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五六月間，蔣介石開始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六月二十二日，“宋子良”通知鈴木卓爾，中方原則上同意蔣介石、板垣徵四郎、汪精衛三人會面，地點必須在長沙。

長沙，中日軍隊主力對峙的前線。

但是，第二天，“宋子良”變卦了：蔣介石不同意與汪精衛見面，只同意與板垣徵四郎單獨會晤。

這是一個讓南京僞政權很是驚恐的消息。

“七月十四日夜，周佛海、梅思平、陳公博等汪政權的首腦集聚一堂研究了形勢，談論中甚至提到，在全面和平後的一年內，爲了對日談判蔣介石會重用我們，但一年後恐怕就要遭到暗殺。”

反覆討價還價之後，七月二十二日，重慶方面與日本方面達成會談備忘錄，即蔣介石與板垣徵四郎在長沙會面。前提是：日本首相要給蔣介石寫一封親筆信，明確廢除“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

就在此刻，在四川成都，蔣介石麾下的軍統和中統聯合行動，突然逮捕了數十名共產黨人，罪名是煽動民衆搶米。

宜昌淪陷後，江河運輸阻斷，湘米無法入川，加之春寒夏旱，四川稻米收成銳減，價格隨之暴漲，民怨鼎沸。而四川軍閥劉湘的老婆囤積的倉米因爲發黴變質往河裏傾倒，結果引發大批饑民衝進劉家倉庫，搶走一千多石大米，並與前來鎮壓的警察發生流血衝突。

國民黨當局立即把事件定性爲“共產黨策劃的暴動”，由此逮捕了包括第十八集團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羅世文、中蘇文化協會理事車耀先等在內三十多位共產黨人。

只是，搶米風潮依舊如火如荼，不但沒有平息的跡象，還蔓延到四川各地。搶米者除了飢餓的百姓，還有國民黨軍官兵：“本市發生米荒以來，各軍不受秩序，任意阻擋車運，已爲公然事實。”

九月二十一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蔣介石發佈《告川省人民書》：“前兩年四川糧食豐收，今年二月以來糧價繼續上漲，越出常理常規，這種畸形姿態，完全不是天然缺糧，而是人爲造成。我多方細查結果，知曉其中固有少數豪猾商賈囤積居奇，政府自應嚴厲徹查，從嚴取締。”

搶米風潮緣於奸商的囤積居奇，與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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