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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韓貿易限制政策看似僵硬難改，但並不“致命”，韓國也在“冷靜嚴肅應對”，謀求與日本外交解決。 但問題是，雙方在爭端背後的歷史問題上，態度都很強硬，難有轉圜的空間，從而使兩國矛盾有陷於長期化的風險。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震，文章來源於“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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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東北亞，最熱點的事件可能就是日本政府於1日宣佈將加大力度限制向韓國出口3種核心尖端材料，以及雙方持續至今的爭端逐步升級。

事實上，在宣佈限制出口的前兩天，日本剛剛歷史性地第一次承辦G20這一“高規格全球峯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在峯會閉幕時強調“致力於維護與發展自由、公平、無歧視的貿易體系”。面對日本在貿易政策上的“一反常態”，作爲“受害者”的韓國大致有哪些政策選擇？以及爲什麼會採取一種比較長時間的“冷靜嚴肅應對”的措施？

一、日本貿易限制下，韓國可能的政策選擇

爲應對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韓國大致有五項政策選擇，分別是“以牙還牙”、“加強國產化”、“謀求與日本外交解決”、“訴諸國際社會”和“屈服於日本訴求”。

1.以牙還牙

在日本的貿易打壓政策下，韓國並沒有放棄貿易反擊措施。在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爲應對日本限制政策而成立的“應對日本經濟報復特別委員會”中，委員會祕書長、與文在寅總統關聯密切的崔宰誠議員稱日本此舉“幾乎可以算作經濟侵略”，不僅鼓勵“三星電子和LG電子制定出禁止對日出口顯示器等反制措施”，還表示韓國政府也會在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束後，“正式採取反擊措施”。

2.加強國產化

日本貿易限制政策給韓國帶來的經濟損失，也提醒韓國要重視對進口材料依賴度高的問題。爲此，韓國也在加大投資，提高相關材料的國產化率，以扭轉未來產業發展任人拿捏的被動局面。正如文在寅總統7月16日就此表示，“政府將藉此擺脫對日依賴，力促半導體材料進口來源多元化和國產化”。

3.謀求與日本外交解決

敦促日本進行外交協商、要求日方撤銷管制，是韓國外交、通商部門在着力推行的對策。同時，韓國敦促日本進行外交協商帶有一種明顯的勸說口氣，如在題爲“文在寅警告日本限貿阻韓發展作繭自縛”的報道中，相比於題目中“警告”的強硬態度，文在寅總統更多是在“敦促日方立刻撤銷單方面制裁重返外交談判桌”，並規勸日本“限制措施最終將給日本經濟帶來更大的損失”。

4.訴諸國際社會

韓國政府認爲日本政府對韓採取的限制出口措施是公然違反世貿組織（WTO）規則和國際法的政治報復，要訴諸世貿組織和向國際社會申明日方做法的不正當性。在7月23-24日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理事會會議中，韓國代表專門提出日本“不公平”出口限制有關問題，以讓各成員國進一步瞭解當前情況，進而爭取WTO成員國在有關問題上的共識與幫助。

5.屈服於日本訴求

日本對韓進行出口限制，一個重要理由是韓國政策使“兩國信賴關係受損”，尤其針對韓國大法院2018年10月對強徵勞工案作出的終審判決。雖然韓國在歷史問題上難以讓步，但其政策也不會一成不變。正如日本媒體7月2日報道，韓國外長康京和雖然就慰安婦問題重申了2015年朴槿惠前政府達成的韓日共識在程序上有問題，但也表示“我們政府承認迄今以（原慰安婦）受害者爲中心的思路嚴重不足。”

二、日本貿易限制下，韓國政策選擇背後的原因

在日本限制對韓貿易出口，以及可能實行把韓國剔除出“白名單（安保出口審查優惠國）”等的追加經濟報復措施的背景下，從對韓國政策的跟蹤觀察看，相比於“以牙還牙”、“加強國產化”、“訴諸國際社會”和“屈服於日本訴求”，“尋求與日本外交解決”成爲韓國在7月的主要應對措施。

1.韓國缺少“以牙還牙”的實力基礎

面對日本的挑釁，韓國之所以避免與日本“比膽大”，一方面是因爲在總體科技領域，韓國並不佔有優勢。雖然文在寅總統在7月22日表示，“迄今以來，韓國在家電、電子、半導體、造船等許許多多的產業領域一一追趕並反超日本的絕對優勢”，但貿易摩擦一旦升級，衝突很可能會蔓延到半導體外的其他產業。而在韓日總體技術水平存在差距，日本政府又早已“研究190餘項對韓措施”的情況下，倉促對日貿易宣戰不僅難有收穫，反而正如青瓦臺相關人士表示的“會給韓國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另一方面，韓國經濟目前面臨着困境，貿易摩擦升級會進一步拖累韓國經濟。尤其是在2019年，韓國第一季度GDP下降0.3%，第二季度GDP雖扭轉負增長，環比增長1.1%，但這主要依靠進出口分別增長3%和2.3%來實現。日本是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2018年數據），升級韓日貿易爭端，很可能會拖累韓國進出口貿易，危及韓國經濟增長。

2.韓國國產化面臨資金困境

相比於基於韓日兩國的比較優勢，通過互通有無實現共贏，國產化實際上要求韓國花費更多的資源來進行自我研發、生產；而在關鍵的資金方面，韓國可能並不充裕。爲了應對日本貿易限制措施可能造成的的進口不足，7月3日，韓國共同民主黨、政府和青瓦臺舉行經濟政策會議，商定每年投資1萬億韓元促進半導體材料國產化。但在2019年，韓國已制定出470萬億韓元的鉅額預算，以着重解決國內經濟發展、就業、養老等問題。支出增加的同時，韓國稅收收入反而有減少的風險。在1-5月，韓國稅收收入同比減少1.2萬億韓元，下半年的稅收也將“大幅減少”。面對2019年財政赤字規模創新高的困境，進一步挪用資金推動國產化，可能使本不充裕的韓國政府更顯抓襟見肘。

3.訴諸WTO難以在短期內解決問題

韓國雖然多次表態要研究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訴的相關法律程序，並表示一結束相關研討就將決定申訴時間，但在日本對韓限制措施實質影響韓國企業利潤的情況下，WTO解決機制並不能解韓國“燃眉之急”。一方面，即便在WTO解決糾紛程序框架內提出起訴，到作出最終判定也需要數年時間，難解韓國企業一時之困；另一方面，即便勝訴，韓國最多隻能獲特許對其他日本產進口商品採取反報復措施，難以實現讓日方收回報復措施或恢復受損前原狀的目標。正如韓國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洪楠基雖然批評日本的報復措施“與國際法背道而馳”，“必須取消”，但也承認“要待申訴結果出爐，需耗時長久，因此申訴不是唯一之計。”

4.民意滔滔下，韓國難以在歷史問題上讓步

自日本限制對韓出口三種半導體工業原材料引發兩國貿易爭端以來，韓國民衆的反日情緒逐步高漲。在日本正式限制向韓國出口的7月4日，就有韓國網友貼出抵制日貨清單，青瓦臺國民請願網站中也出現“對日本經濟制裁實施報復”及“發佈赴日旅行警告”等請願。衝突升級下，韓國“抵制日貨情緒不分地區、年齡、性別、政治傾向，普遍升溫”；另據韓國蓋洛普公司7月26日發佈的民調結果顯示，近八成韓國人表示不願購買日本產品。可以說，滔滔反日民意驅動下，在歷史問題方面，韓國短期內對日讓步的可能性接近於無。

5.“謀求與日本外交解決”成爲韓國的主要政策選擇

之所以如此，首先，日本看似“來勢洶洶”，但實際上正在對韓協商方面做出讓步。相比於日本在推出對韓限制貿易政策之初，多次表示拒絕就此問題與韓國會談，7月12日，韓日兩國就開始對限制問題進行工作協商；之後的16-18日，韓國統一部次官（副部長）徐虎訪問日本，就歷史遺留問題、對朝政策等韓日合作發表主旨演講；繼而在23-24日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上，韓日兩國政府代表就貿易限制問題的正當性發表主張並展開爭論，日本政府甚至在24日表示，“如果沒有轉用於軍事的擔憂，（對韓）出口將會被允許。”

其次，韓國政府可以借日本壓力整合國內力量。日本對韓限制政策雖然危及韓國經濟發展，但也因此激起韓國民衆愛國情緒，推動文在寅總統個人支持率反彈至新高，併爲文在寅政府整合國內力量，實現“一致對外”提供了契機。尤其是在執政黨與在野黨關係方面，日本壓力緩和了6月末以來，韓國執政黨和最大在野黨（自由韓國黨）圍繞將《選舉法》和《公職者調查處法》指定爲“快速通道”（Fast track）一事所造成的的嚴重對立。7月18日，文在寅總統不僅成功召開包含執政黨和最大在野黨的五黨代表會議，發表了五黨聯合聲明，還就設立緊急合作機構，從整個國家層面進行應對達成協議，從而借日本壓力推動實現“政府、經濟界和政治圈的團結一致”。

最後，美國不會坐視韓日矛盾激化影響韓美日同盟。美國雖缺少積極介入的興趣，但也擔心關乎韓美日安全的《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被撕毀。爲反擊日本，韓國政府暗示“考慮廢棄《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使這一象徵維持韓美日合作機制的協定成爲韓日關係的新變數。爲避免韓日矛盾給韓美日安全合作系統造成實質性衝擊，美國在7月15日直接點名《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並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允許經濟領域的矛盾和安全領域出現交叉污染”；這一表態也相當於給韓日兩國劃定了“紅線”，警告兩國不能因爲經濟上的矛盾損害韓美日三國合作的基礎。

三、結語

日本對韓貿易限制政策看似僵硬難改，但實際上並不“致命”，同時，韓國也在“冷靜嚴肅應對”，謀求與日本外交解決。雙方政策的一大關注點是盡力將兩國矛盾控制在半導體相關領域，避免對兩國全面關係的衝擊。但問題是，雙方在爭端背後的歷史問題上，態度都很強硬，難有轉圜的空間，從而使兩國矛盾有陷於長期化的風險。而類似韓國老人在日本大使館前自焚、6名韓國年輕人非法進入日本總領事館、韓日高中紛紛停止赴對方國家的學生交流等事件也警告韓日兩國，坐視問題惡化不僅可能使兩國喪失解決問題的時間窗口，更嚴重的是，問題的長期化可能會嚴重削弱兩國關係的民意基礎，使兩國關係的穩定乃至改善更難以實現。從東北亞合作的角度看，問題的進一步升級也會加大他國介入的可能，使東北亞局勢更趨複雜化；韓日的爭鬥還會嚴重影響中日韓合作的政治基礎，使三國合作更加“任重道遠”。

文章來源於“FT中文網”

圖文編輯： 劉柯岑

責任編輯： 羅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