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风流，唯有晋代”
首先看人物品藻。宗白华指出：“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在目前已成定评。不过，还可追求的是，一般对于人物品藻的评价均从其对魏晋美学的影响立论，但是，是否还应进一步追问，人物品藻的审美化是否与人生的审美化密切相关？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是人物品藻的着眼点。我们知道，人物品藻始于《人物志》。关于《人物志》的重大意义，牟宗三先生曾加以精辟阐述：“每一‘个体的人’皆是生命的创造品、结晶品。他存在于世间里，有其种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态或姿态。直接就这种表现形态或姿态而品鉴其源，这便是《人物志》的工作。这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而品鉴之。这犹之乎品鉴一个艺术品一样。人是天地创生的一个生命结晶的艺术品，我们也须要直接地品鉴地来了解之。这个了解才是真正关于人的学问，乃是中国学术文化中所特着重的一个方向。”（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4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那么，人自身的“种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态或姿态”是什么呢？中国美学称之为：“才性”。这正是人物品藻的着眼点。“才性”不同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对人性的考察。“盖探究‘才性’时，不肯定‘主宰性’，而将‘人’之‘才性’作为‘已给与’看，此表示‘才性’与‘道德心’无关。另一面，探究某‘人’之才性时，并非通过一解析过程，将此‘人’化归一组组心理及生理之条件，而是以‘人’。作为一整体而施以判断；此即见‘才性’之探究，与经验科学观点有基本不同处，谈‘才性’者，基本上只是对‘人’作情意性之观赏，故既不涉及德性，亦不提供知识。种种议论，只是表述感受；大体与文学艺术之批评文学类似。不同者只是所观赏所感受之对象并非任何作品，而是人之生命情态自身。此种观赏感受所得，只代表观赏者或感受者对此对象之整体印象，与此对象之构成因素所具之属性不同。”（劳思光：《中国哲学史》（2），第145、147页，三民书局1981年版）具体来说，后人一般把“才性”分为才情、思理、放达、容貌四个方面。以才情为例（均引自《世说新语》）：
王长史登茅台，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王子猷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不难发现，在这里，人们自身的生命活动已经完全成为一帧艺术作品，人物品藻正是对诗性人生的品藻。二是人物品藻的对象。人物品藻，往往以人生审美化的名士为对象。谢安是人物品藻的中心。何以故？请看他的人生态度：“朝乐朗日，啸歌在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澈，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谢安与王胡之诗，《全晋诗》卷十三）王羲之在人物品藻中也堪称热点，何以故？请看他的人生态度：“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晋书·王羲之》）
其次，看多博学能文雅擅艺术之辈。博学能文雅擅艺术，东汉中叶已蔚然成为风尚：
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自东汉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皆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未立也。（章实斋：《文史通义》卷三《文集》）
迄魏晋则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特征，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毋须费辞。值得注意的是，从庄子出世间的“坐忘”“撄宁”到魏晋时代的沉浸于文学艺术之中，其中恰恰隐含着从本体视界到价值取向，亦即从自然本体到诗性人生的潜在推移。对此，钱穆堪称目光如炬：
文苑立传，事始东京，至是乃有所谓文人者出现。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是惟庄周氏所谓无用之用，荀子讥之，谓知有天而不知有人者，庶几近之。循此乃有所谓纯文学，故纯文学作品之产生，论其渊源，实当导始于道家。（钱穆：《读文选》，《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第3页，1958年）
原来，魏晋时代是在以文学艺术作为人生的归宿，渴望在文学艺术中企达人生的“不复以世用撄怀”、人生的“无用之用”、人生的“知有天，而不知有人”，推崇的是文学艺术，瞩目的却是人生的艺术化。且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自陈：
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好物（鼓吹———作者注）也……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繁休伯（钦）：《与魏文帝》、《文选》卷四十）
余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嵇康：《琴赋序》）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阮籍：《乐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
这样，不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转变，这就是：诗性的人。而不朽的名作《世说新语》，则完全可以视作这些诗性的人所写下的生命之诗、美的绝唱：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 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尝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平而出。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此绝矣！
（上文节选自《中国美学精神》，潘知常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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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先生作品，在中国美学中安顿生命之美。
内容简介：本书以中西美学的比较为背景，对中国美学的理论价值加以阐发、诠释；采用一种特定的叙述方式：把对中国美学理论价值的阐发、诠释（横向的、一般性的），融化在对中国美学历史进程（纵向的、一般性的）的把握、描述之中。描述了在中国美学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的中国美学的根本内涵及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
作者简介：潘知常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澳门国际休闲学院校监，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大学筹备委员会专职委员；中山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审计学院、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四川文理学院、贵州铜仁学院兼职教授以及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被聘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