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證人》:真相會被故事掩蓋

《控方證人》海報

《控方證人》是一部1958年初在美國上映的黑白影片。故事改編自英國著名女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說。這是一部律政題材電影中拷問“真相是什麼”的經典之作。

故事發生在“二戰”之後,倫敦著名刑案辯護律師威爾弗裏德爵士是一位患有嚴重心臟病但依舊嗜煙好酒、言語惡毒的胖老頭,本來身體狀況已不宜出庭辯護的他,在一根雪茄的誘惑下欲罷不能,對來訪者沃爾先生涉嫌殺死孀居富婆艾米麗的案件萌生了久違的衝動。

證據表明,有婦之夫沃爾隱瞞婚史與孀居富婆艾米麗展開一場“忘年之戀”;案發前艾米麗修改遺囑,將8萬英鎊遺產的繼承人由其老女僕珍妮特變更爲沃爾;老女僕珍妮特證明沃爾在主人艾米麗遇害前1小時到訪;警察發現沃爾手上有新傷痕,衣服上有與死者血型一致的O型血跡……

面對這一切,爵士在庭上展示了極佳的專業水準:他解釋沃爾手上的傷痕與衣服上的O型血,是因案發後在家中切面包時誤傷;指出因爲富婆將繼承人由珍妮特變更爲沃爾的利害關係,動搖女僕珍妮特證詞的可信度;對現場只遺留死者、女僕和沃爾三人指紋,則稱不能排除他人戴手套作案的“合理懷疑”……同時,爵士基於證明效果考慮,放棄申請傳召唯一能證明沃爾沒有作案時間的沃爾之妻克里斯汀作爲辯方證人出庭。

正當爵士感覺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時,沃爾之妻克里斯汀主動申請作爲控方證人出庭“大義滅親”,明確指證沃爾是殺死富婆謀奪遺產的兇手。爵士因此極爲被動,除了提出克里斯汀曾隱瞞在德國的婚史、質疑其誠信品格外,並無反駁其證詞的有力依據。

正在爵士一籌莫展之際,一位自稱被克里斯汀勾引走丈夫的女子打來電話,約爵士見面。該位女士向爵士提供了克里斯汀寫給其丈夫的“情書”,上面記載有克里斯汀意圖通過指證沃爾殺人而擺脫親夫,再與情人雙宿雙飛的“姦情”。爵士向法庭提供克里斯汀的“情書”,證明克里斯汀之所以指證沃爾殺人,是出於構陷親夫以便與姦夫團聚的卑劣動機。

最終,陪審團宣佈沃爾的殺人罪名不成立。沃爾被當庭釋放,而克里斯汀即將面臨僞證罪的追訴,圍觀羣衆也義憤填膺,欲對克里斯汀羣起而攻之。

在爵士沉醉於自己又一場伸張正義的“偉大勝利”時,“控方證人”克里斯汀告訴爵士:她理解爵士不申請她作辯方證人的原因,明白“公衆更願意相信一個浪蕩的婊子在說謊,而不願相信一個賢惠的妻子在爲丈夫作證”,所以她申請做控方證人,再發揮自己的表演天賦“揭露”自己的“險惡用心”。她不惜作出犯僞證罪的自我犧牲,最終目的就是爲了表演一場“變形計”來實現證明效果的“大反轉”。終於,“無辜”而又值得同情的“可憐”丈夫沒有作案時間的事實,就是陪審團成員非常“樂意”接受的“潛臺詞”……

更讓爵士“脆弱”的心臟承受不了的是——克里斯汀告訴爵士,沃爾的確是殺人兇手。她因深愛沃爾才設局,她沒有在法庭上講一句“謊話”,只是假借爵士之口說出了她想讓法庭知道的“故事”。

影片至此,是非黑白幾經反轉,真相已經被“控方證人”編織的故事掩蓋。一場法庭的審判雖已宣告失敗,但另一場人性的審判纔剛剛開始。

克里斯汀不惜犧牲自己的付出,並沒有得到沃爾的感恩。沃爾將她所做的一切,都視作當年在西德戰地將她解救的回報。英美法系“禁止雙重危險”的規則,使逃脫這次審判的沃爾沒有了被再次追究罪責的後顧之憂。他準備拋下涉嫌“僞證罪”的克里斯汀,攜鉅額遺產與新歡女友開始一段浪漫之旅。陷入絕望的克里斯汀,看到了法庭上的一把熟悉的尖刀,這把刀是她和沃爾家中之物,爲證明沃爾手上傷痕及衣上血跡系案發後切面包誤傷而提交法庭的,後因法庭工作人員到庭外驅散圍攻克里斯汀的人羣而未及時收走。此刀也是沃爾“謊言與罪惡”的一部分,克里斯汀拿起這把帶有“原罪”的兇器,一刀結果了沃爾的性命。

一直端坐在辯護席上冷眼目睹這一系列驚變的威爾弗裏德爵士,異常平靜地說:“她處決了他!”他立即取消了療養行程,決定爲克里斯汀辯護。

影片的結局極具反諷意味,兇手沃爾命喪於竭盡全力營救自己的“控方證人”克里斯汀之手,殺人兇手在法庭被“執行死刑”,卻不是法庭裁斷的結果,而是以另一場“兇殺”這種最典型的反法治方式實現;代表“正義”的審判失敗後,最原始野蠻的冷血復仇立即上演!當真相輸給了故事,其結局的可怕程度真是令人不忍直視。

這部影片告訴我們一個“恐怖”的現象——人們對真相的判斷,往往取決於他人“講故事的能力”。而“講故事”,不僅是語言的傳遞,還可能是無聲的表達。比如克里斯汀除了庭上的“真實證詞”,還有庭外的“暗箱表演”。這番精彩的佈局,迎合了“一個陷害親夫的蕩婦之言,必然與事實相反”的大衆思維,順利誘導陪審團成員以對控方證人的“道德審判”來取代對其證詞真僞的“客觀判斷”。

可笑的是,法律甚至難以對克里斯汀作出僞證罪的裁斷,因爲控辯律師、陪審團都是她僞證的“幫兇”。她始終是一名“誠實”的控方證人,只是假借他人之手或是利用他人自以爲是的“先見之明”來推翻了自己的陳述,佐證了與其證詞截然相反的“真相”!更可笑的還有執業30多年的威爾弗裏德爵士,他自信擁有精確的“測謊”方法——一邊傾聽殺人嫌疑犯沃爾的辯白,一邊用單眼鏡片反射太陽光照射沃爾的眼睛進行“檢查”,由此確信沃爾無辜。不過,他忽略了沃爾曾在空軍後勤部門服役的經歷,其雙眼對陽光的耐受力可能強於常人。事實證明,資深律師的經驗法則,有時也只不過是自負者的滑稽表演!

影片最後,熒幕上出現一句經典的“反劇透”提示:“爲保證您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有機會獲得更大的觀影樂趣,請您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控方證人》這部電影的結局。”或許這個提示同樣表達了這部電影的核心思想——司法裁斷乃至一切事物的評判都切忌先入爲主,那些“好心”的信息曝光將干擾你對《控方證人》的真實感受,由此導致你看到的只是與《控方證人》似是而非的“影子”,而這些影子來源於你我刻意或者無心的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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