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内外 杜拉斯的热情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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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一直在寻找着表达自我的言语方式。最初开始写作的她深受美国文学尤其是福克纳的影响，但外在的文本形式并无法与她本人的内在达成和谐，于是她的作品也惨遭出版社退稿。之后在雷蒙·格诺的建议下，杜拉斯改变了自己的写作语言。她开始将个人记忆融入梦境和梦幻般的情景中，描述欧洲之外的异域，撰写非虚构文章，也曾尝试过电影等其他的艺术语言。不同的艺术语言和奇特的个人经历塑造了杜拉斯独特的文学气质。对法语文学研究者袁筱一来说，这就是杜拉斯文学血肉中最能直击人心的部分。
和杜拉斯的相遇
我第一次遭遇的杜拉斯作品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杜拉斯传》的作者相似，她第一次读到的杜拉斯也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杜拉斯的很多作品一样，这也是一本不那么厚重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杜拉斯。当时非常震惊，没想到写作可以是这样的，以往的写作观念也被彻底颠覆了。现在或许大家读到杜拉斯的时候不会这么震惊，但当时，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更偏向于19世纪的——比如雨果、巴尔扎克的——19世纪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经典文学。那时候我还学习傅雷老师的翻译，读到的作品多是巴尔扎克这样的。
《情人》的本子，当时在现有的范围内找不到，只好让我的法国朋友帮我买。《情人》寄到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反正我有一天进宿舍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一本书插在我的门上，好像是蓝色封面，当时那种欣喜感真是难以形容。
我读大学的时候年龄也还比较小，差不多十八九岁的样子。其实对我来说，杜拉斯最触动人的地方不是她的个人经历或者她的爱情，而是在少男少女的时期，如果一个人有写作的梦想、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写作，这时候如果读到了杜拉斯，她写出了这种你非常想写东西、但是就是无法达到想要表达的效果的感受，一种总觉得表达的不是自己最想要表达的东西的绝望。她到位地写出了这种绝望，而她最打动我的也就是这样的绝望。
杜拉斯一直谈到绝望的爱，其实我在男女感情问题上对于绝望的体会，远远不如对写作的绝望之爱的体会来得更强烈。哪怕是后来搞学术，困扰着我的也一直还是这个中心问题。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写作，一直都有一种够不到的感觉。
于是我又非常理解，为什么这种绝望可以伴随杜拉斯一生——哪怕自己成功了，哪怕自己成名了，但仍然感觉很孤独，因为她总觉得并没有完成自认为应该完成的东西，这是让人很沮丧的。然而同时，正是这种绝望能让人永远不停地去追求。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天赋或者没有这样的力量，就放弃了。
杜拉斯的语言谱系
杜拉斯和她的语言是血肉相连的。小说原来的功能其实就是说故事，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只不过是把它发展成一个长篇或者一个有结构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被发展成了某种小说理论之后，就会规定一些写作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已经忘了语言这件事情。但对杜拉斯来说，语言就是她的生命，或者说写作就是她的生命，是一种特别物质的、能够感知的东西。
杜拉斯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写作其实就是要写得要死，就像饿得要死一样。你要写得要死，要不然的话就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可以把它诠释为一种机制，没有这样融为一体的机制，那就没有价值。
从技术的层面，杜拉斯绝对不可能开始的时候就像传记中一样，说自己就是一个天才，这是她后来的一种态度。她后来就是这么骄傲，觉得谁都要给她让路。她觉得密特朗坐在那，不是她去跟密特朗打招呼，是密特朗应该跟她来打招呼，那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了。
杜拉斯是在法国的老殖民地越南长大的。当然她也受正常的法语教育，但绝对不是学院制的精英教育。杜拉斯的文字从法语的角度上来讲不是那么难，但是作为翻译来讲，达到你觉得满意的翻译其实挺难的。杜拉斯之所以有这样的语言，或者说她决定用这样一种方式写作，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她的基础教育阶段都不在法国，从精英圈里面出来的那种法语对她没有束缚。还有一个就是她长期的写作实践，她其实一直试图找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平衡点，她一再说自己是很有个性的，坚持自己风格的一个人，其实还是一直很焦虑，试图在被接受和自己的风格之间达到平衡。
在开始的时候，虽然《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已经让一些人认识了她，但接受度一直不高。可能别人会注意到她的写作特色，但她没办法靠写作为生。这个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一直在寻求得到承认。这里面包括和主流圈的交涉。她经常跟出版社交涉，要提前预支稿费之类的，提前预支稿费她认为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同时她要得到母亲的承认，因为当时的环境下，母亲只关注大哥。其实杜拉斯一生都在为得到承认这件事情纠结，这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这些家庭轶事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面已经有所披露，之后也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不断被提及。当然《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早期的，和后面的《情人》的叙事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在《情人》的叙事中，杜拉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这种画面写作也是她多年做导演的经验。不是说一定在早期就很精致，我想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说在20岁的时候就找到自己的风格了。
杜拉斯的前半生一直在斗争，到后半生终于斗争成功了以后，她就变得特别骄傲，就成了与生俱来的“我就是一个天才”。但说到底还是普通人的一生， 我想我们一生也都是这样。
在法国文学当中我们可能会更多地谈到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谱系里面写作，她为什么会这样写作。其实杜拉斯身上有很多值得讲的，一是对语言的热爱，她其实是非常热爱她的语言的。对于一个语言的热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摧毁它。杜拉斯就是以摧毁的方式来宣告她对这个语言的热爱。她的语言明显区别于19世纪的写作，它当然是一种继承，但它打破了语言的边界。过去精英化的法国作家们在一个边界里写作，因为法语在它最辉煌的时候，也是规则最明确的时候。杜拉斯是要赋予这个语言生命力，而如果永远停留在边界之内写作，这就是不可能的。
杜拉斯在写作素材中反复使用“自我”，是因为她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物来处理。她是一个自我虚构的典型。杜拉斯的作品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小说，它不仅仅有人物，而且这个人物就是对自己的想象。她的人物可能就是由自己过去的某一个影像生发出来的，她对这个影像进行虚构，她更多的是这样使用自己。还有一种就是她把写作当做一个人物来对待，围绕写作虚构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千万不能相信她的任何一本小说里面讲的都是她自己真实的经历，尽管你也可以想象，也可以构建她的小说和她自己的真实经验之间的关系。经验就是不断去经历，在经历之初和经历之后，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自己。随着生命的延续，经历会越来越多，尽管作品中是一个“我”，但实际上是不同阶段的，作为出发点的人物影像已经不一样了。杜拉斯的核心是她虚构出来的、经历不同阶段的假的我。她真正的出发点是自我，因为她对自我怀有极大的热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更适合代表世界的普遍性。
还有一点，尽管在小说写作、虚构写作当中，杜拉斯频繁地使用自我，但她的写作面或者说工作面是非常广的。不仅仅小说是她的领域，她其实也是一个记者，她每时每刻都是深陷在时事之中，她的领域很广阔，她对美食也有爱好，对艺术也有爱好，《外面的世界》里收录了她的很多艺术批评，但即便是艺术批评，你也可以看出，她仍然是非常自我的，是典型的杜拉斯式艺术批评。
毫无疑问，杜拉斯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她是1914年出生的，她的一生就正好是20世纪的一生。20世纪是人类发展到当时为止，最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杜拉斯的一生也是大动荡的一生。她经历了殖民和后殖民阶段，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没怎么经历过，但也会对她的生活有所影响，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的一生当中在不停地见证这些灾难。
尽管她的写作看上去自我中心非常强烈，但如果把她的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合起来看的话，可以读到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就是她要对这些灾难负责，她要叙述这些灾难。这突出地表现在她的非虚构写作中，比如她作为一个记者，会直面灾难，她就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当然在虚构写作中，她或许也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叙述灾难。
她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女性作家，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也见证了这种不公平带来的灾难。她的立场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真是令人赞叹。而且她的强大力量不是男性那种高高在上、拯救女性的态度。杜拉斯的所有力量都是原生的，也是真正的人的。人都是卑微的，但在卑微当中，就可以生发出这样的一种力量。她没有拯救的目的，但她最起码让你能够直面自己，我觉得这是女性作家的伟大之处。我不是说男性作家不伟大，只是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出发点不同。
她很热爱生活，热爱所有物质性的一切，她把文字也当做一种物质性材料来热爱。她把自己当做一个材料来书写的时候，自己也具备了某种物质性，于是她也爱上了她虚构的素材。20世纪很多批评家都将文字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材料来对待，比如文字的音乐性，它的节奏，这些都是物质性的体现。她很爱她身边能够摸到的，看到的，触碰到的，感受到的一切东西。
杜拉斯的绝望
如果让我从杜拉斯文学的关键词中选择一个的话，我会选择“绝望”。杜拉斯的绝望让人欣喜的地方就在于她的绝望是向死而生，她的绝望是一种有力量的绝望。
杜拉斯告诉我们很多的不可能，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限制。这个限制有自然的限制，我们活在某个地方，我们都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边界限制。即使你有权利和能力，能够随意行动，但你也不可能真正每时每刻都可以动，可以逃离。在时间上，人也是永远有一个边界的，注定要死亡。而杜拉斯是向死而生的，她会告诉你人无时不刻不在受到这么多物质边界的决定，但人的意义就在于突破。杜拉斯是以写作的方式来突破，艺术家可能以其他艺术方式来突破所谓的不可能。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艺术当中，我们的精神是无限的。我们梦想这么多，但总会有很多的边界，让你感觉到这种不可能是非常痛苦的。杜拉斯非常清晰地描绘了这些不可能和因为碰到这些不可能而产生的痛苦。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爱情也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她去爱。杜拉斯的绝望就是她告诉你有这样一种不可能存在，但也告诉你，正是这种不可能将人的主体性极大程度地激发出来，所以她的绝望是积极的。
对杜拉斯而言，酗酒本身也是因为她希望能够突破。你只有在醉的状态下能够暂时突破所有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可能变为可能，虽然事后你知道要把它变为可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就是为了一瞬。这也是写作和艺术中永恒和瞬间的关系。
尽管杜拉斯写了这么多痛苦和不可能，但她绝对没有沉湎。如果说她酗酒是有些沉溺，但是这种沉溺也是在探底。在杜拉斯身上，在她所做的事情上，其实可以感觉到人类的伟大之处。如果所有人面对灾难只是沉溺在痛苦之中，那将来总有一天人类会被驱逐出地球。对于人类精神的最好的一个彰显就是她自己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传奇的一生也是值得追寻的。她的作品可以凝结这样的瞬间，当她的一生通过写作成为传奇流传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永恒的瞬间。我觉得所有艺术的价值也是凝于一瞬，并不是说作为结果，这个一瞬固化下来的东西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这样那样的形式有多么重要，而是它彰显了你在过去为了这一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也就是说，杜拉斯的价值并不在于她的作品多么的伟大、多么不可超越，而是在于你能在她的作品中，在她这个人身上，见到她为了某一瞬做出的所有努力。“飞蛾扑火”也是我对杜拉斯最早的印象之一。
□袁筱一
注：本专题稿件来源于《感性对话》展览（上海浦东碧云美术馆主办， 沈奇岚博士策展，译者、学者袁筱一，艺术家陈小丹，作家赵松，策展人沈奇岚四人对话），刊发时有修订和删改。
我们一直在写，在我们身上似乎有一个住所，一片阴影，在那里，一切都在进行，全部的经历都聚集、堆积起来。它是写作的原材料、一切作品的宝藏。这种“遗忘”，是没有写出来的作品，是作品本身。
——玛格丽特·杜拉斯
虚无，就是无限。这完全是平行的，是同一个词语。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虚无，是无限，在必须生活而日子又过不下去的时候，人们给虚无找了权宜之计。并不因为上帝不存在人们就得自杀。
——玛格丽特·杜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