直到現在，它仍然對信訪工作具有指導意義。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針對辦信不及時，毛澤東痛斥：“共產黨員不爲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麼共產黨!”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對人民來信相當重視，或直接提出處理意見，或批轉給有關方面調查覈實、研究解決。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熱血青年從海內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他們非常關心，大多送到抗日軍政大學深造，許多人很快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過《人民海軍報》總編輯的柳夷就是其中之一。當年，他爲此事致信毛澤東，並得到毛澤東的親筆回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柳夷同志：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還是八月間的你的信，今天才復你，不知對於你的問題還有幫助否?不知你還在三大隊否?我因忙，積累至今才復，對你不起!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你的意思是懇切的，如果陝公抗大黨的同志所說，你的表現夠上入黨資格，僅僅過去加入與脫離國民黨一點無人證明，是確實的，而你在延安又有九月之久，並無其他不能入黨的問題存在，我以爲是可以入黨的。此事解決辦法，可持此信與三大隊負責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隨同交給他們看，要求他們最後考慮你的問題。如尚不能解決，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張主任處。你所指出的幾個缺點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給政治部參考。最後告訴你的，馬列學院必須黨員並須學養較高者才能進去。此復，並致敬禮!\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毛澤東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十月三十日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寫回信的時間是1938年。這時，不僅抗日戰爭形勢十分緊張，同時也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理論思考與寫作繁忙的時候，如《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重要著作，就是這時寫的。他在工作如此繁重的情況下，還抽時間給一個剛走入革命隊伍的青年回信，使人感動。毛澤東回答問題，明確肯定，沒有任何應付的話，並清楚地告訴寫信者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而對於寫信人提出的入馬列學院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則明確表示不可。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51年8月31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廠內工資不合理並提出調整的建議。辦信的同志壓了幾天，未將來信及時反映上去。毛澤東知道後，發了大脾氣，說：“共產黨員不爲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麼共產黨!”並立即回信：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中共石景山鋼鐵廠黨委會的同志們：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謝謝你們使我知道了你們廠裏的情況和問題。我認爲你們的建議是有理由的，已令有關機關迅速和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此復。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順祝\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努力!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毛澤東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從收到來信到回信，不到半個月。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51年，北京被服廠調整工資，由於政策規定上的原因，調整工資的大多不是直接生產的工人。這樣一來，有些工人覺得這不公平，生活反而不如過去好，於是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情況。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很認真地看完信，提筆給北京市市長彭真寫信，要彭真派出妥當的人去切實調查和研究一下北京被服廠的工資情況。他說：“如真的如信中所說那樣不合理，應給予解決。” \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bacfdc83d00943928a5a891b16bf3746\" img_width=\"676\" img_height=\"481\" alt=\"毛澤東同志與人民信訪工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外交部亞洲司的服務人員魏寶貴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中央機關的一些幹部用公家的小汽車接送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子女，造成汽油浪費。他建議可以由學校設幾輛汽車負責接送，並在西單附近設一個點，家長到這個點上接送孩子，這樣可以節省國家的開支，也節省家長的時間。毛澤東認爲“這個建議值得注意”，並把這封信批轉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查明酌辦”。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人民來信的數量激增。有時毛澤東一天要看幾十封人民來信。劉少奇發現後，對中央辦公廳祕書室的同志說：“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是不是可以選送一些。一般來信可以搞內容摘要。”毛澤東同意了，後來每天送5至10封，一直到1966年。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工人金祥根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當時物價不斷上漲，工人們節衣縮食、多年積蓄的一些錢一天天地貶了值。在表示難過、不滿的同時，金祥根在信中還提出兩項建議：第一，政府應努力穩定物價，使人民羣衆對幣值有充分信心;第二，有關部門應每月公佈物價總指數，存款採取保本保值措施等。毛澤東看過這封信後，於3月4日把信批轉給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處理。批語是：“先念同志，請您找幾個內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這個文內所提的兩項辦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樣做到，何時做到。如有結果，請告我。”後來，這位工人的意見在黨和政府關於財政問題的決策中得到體現。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65年1月3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馬建猷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他在農村工作中遇到的兩件事情。他在信中說：“我將深藏心裏已五年的隱憂疑問大膽向您反映。”馬建猷向毛澤東反映了兩件事情。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一件事是：1958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畝產數千斤的高產衛星，四川省組織參觀團前往取經，馬建猷在參觀中發現了這些高產是浮誇、虛報，仿學必然造成生產上的巨大損失。於是向參觀團的領導提出，但當即遭到批判。參觀後給省委寫報告也不準將調查瞭解的實情實寫，只能按公社書記介紹的寫。回省後，馬建猷用私人信函向有關領導反映參觀見到的真實情況。瀘州專署的一位副專員對他說：“你何不寫信告到毛主席那裏去!”結果，到了1959年即有人來追查這位副專員同他的談話。馬建猷在信中對毛澤東說：“我對此一直想不通，難道一個革命幹部不準向主席反映情況嗎?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麼限制嗎?”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另外一件事是：“1959年3月我下放瀘縣石洞公社，4月看到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當時我迫不及待地把這封信向社員宣讀了，社員們無不歡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單位向職工讀了。沒想到，沒幾天就聽說主席這封信不往生產隊發了，許多生產隊根本不知道主席寫過這封信。還有人批評我，說我向社員和職工宣讀主席的信是歪曲了主席寫這封信的意圖。”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馬建猷信中說的“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是指毛澤東於1959年4月29日給省級、地級、縣級、隊級、小隊級幹部的信。信裏講了關於農業方面包產、密植、講真話等六個問題，中心思想是提倡在工作中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其中提到包產“根本不要管上一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喫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喫虧”等。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很重視馬建猷來信反映的問題，於1965年1月13日對這封來信寫了以下批語：“印發工作會議同志們，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後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批語中所說的“工作會議”，是指當時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75年8月5日，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紅旗渠等地參觀學習時，發現那裏的食鹽很貴，價格高，有的地方每斤賣一角一分，有的每斤賣一角三分，還有的每斤賣一角六分等。她說：食鹽、布匹是人民羣衆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價這樣高，這是對待山區、老區人民羣衆的態度問題。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後於8月13日作出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各同志，並議一下。”根據毛澤東的批示，這封來信不僅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進行了傳閱、討論，而且還作爲中央當年9月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會議文件印發，以引起全國對這類問題的關注。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從人民來信中瞭解下情，調整或制定政策 \u003C\u002Fstrong\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人民來信工作是黨和政府領導機關的“觸角”和“晴雨表”。羣衆反映的問題，既是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檢驗和監督，也是黨和政府進一步制定、調整和修改政策的依據。\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49年8月，北平市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從口袋裏掏出一封羣衆來信說：“我收到一封來信，念給大家聽。”這封信的大意是：國民黨、共產黨半斤八兩，糧食不斷長（漲價）。唸完後，毛澤東說，請大家出主意，想辦法，如何制止“糧食不斷長”。果然，不久就抓起了“糧老虎”，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從根本上解決了糧食不斷漲價的問題。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49年秋，上海市有些人民來信反映那裏有許多人失業，生活發生困難。田家英在瞭解這個情況後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後來，中央作出了“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着喫”的重大政策，指示全國各級黨委和政府，對包括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在內的人，給以工作，給以飯喫。當年9月，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用這個事實駁斥了艾奇遜攻擊共產黨解決不了失業問題的讕言。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50年，田家英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學學生功課負擔太重、營養不足、健康水平下降的來信，立即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給有關部門認真研究解決。經有關部門認真研究提出改進意見，報中央批准後實施，提高了全國大專院校學生伙食費標準，改變了功課太多太重的狀況。1951年10月27日，河北省委黨校陰一剛（副校長、黨委書記）、羅雲路（副祕書長）給中共中央寫信，表示不同意中央文件中“半無產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並希望毛澤東給予答覆和指示。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看了陰、羅的來信後很重視。他將此信批轉給劉少奇、胡喬木、安子文閱，並讓安子文提出處理辦法。安子文同胡喬木等人研究後，由安子文在1951年11月28日給毛澤東報告說，持陰一剛等同樣意見的人尚有許多，許多地方在整黨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這種提議是有理由的，對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應予修改。他們還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國革命領導階級問題的修正指示》的電文。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於1951年12月15日寫信給在杭州的劉少奇徵求意見。劉少奇覆信同意。毛澤東又給周恩來、朱德、陳雲、楊尚昆寫信徵求意見。他在發給全黨的《修正指示》中坦率地說：“過去的這種提法，中央認爲是不適當的，而河北省黨校陰一剛、羅雲路二同志的意見則是正確的。”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陰一剛、羅雲路的信引起毛澤東的重視，並導致中央文件中一個重要提法的改正。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以謙虛和平等的態度處理兩位理論工作者的來信，直接的結果是及時修正了中央文件中的不適當提法，使文件臻於完善。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52年5月27日，中央辦公廳祕書室向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其中說，1月至4月共收到反映失業情況和要求就業的來信645件，其中32%是知識分子，24%是工人、店員，20%是遣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10%是城市貧民。毛澤東很重視這份報告，5月31日就批給周恩來，批語寫道：“失業問題仍頗嚴重，此件請一閱。似宜由中央勞動部或直接由政務院召開一次失業問題處理會議，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員參加，訂出可行的處理辦法，請酌定。”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中央辦公廳祕書室常常收到人民來信反映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行爲。祕書室對這方面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寫成綜合報告，並且提出瞭解決問題的建議，報給了中央，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同意。中央把這份報告轉發給各級黨委。毛澤東的批語是：要“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檢查一次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情況，並向它們展開堅決的鬥爭。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爲揭發。其違法亂紀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予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這場“新三反”鬥爭，對於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現象，促進黨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羣衆的密切聯繫，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72年12月12日，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師李慶霖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其孩子下鄉插隊生活困難，田糧不夠喫，以及當地在招工、招生、招幹工作中拉關係，走後門等情況。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親自給他回信：“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之後，中共中央把李慶霖的信和毛澤東的覆信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要求認真進行傳達學習，同時要求全國各地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進行一次檢查，發現類似問題及時解決。1973年六七月間，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擬定並通過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作出了新的調整。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strong\u003E 從人民來信中傾聽羣衆呼聲，還特別注意對一些過激信件的處理 \u003C\u002Fstrong\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58年9月，正值“大躍進”高潮期間，一封無署名的來信寫給毛澤東，反映安徽省靈璧縣有些鄉謊報畝產，多報種植面積，幹部打人，以致造成嚴重災情、餓死人等情況。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後，於10月2日批轉給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批語是：“曾希聖同志，是否屬實，請派人去那裏查一下，酌量處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安徽省委即派檢查組專門到幾個鄉進行調查，結果證明信中反映的問題基本屬實。之後，安徽省委就這一問題作了檢查，並採取相應措施，對問題進行糾正和處理。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58年，河南省長葛縣坡湖人民公社一社員向毛澤東寫信，反映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非常嚴重，要求上級機關派人調查。毛澤東於11月29日給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寫信：“這種情況，肯定只是少數鄉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幾的鄉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調查研究，作出處理，通報全省，引起注意。”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1963年12月12日，中央辦公廳祕書室在《羣衆反映》中編印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給予生活出路》的材料。材料中反映，近年來上海地區要求解決工作問題的羣衆來信顯著增加。來信的人，以被精簡的職工爲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學就業的社會青年，再次是其他各類無業人員。精簡職工中，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老弱病殘職工;另一類是家在上海市區，被精簡後中斷了生計，坐喫山空。一些未能升學的社會青年，或者家裏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雙亡，本人無依無靠，都要求就業。從來信看，有一部分人思想極不滿，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謀職，或者寫信給蘇聯大使館，要求接受他們去蘇聯工作或學習。還有些搞投機倒把，少數人甚至參加或組織反動團體。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看了這些材料，毛澤東緊鎖眉頭，提筆把材料批轉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柯慶施、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毛澤東寫道：“此事必須解決。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即使暫時不能就業，也要支出一筆救濟費把他們養起來，以待逐漸設法就業。”同時將這個批件送給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閱看，徵求他們對批示的意見：如以爲不妥，請退回修改;如以爲可用，請交楊尚昆加封寄去。毛澤東在給他們的指示中強調：“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在20世紀70年代，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誣陷，被錯誤拘禁、審查的老幹部的子女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解決其父母的問題。對這些來信，毛澤東都認真看過，並一一批轉給有關領導人和有關方面，要求認真核實、解決，糾正冤假錯案。如，毛澤東在一封信上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規定的?應一律廢除。”正是這些批示，使部分受誣陷、遭迫害的老幹部得到昭雪，並被重新使用。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對一些過激信件的處理。1961年前，在經濟困難時期，有些人給中央寫信表示不滿。有些同志認識不清，把其中某些帶有謾罵詞句的信當做政治問題對待，轉給公安部。毛澤東知道後說：“一般表示不滿意見的，都不要當做反動信看待，不要轉交公安部門追究寫信人。信中談到的具體問題，能夠處理的，就交給有關部門處理;不能處理的，可以存檔不辦。”這一指示，對保護反映人、正確處理信訪中的過激問題指明瞭方向。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告誡全黨：“羣衆生產，羣衆利益，羣衆經濟，羣衆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幹部們應時刻注意的。”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以身作則，始終把羣衆的冷暖溫飽掛在心頭，關心羣衆疾苦，傾聽羣衆呼聲，爲各級領導幹部對待和處理人民來信樹立了光輝典範。\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來源：《黨史博覽》2009年第2期，作者：遊和平\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741129337811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