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爲一部重要的先秦儒家著作，不僅集中反映了孟子本人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觀點，還反映了孟子對於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理念。孟子一生多半在周遊列國中度過，晚年退隱返鄉，與弟子萬章等人一起著《孟子》七篇。作爲儒家經典，《孟子》一書積累了孟子的畢生思想精華，闡述了儒家理想中關於如何成爲君子，實現“內聖外王”的人生價值的深刻道理，其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至深。

堅守精神高地

孟子爲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堅守精神世界的批判維度，堅持道不同不相爲謀，充分彰顯出其人格魅力。

首先，正直篤行。孟子周遊列國，以“王道”“仁政”等學說遊說諸侯鍼砭世事，在手握大權的國君面前，沒有絲毫奴顏媚骨，而是正直篤行，氣宇軒昂，與君主對論，論辯滔滔，宏大深刻。在孟子看來，君王諸侯與民衆生來都是平等的，而真正值得尊重的是仁德道義，只有人格的高貴才能傲然獨立。所以，無論面對梁惠王、齊宣王，還是滕文公、鄒穆公，他從來不屈膝臣服，那種“萬物皆備於我”“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氣度和風範，爲人所敬仰。

其次，仁政爲民。戰國時期羣雄相爭，孟子主張統治者靠道德的力量統治天下，實行仁政，提倡貴民、愛民、保民、養民、教民、樂民等民本思想，強調“法先王”“與民同樂”“推恩”“輕徭薄賦”“養民施教”，然後纔可以爲民父母。這也是孟子獨特人格所在。這不僅爲後世有爲的統治者提供了治國的基本方略，其中所蘊含的民主思想更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而爲後人所稱道。

最後，捨生取義。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他不僅用這條標準來要求自己，還以之教化君王。他以儒者的智慧和擔當，向梁惠王闡述了國君應以“義”爲先，才能使百姓信服的道理。同時，告訴人們，無論是君王，還是普通百姓，要在做事的時候遵守“義”的原則，尤其是在“義利衝突”時，一定不能被眼前的蠅頭小利所迷惑，而喪失了人的尊嚴與道義。應該說，孟子的這種“捨生取義”，正是其大我人格的真實寫照。

塑造理想人格

人格是構建人生大廈的支柱，是人生亮麗的風景線。孟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認爲人格遠遠高於財富、權力、地位，主張做人要有“大丈夫”精神。

一是性善論。理想的人格必須建立在“善良”之上，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並把“性善”具體闡述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等“四心”，對應這“四心”的仁義禮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即要自覺地向自身內心去追求，才能得到。可見，孟子的人格形成與性善論息息相關。他從人性的善，昇華了人生的境界。

二是憂天下。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天下事總是禍福相依，需要辯證地對待。孟子偉大人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離不開他以天下爲己任，對民生、對理想、對士風、對事業的憂患意識。《孟子》一書裏類似的表述非常多，諸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等等。在孟子看來，憂患的作用至少有三種：一是防患未然，二是警示已然，三是引領必然。可見孟子偉大人格的塑造，亦離不開其憂患思想。

三是省吾身。先哲們對人格的歷練，非常強調對自身的反思。這種對自身的反思，在孟子身上也非常明顯。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在孟子看來，“反身”就是反省自身；“反身而誠”，就是對自己最全面的反思。若人反省自己的時候，發現自己從不欺騙他人，也不自欺，他就做到了“誠”，他便具有天的德行，怎能不感到愉快呢？更重要的是，這種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道德，更有魅力，更有風骨。

善養浩然之氣

孟子認爲，一個人只有具有了浩然之氣，在面對外界誘惑和威脅時，才能鎮定自若，處變不驚，達到“如如不動”的境界。同時，強調君子在面對貧窮困境時，必須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據《孟子·盡心上》記載：“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人，只有真正瞭解自己的本性後，才能與天溝通，纔可以獲得人的正命。

立其志，就是要做到臨危不懼，臨難不憷，就像《孟子·告子下》中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個人若想成大事，必先遭受各種磨難，從心志、筋骨到體膚都要受到考驗。

養其氣，也即孟子在《孟子·公孔醜上》中所說“善養浩然之氣”。而何謂浩然之氣，其實就是至大至剛的昂揚正氣，是以天下爲己任、擔當道義、無所畏懼的勇氣，是君子挺立於天地之間、無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氣。這三氣構成了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體現出一種理想人格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