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丁堡藝術節觀展：從萊利的色彩夢幻到拼貼畫史的眼前一亮

摘要：一件萊利的作品讓你變大、另一件又讓你變小，而愛丁堡藝術節的其餘部分則根本沒有這些效果。然而，在20世紀萊利將自己置於崇高抽象藝術的地方時，佩裏則喋喋不休地講述“平均”生活故事，正如他所描繪的人物Cope那樣。

文/Jonathan Jones，編譯/陸林漢

自1947年起，每年8月，隨着愛丁堡國際藝術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的舉行，全球最富激情和創意的藝術家和演出彙集在蘇格蘭首府。今年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將在8月2日舉行，在此之前，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art festival）已於7月25日在城市展開，美術館、畫廊均推出了規模不等的展覽。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特此編髮藝術評論家喬納森·瓊斯在愛丁堡各展覽的觀感體會。在他看來，布里奇特·萊利的回顧展令人眼花繚亂，蘇格蘭國家美術館拼貼畫的歷史令人眼前一亮，但有些年度藝術展則像混合包，參差不齊。

歐普藝術的傑出代表布里奇特·萊利（Bridget Riley）應該是被“禁止”的。在參觀她在蘇格蘭國家美術館舉辦的聳人聽聞的回顧展時，就過了那麼幾分鐘，我的感觀便被改變了。其繪畫作品在沙龍中搖擺滾動，在波浪中移動，繪畫作品還將山丘和水槽從平坦的表面送入三維空間中。一件萊利的作品讓你變大、另一件又讓你變小，而愛丁堡藝術節的其餘部分則根本沒有這些效果。

布里奇特·萊利，《廣場運動》（局部），1961

萊利現年88歲，但她的藝術作品在這個閃亮的展覽中顯得又是那樣的年輕。這也是她長期藝術生涯應得的展示。六十年來，她的實驗精神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智慧正確地被展現出來，其中包括了她持久的遺產——20世紀60年代的烏托邦主義。

展覽拒絕按時間順序推進。相反，它是通過萊利對喬治·修拉（Georges Seurat）斑駁光學藝術的迷戀而展開。1960年，她畫了粉紅色的風景畫，描繪的是一個鄉村景色，有着藍色、粉紅色和金色分隔點組成的光影。在展廳內，當你的眼睛剛剛適應了這種不真實的點彩主義，便又被描繪1961年廣場運動的詭異的，黑白視覺所吸引。該作品由令人難以置信的一系列縮小矩形組成，就像一個幻想的棋盤，讓你感覺在現實結構中的摺疊。

布里奇特·萊利，《粉色風景》，1960

那裏是一個心靈的過山車。爲什麼不呢？這是一個節日。值得我們爲之瘋狂。萊利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黑白經典融入了她十年後期繪製的《無石的牆（stone-free walls）》中。當粉紅色和綠色混合在你的腦海中時，你會進入一個充滿驚人圖像的空間，那裏揭示了她顛覆性背後的那些錯綜複雜的計算。

這是侵入你生命中的藝術。1976年，她在繪製紅色，綠色和紫色翹曲波長的《Clepsydra》。當世界其他地方倒下時，萊利還在旅途中。當然，這是因爲她的藝術對麻醉品（毒品）沒有任何意義。它的喜悅來自純粹的視覺體驗。這個展覽的悖論是，當你享受從牆上傳來的純粹嗡嗡聲時，你永遠不會被這位藝術家的紀律所嚇倒。萊利大而開放的畫作中有着蒙德里安（ Mondrian）或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的緊縮。任何效果都必須通過她簡單明瞭的抽象線條和顏色來創造。在這些自制的規則中，她創造了世外桃源。

布里奇特·萊利，《clepsydra》

走出萊利夢幻般的夢境，進入除了2019年的烏托邦世界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種冷酷的衝擊。在愛丁堡舊城區的一條小街上，紐約人阿爾弗雷多·賈爾(Alfredo Jaar)已經豎起了一個簡單引用塞繆爾·貝克特的標語：“我不能繼續，我會繼續（ 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件藝術品是令人沮喪的，因爲我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所有的藝術都能做到在重壓下呻吟嗎？

阿爾弗雷多·賈爾作品，《I Can’t Go On, I’ll Go On》

至少格雷森·佩裏(Grayson Perry)在他的諷刺中加入了一些魅力。 “Dovecot”工作室展示了一套色彩鮮豔的掛毯，講述了英國現代兒童朱莉·科普(Julie Cope)的故事。他的父母和父母的朋友在20世紀70年代的巴西爾登（Basildon）被描繪成布魯蓋爾（bruegel）般嬌媚的，庸俗面部和毛髮，戴着醃魚領帶。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狂躁絕望表達。

格雷森·佩裏(Grayson Perry)的掛毯作品

佩裏和萊利的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們都加速了愛丁堡對色彩的認知。然而，在20世紀萊利將自己置於崇高抽象藝術的地方時，佩裏則喋喋不休地講述“平均”生活故事，正如他所描繪的人物Cope那樣。

對於詹姆斯·理查茲（James Richards）的藝術而言，他沒有理由去攀登卡爾頓山。那裏是一座高聳的巖壁，愛丁堡的舊天文觀測臺懸掛在那。使用北方雅典衛城作爲“藝術品畫廊”的新家是一個好主意，但它需要一些好的藝術，理查茲顯然無法提供好的作品。他的聲音安裝被安置在圓頂室內，儘管音響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卻沒有什麼意義。

詹姆斯·理查茲（James Richards）作品

藝術節裏有更好的音樂裝置作品。在Talbot Rice畫廊裏，來自中國香港的作曲家、藝術家Samson Young在這裏播放了電影《Cologne’s Flora Symphony Orchestra》中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但是，在鋪設地毯的地板上，你可以聽到來自疣狀物體的咕嚕聲，水龍頭和呼吸聲，而不是其鬱鬱蔥蔥的音樂情感。藝術家編輯了音樂，以便我們聽到演奏者的身體動作，安靜之後是他們用嘴脣吹管樂器或拿起小提琴時的噪音。令人着迷的是你仍然可以聽到表演。

Samson Young的音樂裝置作品

Young藝術中的政治比賈爾（Jaar）作品裏的悲慘跡象，或是佩裏（Perry）的更集中。他的作品也比在國會大廳上安置的內森·科利（Nathan Coley）笨拙的文字片段更加緊迫。而大衛·巴徹勒（David Batchelor）在英格爾比畫廊的“發現色彩藝術”是一個詼諧的遊戲，他在顏料罐頭的蓋子上粘了文字，說明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對顏料的要求與對罐子裏的顏料是一致的。或許是因爲萊利在你腦海中響起，他的諷刺似乎缺乏能量。

大衛·巴徹勒（David Batchelor）擅長一種拼貼畫。他是可愛片段的收集者。也許他可能被擠進了蘇格蘭國家現代藝術美術館的“400年的拼貼畫展”中。這個展覽正令人愉快地打破藝術史。

Natalia Goncharova，服裝拼貼設計，1915年

Eileen Agar《 Fish Circus》

你有見過英國六人喜劇團巨蟒組（Monty Python）的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和畢加索（Picasso）出現在同一個展覽中嗎？也許你有。那麼，巴洛克藝術家彼得羅·達·科爾託納（Pietro da Cortona）與傑米·裏德（Jamie Reid）設計的專輯《Never Mind the Bollocks》一起展出呢？啊哈，我可以聽到策展人說，“你沒看到那個人來了嗎。” 這個展覽是一個瘋狂的拼貼畫展，甚至包括了查爾斯·狄更斯的“藝術品”。大約在1860年，他和他的朋友威廉·麥克威德（William Macready）用摺疊的藝術複製品貼上了摺疊屏幕。

換句話說，1912年，當畢加索把一張報紙貼在他的《靜物瓶和玻璃桌》上時，經過切割、粘貼以形成瓶子的主體，在紙上添加一個豪飲廣告以增代表性……他和他的立陶宛同伴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並沒有“發明”拼貼畫。因爲拼貼畫早已有之。他們只是在做維多利亞時代人所做過的事。難怪現代拼貼畫經常適合用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物品上。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爲他的視覺小說創作的作品和保羅·艾盧德（Paul Eluard）在巴黎咖啡館裏的大象圖片與這裏古老的早期作品相得益彰。因爲這些超現實主義的傑作是通過蠶食舊的19世紀出版物而被創作出來的。彼得·布萊克（Peter Blake）於1962年的傑作《玩具商店（The Toy Shop）》就是一個粘貼在一起的童年記憶寶庫。

1912年，畢加索的拼貼作品

馬蒂斯拼貼作品

拼貼作品是非常有趣的，但我不買賬它的論點。那是因爲重要的是粘貼紙張可以成爲藝術。

把每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紙玩具叫做拼貼畫，就像杜尚（Duchamp）之前把雪鏟子當做現成的藝術品那樣。儘管如此，懷舊是誘人的。而舊的圖像可能會帶來一些在萊利的藝術中發光的烏托邦主義。格拉斯哥夢想家吉姆·蘭比（Jim Lambie）的《粘手指（Sticky Fingers）》是對惡魔力量的迷幻召喚。他在黑白照片上拼湊了一系列令人陶醉的鮮花，從花朵中可以窺視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的女性般的眼睛。蘭比一直在萊利的顏色內閣中徘徊，他證明了美感仍然可以讓人頭腦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