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的文学“地图”：开拓者“沙上的脚迹”

编者按

李欧梵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施蛰存先生为“廿世纪的代言人”：“我认为非但施先生属于廿世纪，而且廿世纪的现代文学精神也属于他。他所主编的《现代》有一个法文译名：Les Contemporains，意思是‘现代人’，也就是能够和那个时代的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现在再翻开这个杂志的内容，特别是内中介绍的西方文学，仍然令我咋舌，惊异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如此‘识货’，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现代作家都介绍了。”谈到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李欧梵则说，“现在看来，真正与世界同步，而且是在文坛先锋的，还是施先生的几篇小说：《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巴黎大戏院》、《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更遑论这些作品背后的艺术灵感”。

1932年5月1日，施蛰存创刊《现代》杂志，倡导“现代派”文学。自此，这位“中国现代派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便沿着这样一条“新的蹊径”，在文学创作、外国文学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与碑版文物研究、现代文学期刊编辑出版等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和探索着。这是施蛰存一生毅勇跋涉的“沙上的脚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文艺百话”般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6月推出了赵凌河教授所著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期望为关注施先生著述思想、生平遭际的读者提供一幅“地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吴晗博士为本书写作了书评。

无适无莫写“四窗”，开径独行记生平

——评赵凌河《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

吴晗

施蛰存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推动者和现代派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施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曾说：“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第一扇是文学创作，第二扇是外国文学翻译，另外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与碑版文物研究两扇窗子。”几乎完整见证了20世纪文学和艺术发展的施蛰存先生，在现代文坛上扮演了多种角色。由于历史原因，学界对施先生的评价褒贬不一，所以要做到全面而理性的研究并评判施先生，并非易事。赵凌河先生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构思巧妙，独辟蹊径，找到了合理评价施先生及其文学成就的新途径。

一、“史”“评”结合与无适无莫的评价态度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施先生发表《上元灯》、《将军的头》和《梅雨之夕》等作，受到文坛肯定。1930年代前期，施蛰存主编了大型文艺综合性刊物《现代》，并以《现代》为阵地，培育现代派小说。但随着1930年代中后期民族危机的加重，“文学与政治”成为主流，现代派创作没有得到支持，反而受到楼适夷等人的批评，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这些批评不仅使施蛰存放弃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写作，且影响了学界后半个世纪对施蛰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现代主义特征明显的施蛰存及其作品被人遗忘。直至1970年代末，随着现代派创作的兴起，施蛰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研究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

施蛰存著作书影

施先生经历过变幻的历史风云，走过艰险的文学道路，又扮演过多种文坛角色，这些都使得施先生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时，更有其独特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故如何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施先生，也成为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赵凌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既谨慎又巧妙。引入“评”的形式是该年谱的一个书写特色，而其评价方式则力求无适无莫，不偏不颇，起码在形式上避免主观化倾向。在介绍施先生两部小说集《小珍集》与《旅舍集》时，作者评论道：“透出施蛰存灵魂深处潜藏着的一种‘热望’，或一种悄悄流淌着的理想寄托，即‘灵魂之息壤’的觅取”，这种带着诗意情怀的深层透视之语，却多引施先生本人之语，基本实现了“引而不评”和“述而不作”。再如施蛰存所坚持的“纯文学”的文学本位立场，左翼作家曾对之展开激烈批评，赵凌河先生在记述此事时，则尽可能隐去作者的主观情感，均以资料引述的形式从暗处评介，这既将年谱的“文体”功能体现出来，又使得批评之语内敛化，表现出作者撰写思路的缜密与谨慎。

自上世纪30年代迄今，关于施蛰存和鲁迅关系的话题就一直备受瞩目，学界对此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但几乎所有的论争焦点都落在二人谁是谁非上，却忽视了论争的实质。赵凌河先生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作者并没有纠缠于二人的孰是孰非，而只是客观陈述事实。书中详细展示了论争经过，并评价道：“施蛰存与鲁迅之间的论争主要是源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学态度”。作者在陈述史实的过程中，已经从客观呈现中暗示出她的态度。“史”与“评”相结合，既使作者的评价与观点显得理性客观，也为研究者评论历史纷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从文化建构的视角来看问题。

施蛰存1980年在北京

二、细致的史料钩稽和明确的文献索引意识

施蛰存一生开了“四扇窗子”，目前学界关注更多的是他的文学创作这一扇窗，且主要以小说研究为主，如对其“历史小说”、“都市小说”、“心理分析小说”等的研究，用力既多且勤，甚至出现很多重复工作。而施蛰存还曾写过大量的旧体诗、现代诗歌和散文，比如他的《灯下集》、《待旦集》等，风格独特，均凝聚着施先生的很多真知灼见，但这方面的成果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关于施先生“东窗”内古典文学的研究佳作也是凤毛麟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料收集工作的复杂性。施先生的很多作品并未结集，多散见于报刊中，而这些作品是研究并全面评价施先生的重要参考资料。赵凌河先生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的史料价值正体现于此。

对于年谱而言，只有在考证事实上多下功夫，才能在考证结果上合理阐述。《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在资料的引用、排布、分类等方面非常用心。《现代》杂志创刊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作为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现代》非常注重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对外国文学的态度。该年谱对此把握深刻，是书不仅钩稽出《现代》第1卷至第5卷中刊登的概述西方国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及现代主义文学演进的历史规律的作品，还从文学理论、小说创作、诗歌创作等方面分类列举了刊发于该杂志上的诸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作品，更对谱主施蛰存发表于《现代》杂志的大量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包括外国文学译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列述。又如，在介绍施先生1936年发表的散文、杂文及校点成果等，作者亦按发表时间、作品名称按序枚举，甚至注明了每个作品所刊载的期刊名称及卷期数。此类资料编缀在本年谱中时时得见，作者搜集资料之用心可见一斑，而这些资料列述更为当代研究学者提供便利，有重要的文献索引之功。

1985年摄于施蛰存在上海的寓所

三、合理的结构布局与新鲜的阐述方法

鲁迅先生曾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 （《且介亭杂文·序言》）。赵凌河先生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采用在编年基础上分类的形式，摆脱一般年谱惯用的平铺直叙的写作方法；阐述新鲜，从平面化到立体化，是本书结构的一大特点。

本年谱共分二十五章，章节安排以时间为序，章节分类以事件而分，即以“文学著译”方面的重要事件为坐标排布。这种编排结构，逐年按月纵向排比施蛰存的著译作品，又横向贯通施蛰存的文学活动、时局大事及个人交游情况，同时还提供前因后果的各种参照，既不遗漏谱主的重要活动，又使其一生形成连续不断的链条。而在谋篇之时，作者借用草蛇灰线之法，使得全书前后贯通。此外，该年谱多在章节之后作补充强调之语，弥补本书的编年纪事条目在结构上全面有余，深刻不足之弊端。如某一时间段有重要事件时，作者先按时间顺序对谱主此时期的活动作介绍，将该时期的著述行实叙完之后，再以分隔号形式，补充并详细介绍这一时期内谱主的某部重要作品或某个重要文学活动，其中还多加援引评介之语。是书共有二十五个章节，其中有二十一个章节均采用此种方式，这也是作者将“史”与“评”巧妙融入该年谱的一个重要方法。此外，分隔号之后深度介绍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年谱具有一个“传”的形式；适当加以评价与总结，使得谱主形象更为立体化。

此外，本书在写法上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不仅是资料书，而且是人物传记书，既可供研究者查阅，又可供普通读者阅读。比如作者说：“从《上元灯》到《将军的头》，再到《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型。”深具学术总结之意味。再如作者对《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这两部代表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模式的作品作了细致分析，其独到深刻的见解，已经超出普通资料书之范畴，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性。

作者赵凌河与施蛰存合影 1996年2月

赵凌河先生的《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脉络明晰，内容翔实，将施蛰存先生的“四窗”之业全面而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赵凌河先生说：“写施蛰存年谱，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而对读者来说，阅读这本年谱，亦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笔墨与心血蜿蜒而成的印记

小程序

《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

赵凌河著

2018年6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赵凌河，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中国现代浪漫派文学综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册）》（合著）、《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史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历史变革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理论的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