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五六月间，蒋介石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六月二十二日，“宋子良”通知铃木卓尔，中方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三人会面，地点必须在长沙。

长沙，中日军队主力对峙的前线。

但是，第二天，“宋子良”变卦了：蒋介石不同意与汪精卫见面，只同意与板垣征四郎单独会晤。

这是一个让南京伪政权很是惊恐的消息。

“七月十四日夜，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汪政权的首脑集聚一堂研究了形势，谈论中甚至提到，在全面和平后的一年内，为了对日谈判蒋介石会重用我们，但一年后恐怕就要遭到暗杀。”

反复讨价还价之后，七月二十二日，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达成会谈备忘录，即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面。前提是：日本首相要给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明确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就在此刻，在四川成都，蒋介石麾下的军统和中统联合行动，突然逮捕了数十名共产党人，罪名是煽动民众抢米。

宜昌沦陷后，江河运输阻断，湘米无法入川，加之春寒夏旱，四川稻米收成锐减，价格随之暴涨，民怨鼎沸。而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囤积的仓米因为发霉变质往河里倾倒，结果引发大批饥民冲进刘家仓库，抢走一千多石大米，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

国民党当局立即把事件定性为“共产党策划的暴动”，由此逮捕了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车耀先等在内三十多位共产党人。

只是，抢米风潮依旧如火如荼，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还蔓延到四川各地。抢米者除了饥饿的百姓，还有国民党军官兵：“本市发生米荒以来，各军不受秩序，任意阻挡车运，已为公然事实。”

九月二十一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发布《告川省人民书》：“前两年四川粮食丰收，今年二月以来粮价继续上涨，越出常理常规，这种畸形姿态，完全不是天然缺粮，而是人为造成。我多方细查结果，知晓其中固有少数豪猾商贾囤积居奇，政府自应严厉彻查，从严取缔。”

抢米风潮缘于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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