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廢久矣,今師生相訐,甚失體。大學士訥端重力學,可任太學師宜,莫如訥。”

洪武十六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下定決心改組國子監,讓宋訥“轉遷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國子監祭酒,就相當於國子監的校長了。

管理太嚴,太學生不服,朱元璋的一道白話聖旨是這樣處理的

朱元璋

朱元璋爲何要更換國子監祭酒?原因就在於“師道廢久矣,今師生相訐,甚失體”。

國子監的風氣太差了,老師不像老師,不能身爲模範,學生不像學生,無心向學,不務正業。

整個國子監教風學風一團糟。

師道尊嚴成爲了笑話。

本來朱元璋銳意求治,對人才的培養可謂極爲重視。他尚爲吳王之時就創建國子監,“太學天下賢關,禮儀所由出,人材所由興”,爲國子監打造了一套嚴格的官制學制。

在宋訥之前,朱元璋已經任用了六位國子監祭酒,然而國子監在他們的管理之下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遠遠沒有達到朱元璋預期的目標。

國子監的監生,將來是要做官的,是當時選官的主流途徑。

洪武三年,朱元璋曾設科舉,遴選人才,但僅僅推行三年便取消,原因是“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所以監生和察舉仍是朱元璋任用官員的主要方式。

科舉被取消,國子監承擔培養人才重擔,但是國子監風氣極差,讓朱元璋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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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京國子監

國子監風氣的敗壞其實是有一些現實的原因的,比如生員的多次擴招,導致學生素質嚴重下降。

洪武二年,“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洪武三年,“民間子弟俊秀十五以上願入國學者聽,復其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者皆令入學”。

洪武五年,“以將官子弟因年少驕佚,故承襲者多不稱職,乃命其子弟幼者人國子學讀書。

國子監監生人數的急劇擴張,使得學生素質嚴重下降,尤其是功臣、京官、武將子弟大都驕橫、散漫,無心學習,不服老師管理,打架鬥毆現象屢禁不絕。

當時的御史都看不下去了:“今天下生員多不遵師訓,出位妄言,非希進用,則挾私仇,甚失朝廷教養之意。”

身爲一校之長,國子監祭酒的人選至關重要,在宋訥之前的六位國子監祭酒中不少人自身不正,難以垂範。比如第一任祭酒許存仁“駐杭娶妾,飾牀以象牙, 非師臣體”;第六任吳顒“寬縱不能繩檢”。

國子監學規不嚴,學風散漫,已經成爲共識:“中外歲貢生徒日侈,適選懦者掌之,師生相評,教尼不行。”

忍無可忍之下,洪武十六年正月,任命宋訥爲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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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訥

宋訥的治學思想就兩個字:嚴厲。

宋訥剛上任,便“請於上嚴立學規”,增立“監規八條”。

這“監規八條”中有五條是針對學生的,涉及考覈內容、方式、升學標準、考勤、紀律等多方面。

“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 ;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許升修道誠心堂;坐堂一年半之上, 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

“凡生員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浩章表內科一道,季月試史策一道、判語二條 ;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文理紙謬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 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果有材學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

“凡生員日講, 務置講誦簿。每日須於本名下書寫所講、所誦、所習,以憑稽考。”

“凡生員遇有事故者,須置文簿;但遇生員請假,須於祭酒處呈察批限,不許於本堂擅請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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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子監彝倫堂

此外還有三條是針對授課老師的。

監規八條是宋訥“爲師者日嚴於教,爲子弟者日相淬厲”要求最好體現。

制定嚴格的規矩是宋訥治學的第一步,執行這些嚴格的規矩纔是真正關鍵的一步。

宋訥的前任也有制定嚴格學規的,甚至是請天子立碑樹規,“然猶不能衰止”。

其中原因是什麼呢?

在於執行不到位。

宋訥帶頭執行監規,在治監過程中身體力行地實踐這些學規,這是他和前任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他成功的關鍵。

《明史·宋訥傳》記載:“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恆止學舍”。“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廂,不復家宿”。

便是宋訥病重之際,他也堅持在學舍。“二十三年春,訥病甚,乃止學舍。麟請歸私第。叱曰: 時當丁祭, 敢不敬耶!”

宋訥帶頭執行可不是做做樣子,他使得監規的執行不再是紙面上的東西,他的身體力行,使得國子監建立了嚴格有序的管理體制。

“師道尊嚴,諸生畏且愛之。”

宋訥的嚴格治學,很受朱元璋的賞識,在講究師道尊嚴的朱元璋眼裏,宋訥的做法最好的。

因此宋訥也受到朱元璋異常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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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宋訥近乎高壓的管理也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宋訥的。

洪武十八年,國子監學錄金文徵勾結老鄉吏部尚書餘火氣,上書彈劾宋訥“受贓、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凜膳”。

朱元璋堅定站在宋訥這邊,斥責金文徵、餘火氣“飭非或聽,禍人不淺”,認爲他們是誣告,將二人誅之,“賜諭慰訥居位如故”。

在宋訥的嚴格整頓之下, 明初國子監的學風得到了根本改善,“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

在國子監學風轉變的同時,教學質量也取得巨大成績。洪武十八年和二十一你年,是朱元璋重新恢復科舉後的頭兩次大考,國子監監生取得優異成績:“魁選恆在太學,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訥褒賞,撰進士題名記,立碑於監門”。

洪武二十四年的科考國子監再創佳績,會試考中者三十一人,國子監佔十一人,在殿試中“(許)觀復第一。國朝兩魁天 下者,自觀始,時年二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

殿試中,國子監的學生佔據前三。雖然宋訥於前一年去逝,但這樣的成績顯然和宋訥是離不開的,“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訥門”。就連朱元璋也想起去世的宋訥,說:“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

宋訥死後,國子監的風紀又有所下降,朱元璋欣賞的“師道尊嚴”又慢慢朝着“師道廢弛”的方向墮落。

已經垂垂老矣朱元璋憂心不已,於洪武三十年給國子監的重申了學規:

“太學,育才之地,朝廷厚廩祿,廣學舍,延致師儒以教諸生,期於有成爲國家用。近者,師道不立,學規廢弛,諸生惰業,至有不通文理、不精書算、不諳吏事,甚者抗拒師長,違越禮法。甚非育材養賢之道也。曏者已令條陳學規,俾師生遵守。爾等宜申明之。”

朱元璋要求國子監的學生能夠改過自新,認真學習,不能頂撞師長。

朱元璋用的是文言文,想和和這些太學生們好好說話。

然而國家好喫好喝養着的國子監學生並沒有聽從朱元璋的教誨,或者是警告。有學生還帶頭鬧事,搞出了學潮。

朱元璋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覺得自己給大明制定的完美政策竟然沒有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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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終於忍不住了,臉都氣歪了,老虎要發威了。

朱元璋對於國子監祭酒對帶頭鬧事的學生給與的不痛不癢的懲罰異常不滿,直接下令將鬧事的學生頭頭“梟首示衆”。

然後於洪武三十年七月,給國子監的學生留下這樣一道聖諭:

恁學生每聽着(你們這些學生們,給我聽好了):

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人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着異心,不明教誨,把宗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貼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

欽此!

朱元璋這次用的是白話文,道理淺顯易懂,他要傳達的對象不單是國子監的精英,還有全天下的百姓。

朱元璋提醒讀書人要尊師重道,要遵守學規,重申“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該凌遲的凌遲,梟首的梟首、流放的流放、充軍的充軍。

朱元璋的聖諭成了國子監的“校訓”。

聖諭開頭便提到了宋訥,可見朱元璋對宋訥嚴格治學治校的高度欣賞。

管理太嚴,太學生不服,朱元璋的一道白話聖旨是這樣處理的

紅框中的即是朱元璋的白話聖旨

很多年之後,到了明憲宗時期,北京國子監的學風又一次糜爛不已,明憲宗想起了自家老祖的這道聖諭,並將宣德、正統、景泰連同自己對國子監的的聖諭,刻在一塊碑上,立在國子監中。

這便是著名的《五朝上諭碑》,明太祖朱元璋的那道“你們學生都給我聽好了”的聖諭被刻在正中央最顯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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