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不少国际名人到访过中国，先前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是有点陌生的，又有点不可捉摸，总是围绕在一种神秘中。通过在中国的走访，他们对中国有了大致的了解，因而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这些曾经来过中国的国际名人们，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以及心里所认为的民国时期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符合他们原先的期望呢？跟我们现在所认同的民国印象又有什么不同呢？

泰戈尔：中国人不需要简单模仿西方

写出过《飞鸟集》、《新月集》对当时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的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经多次出国访问，其中对于中国他尤为关注。

早在1881年，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泰戈尔就写下了《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控诉了英国鸦片贸易对中国的深深伤害。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路过香港，当看到码头上的中国工人辛勤劳作的情景时，他不惜给予了热情的赞誉。他认为，中国人比起日本来更有人情味，而且更具有“男子汉的伟岸”。

1924年，泰戈尔带着“国际大学访问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性地访问，期间，他与中国文化界的名人徐志摩、梁启超、郑振铎、梅兰芳等人，有了深入的交流，并且地，更进一步的走近中国，对中国人有了更深的了解。船刚到码头，泰戈尔就控制不住感情地说，来到中国，自己就好像回到了故乡一般亲切。期间，正逢泰戈尔64岁生日，梁启超特地为泰戈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泰戈尔在华期间，主要有徐志摩陪同并担任翻译，泰戈尔与徐志摩交情不错，还为徐取了一个印度名字：“苏萨玛。”这期间，他还去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并为梅兰芳写下了一首诗。然而，因为风传泰戈尔推崇东方文化反对西方文明，当时一些文化界人士，诸如辜鸿铭、陈独秀等在泰戈尔访华时，对其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

其实，泰戈尔提倡的是与东方文化的精神去弥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的不足，他认为，中国人有着“伟大的古代智慧”，也有着“圆满的哲学思维”，并不需要去“简单的模仿西方人”，而是要用“西方的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来充实自己，要不然，即使表面上看是“独立了”，实质上已经是被“征服了”。对于京派文化，泰戈尔倒是给予了不少赞美词，而对于海派文化，泰戈尔则是没有多大的好感，还认为那里长满了“物质主义的荒草”。看到中国人的行为，他认为将来中国人的前途是光明的，也是可为的。

罗素：中国人主要性格缺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伯特兰.罗素，是英国知名哲学家，他是是一位历史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20年，罗素曾经到访过中国，在各地讲学以及交流，回国后，罗素写下了《中国问题》，文章中他关于当时中国的描述，即使现在我们听来都不过时，某些话更像是预言，对现在的我们都有着很大的启发。

罗素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想象中的那样充满了神秘感，中国人还是“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是比较友好的，也擅长巴结外国人。刚到中国时，他看到了成群的乞丐，大多中国人也比较贫穷，社会混乱，政治更是腐败透顶。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倒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改革，然而中国人本身却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甚至于麻木不仁。

他还认为，“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但是中国人又从心底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在西方，人们把金钱看作是争取权利的工具，个人生活并非优越，在中国，金钱是人们享乐的必要工具，官僚们大肆搜刮钱财，就是为了能够逃到海外去过着逍遥的日子，至于是否对社会造成伤害，他们并不考虑。

中国人“死要面子”，也是罗素不敢苟同的，有时候假的有些客套。罗素同时也认同，在当时中国，公众舆论有着很强大的力量，某些事件一待被曝光，激起了民愤，必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国人也很是能够忍耐，受尽了外国人的侵害，却还是逆来顺受。中国人在考虑问题上，想的时间很长，当前蒙古人、满族征服者最后还是都被同化了，因而中国人认为可以等待。

他同时也强调，“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像孔子的儒家文明僵死的情况下，中国人还不想着去变革，而是希望着新文明自然而生。同样地，罗素提到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主要缺点，当时是一个中国作家，请他谈的，他认为，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有三个：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罗素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表现为，对于别人的痛苦，他们并不关心，事实上，可能还有些幸灾乐祸，而且即使是有钱人也不积极于慈善公益事业，救济灾民的事还是外国人做得多些。中国人的懦弱，并不是说缺乏勇气怕死，更像是一种“消极地忍耐”。中国人的贪心，是说很多人为了赚钱，都会贪污犯罪，有时仅仅是会了一点点钱，铤而走险，主要是清廉的人常常吃亏，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

他同时还提到，在外国人的侵蚀下，中国的古代文明正在消耗殆尽，许多优良文化传统也在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他十分欣赏中国人的平和气质，希望中国人能够保持下去。

爱因斯坦：中国人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创立狭义相对论以及广义相对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这个世界上继伽利略、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也曾经来到过中国。1922年，应日本改造杂志社邀请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沿途他访问了新加坡、香港，正是从香港前往日本的途中，他在上海停留了1天。当年12月底，爱因斯坦从日本返回，他又路经上海。这次，他做了停留了3天，并且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发表了讲演。也正是在上海停留期间，爱因斯坦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上海期间，爱因斯坦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有所了解，对于当时底层人员的生活他也有所触动。

对于上海的环境气候，爱因斯坦表现出很大的满意，上海的美食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赞叹不已。中国社会的现实，却是让他有些焦虑。

爱因斯坦在自己的旅行日记里，曾经这样描述中国人：中国人从表面上被人关注的是他们的勤劳，以及他们对生活条件福利要求的低微。即使是负担沉重，中国人还是能够做到乐观天真，只是为了每天五分钱的工资，他们都是愿意不停地天天去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对于上海，爱因斯坦又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上海这个城市，地位差距很明显，欧洲人是统治阶级，而中国人甘当奴仆，愿意忍受各种折磨。虽然他一边谴责中国人“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又称中国人是“顽强的民族”。他还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萧伯纳：中国有一种奇异特性。

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是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他的剧作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1933年，萧伯纳乘坐英国“皇后号”到访中国，他先是去了香港，后又到达上海。在此期间，他与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会面交流。鲁迅对萧伯纳的评价很高，称他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

萧伯纳对于中国之行，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只是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接待他的各界人士，还是能够感受到他话语中的幽默以及睿智。

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在接受北平记着采访时，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以及友爱了。他对记者说，中国人有着一种奇异的普遍特性，那就是他们对所有外国人都表现得极为和气而且友善，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之间，就不是那么客气了，老是喜欢窝里斗，相互斗争。

对于国民政府将故宫文物南迁，萧伯纳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他在意大利时，也没有看到意大利人因为战乱而将古代文物搬迁的。国民政府只知道将文物转移到南方，而北平百万多人的生命就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他还说，中国的有钱人们也只知道往南方迁移，觉得北平是可以放弃的一样，有钱人自己的财产是不能有点损失得，而且还是比整个北平都要重要的。这些都是萧伯纳看不懂，看不明白的。

《凭栏观史》特约撰稿人：菊花茶

菊花茶，本名郑良，网名菊花茶163，天涯新浪论坛知名历史作家，资深三国控。曾发表过《华山论剑》、《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三国往事越千年之建安十三年》、《快意恩仇的人生》、《祸起萧墙》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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