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個世紀的中日戰爭等近現代戰爭不一樣，在戰事當中英勇爲國捐軀者、或者有不朽表現者均能被後世者稱之爲民族英雄，因爲他們與之迎敵的均爲國家與民族以外的敵人。但是，其實許多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也被人們冠以民族英雄的美名，但實則他們只能算是英雄，而不能被稱之爲民族英雄。這與他們自身的品德、行徑、戰績等等均無關係，只因他們與之應戰的敵人也是中國人，只是用他們的當時的理解，或許可以說成爲：非我族類。

就以文天祥爲例，他的確是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但是否是民族英雄這個爭議早在上個世紀的中葉就開始爭論了。但按照領域內專家的標準而言，無論是文天祥、岳飛還是霍去病，其實都不能算作是民族英雄，而只能作爲內部戰爭高手來看待。更有一部分學者把這些英雄視之爲破壞民族團結的始作俑者。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卻有着這麼幾位民族英雄，是連專家也不能不承認的。

第一位是劉仁軌，他之所以被視之爲民族英雄是因爲大敗日本。劉仁軌作爲漢宣帝劉詢的後裔，擁有着極高的能力，雖是一介武將，但卻能位居唐朝宰相的高位。他能夠成爲民族英雄，是因爲在六十的耳順之年，親自上白江口的前線指揮唐軍，並勇挫倭國、百濟聯軍。在這一場戰事當中，有兩個需要被後世人所銘記的要點：此戰雙方的兵力懸殊，日本的兵力是大唐的3.2倍，而日本的戰船更是大唐的5.8倍；此戰是中日史上的首戰，而正正是因爲這次慘敗，促使日本人來到了兼顧幷包、自由開放的大唐來學習中國文化。

第二位是高仙芝，他之所以被視之爲民族英雄是因爲惜敗中亞。高仙芝身處唐玄宗時期，雖然有別於劉仁軌的大敗倭國，在與阿拉伯帝國的戰事中惜敗而歸，但高仙芝擔任着最高統帥，依然雖敗猶榮，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那高仙芝就是另一爲民族英雄。戰事的背景是因爲大唐與阿拉伯帝國出現了衝突，進而引發了怛羅斯之戰。戰事雖未勝，但卻情有可原。這是因爲三大要點：第一點，高仙芝所率領的唐軍收到了來自自身後方的背叛，形成了腹背受敵的困局；第二點，高仙芝麾下只有兩萬餘人，而作爲對手的阿拉伯帝國軍隊卻有着整整多出14倍於唐軍的兵力，而最終的雙方傷亡比例是4比15；第三點，此戰之後，大唐在中亞的佈局以及實力並未受到任何的損傷，之所以會有後來的退出中亞，是因爲安史之亂的緣由。

第三位是鄭和，他之所以被視之爲民族英雄是因爲七下西洋。來自明朝的鄭和有別於前面二位民族英雄，那是因爲他不以帶兵打仗而聞名，但他的七下西洋卻同樣偉大。相比於明成祖皇帝的出海命令只是爲了大肆宣揚明朝的國威不同，鄭和的每一次下西洋都需要憑藉自身的的智慧與毅力才能安然度過、化險爲夷。並且，鄭和的出海同時還是全人類文明歷史上極具和平性質的航海運動。因爲在鄭和的先後七次出海活動中，整個大明艦隊並未對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做出任何的傷害或者侵略。與之相反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爲所到的國家或者地區帶去本應只屬於大明王朝的先進技術以及海量知識。這等於是直接推動了全球的整體發展。

第四位是戚繼光，他之所以被視之爲民族英雄是因爲剿滅倭寇。作爲明朝的以爲出色愛國將領，因爲出身於將門之家，是一位自小就熱衷於軍事並立志成爲文武全才的軍事大家。在那個時候，因爲周邊鄰國在海上力量普遍都得到了較大發展的情況下，大明的沿海往往會受到敵國的侵擾。其中又以倭寇爲甚。當時因爲日本的國內形勢變幻無常，使得許多武士相繼失業，成爲了無業遊民的武士因爲無事可做，便紛紛來到了大明的國土禍亂中國。在明代初年，除了上述那些以日本武士爲首的浪人外，還有一些日本內戰中敗下陣來的殘兵敗將以及商人經常駕駛海盜船隻，對大明打家劫舍。在持續的百餘年間，這些日本人愈發猖狂，甚至還一度與大明沿海的土豪惡紳相互勾結。於是，朝廷委派戚繼光前往作爲倭寇活動猖獗的地帶浙江進行圍剿。戚繼光先是組織了一支民間的“軍隊”，通過陣法、武器上的創新，應是讓這支新組成的四千餘人新軍創下了九戰倭寇，九戰全捷，並全滅敵人的戰鬥記錄。

第五位是鄭成功，他之所以被視之爲民族英雄是因爲光復臺灣。同樣還是來自於明朝的民族英雄將領。在明朝的末年，當時的臺灣已經不再屬於大明王朝、不再屬於中國國土的一部分。但是在時隔僅僅三十七年後，鄭成功便在荷蘭人的手中把臺灣收復了回來，而臺灣也結束了荷蘭人所實行了的殘酷殖民統治。在收回臺灣之後，鄭成功還在此地建立了政權，直接把前殖民者的體制和機構直接推翻以及廢除。並設立了相應的一府二縣，這保證了臺灣擁有了與大明王朝相同的府縣制度。在此之後，鄭成功更是幫助臺灣實行發展：先是大力推行屯田，這使得在短短的數年之間，駐紮在臺灣的軍隊就能夠自給自足了，並且尚有餘糧，能夠上繳朝廷。與此同時，還鼓勵身處大明王朝的內陸百姓到寶島進行開墾工作，這使得高山族的生產技術在短短的數年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此之後，鄭成功便把目光對準了臺灣的經濟發展，他懂得利用寶島的四面環海優勢，進行海外貿易。正是因爲上述種種措施，才使得臺灣能夠在收復後的二十餘年裏，取得了不亞於大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