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参加红小兵

一

我在1977年底参加过一次考试，不是高考，是中专考。78年年初，我拿到了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此时我23岁，是一个省级化工建设公司的热处理工人，已经有六年工龄。我当时面对人生最大的难题，是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安心，身体也不好，精神上处于极度焦虑状态。公司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四周都是农村，十分荒凉。到了夜间，除了点点灯火，四周漆黑一片，犹如坟墓般的寂静。

我不愿意住在公司，经常骑自行车17公里的山路，来回34公里，从贵阳市区家里到公司去上班，像一个城乡之间的流浪者。傍晚骑自行车回到家里面，主要是为了能在家里看看书，听一听收音机。我有一台短波收音机（后来带到川大），可以听到国外电台的新闻和很多音乐节目，特别是澳洲广播电台中文节目，经常播送邓丽君的歌曲。我对小提琴曲有特殊的偏爱，我童年时代最好的同学和朋友，都是从小就学小提琴的。我没有学小提琴（买不起），但是经常去听他们拉小提琴。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社会逐步开放，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城市里面经常还可以看到进口的外国电影，印象比较深的一部电影叫《奇普利安·波隆贝斯库》，这是一部罗马尼亚的音乐电影，也是音乐家波隆贝斯库的传记片，其中主人公和女友贝尔塔的爱情悲剧非常感人，两人在山坡草地上拥抱打滚的镜头十分火爆，加上反复出现哀婉凄切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的感情、情绪和几乎所有的感官全部都被画面和音乐占据，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这样强烈的感受跟以前接受的革命文艺完全不一样。文革十年中，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革命文艺，主要是八个样板戏和语录歌。八个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我基本上可以唱出里面所有的唱段，语录歌可以唱近100首。革命歌曲的主要情绪是慷慨激昂。

上班途中，我几乎每天都在经历巨大的城乡差别，从城市出发，经过郊区，再到远郊农村，最后进入一个作坊式的车间，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比如，将一些报废的金属设备零部件，放在一个叫热处理的高温炉里面，加热到几百度甚至上千度，然后取出来迅速在液体中冷却，以此提高零部件的表面硬度，目的是使得处理过的零部件可以再次使用。整个工作单调乏味，了无生趣。在工作台面前，想到自己一辈子将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加热炉边做这么一种单调的工作，内心充满恐惧不寒而栗。

经常长途骑自行车上下班，对我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上当时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差，神经衰弱、经常失眠，肠胃也不好。本来我也想参加77年的高考，但是我认为如果参加中专考，录取的把握更大。我主要的想法，是尽快离开当时在郊区的工作单位，回到市区的单位上班。

最后我没有去中专读书，当时有关部门突然公布一个政策，不允许在职职工上中专。考上了中专却不能就读，回市区上班的希望破灭，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感到非常郁闷。

不过因祸得福，我有机会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二

1978年春天，我开始准备高考。我找来一些初中和高中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课本，在公司附近的村子里面租了一间房子。房子不到9平方米，里面只有一张床，连一张凳子也没有。白天上班，晚上我就坐在床边，屁股下面垫了一个脸盆，在床边学习课本。我没有上过中学，1966年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参加了红小兵组织，主要的任务是在学校批斗“走白专道路”和“搞修正主义”的老师。后来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组织清退。1969年，“复课闹革命”进入中学，实际上只上了半年初中就毕业了，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好在后来自己喜欢读书，尽可能去找一些喜欢的书籍、主要是文学书籍来阅读。有一定的阅读量以后，也具备了相当的自学能力，对掌握史地、语文政治等课本感觉並不困难。但是对数学就特别头大，又没有人可以请教，只有硬起头皮，花了很多时间去学数学、做题目。后来高考数学只考了16分，完全和自己的艰苦努力不成比例。至今我对当年在荒野山村小屋里，一个人深更半夜学习数学的情景记忆犹新。

备考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很夜深的时候，灯泡突然爆炸，引起电线短路，短路引起的电火花在房间墙壁上噼里啪啦乱响。此时几个村里农民破门而入，若干手电筒在我身上和床上到处晃动，他们进来时气势汹汹，但是看到一床上都是书籍，都愣住了。我当时比较镇定，问他们为什么半夜闯进我的房间。他们说，他们以为我在房间里面用电老虎烧水，引起村里电线缺路，破坏了村民的财产。经过沟通后，他们才悻悻离去。

三

考试期间，印象最深的是考数学。卷子发下来以后，怱辣辣的一片，大部分考生都站起来，然后将空白的卷子交给老师，走出教室。整个教室里只剩下三个考生，这时监考老师对我们三人说，反正你们都不会，可以相互商量把题目做出来。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真的就坐在一起，相互商量怎么做题。我们先自己将题目做一遍，然后相互交换试卷，又相互切磋哪些题目做对了、哪些题目做错了。我发现我们三人都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商量了半天还是不会做，做出来的题目也不知道对不对。另外两个人折腾了一阵以后，完全失去了信心，先后离开了。现在看起来，这是明显的作弊。不过这种作弊，更多的是一种苦涩的笑话。

不到半个小时，数学科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只有我一个人在教室里继续又坚持了大约半个小时，结果还是一道题都没有做出来。当时那个监考老师，也不催我，非常有耐心地在等着我。我当时的想法是，能够多做出来一分算一分。我知道，我已经23岁了，已经远远超过了读大学的年龄，这可能是我改变命运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交卷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老师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眼中充满了关爱，它使我铭记终生。

体检是在区医院，量血压的时候，医生查出我有高血压，100/150。我对医生说，先不要写上去，等一下再量吧。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心里面碰碰乱跳，嘴里默默地不停念叨自己，我怎么会有高血压呢？我怎么有高血压呢？过了10多分钟，再量还是高血压。我说再等一下，这个时候医院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医生看出来我不愿意在体检表上留下高血压的记录。最后，医生说，那我给你写上一个正常的血压吧，她在体检表写上了90/140的数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体血压的正常值。

1978年高考前

四

我高考的成绩是327分，当时贵州省的文科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大概是200分左右，重点线大概是270分。我的成绩在贵州文科考生中排在四十名左右，我是所在的10万人口的农业郊区的文科状元。当时全国重点大学文科在贵州的录取名额大概是50人。上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了，而且，根据政策，满五年工龄可以带薪上学。我当时的激动、欣喜和骄傲简直无与伦比，真的相信通过努力能够成功，相信天上真的能够掉馅饼，相信鸡毛能够飞上天，相信乌鸡能够变凤凰。在填写学校和专业志愿时，从我的成绩看，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都可以选择，录取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一志愿我填写了四川大学。

在专业选择上，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填历史系考古专业，因为我母亲在贵州省博物馆工作，他们认为毕业以后回到贵州，到博物馆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同意，我填了中文系。

五

1978年10月初一个秋日，我乘火车离开贵阳到成都上学。在夜晚的火车上，我久久无法入眠。我已经不记得此前有多少次的离家出行。从前离家出行都是为了谋生，为了吃饱肚子，这次离家出行是要去实现一个梦想。从11岁开始，我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为了谋生，我学习过美术、书法、中医和木工等，都半途而废。15岁参加工作，我当过基建民工，参加修建湘黔铁路，后来又当了产业工人。在10多年的时间里，我从事过很多职业，经历了四处漂泊的动荡生活，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饭碗。但是，我始终心有不甘，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心里面挥之不去，那就是我要上大学。国家恢复高考，激起了我心里的那只小野兽。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成功了。在离开学校12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学校，去实现人生的梦想。我深感命运的不可思议。

由于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我在书籍阅读方面有一些更好的条件。当时阅读的很多书是从省图书馆通过关系借出来的，需要限期归还。我和父母以及另外一个喜欢读书的邻居，曾经从图书馆借出来一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因为太喜欢，四个人不停的轮流抄写，大概7天时间把这本书完全抄下来了。

1972年参加学生团修建湘黔铁路

工作以后，有了工资，经常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特别喜欢的书就买下来，更多的时候是在新华书店蹭书读。上大学之前，我读过现代英法俄美等国家的一些名著，主要是长篇小说。印象深的有英国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双城记》。法国雨果的《九三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斯汤达尔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甚至读过高尔基的四卷本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目前正在重读）。美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梅尔维尔的《白鲸》，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等。当然。还有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雅和舒拉》。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他笔下的阿廖沙，没有读完小学就离家四处谋生，从事过很多职业，在社会底层与各种人物打交道。在伏尔加河上的轮船上，在一个厨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大量阅读各种书籍，立志“做一个不为环境所屈服、内心强大的人”。我觉得，我就是高尔基笔下的那个阿廖沙。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包括我的父母。而阿廖沙后来永远没有机会能够上大学。

清晨，火车从重庆向成都进发，突然我看见了长江，辽阔的水面向我滔滔不绝地奔涌而来。顿时我激动莫名，心情如浩瀚的江水一般涌动、冲撞、迴旋，持续充满了前行的力量。我忽然想起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人生有如一股奔流，如果没有暗礁，永远激不起美丽的浪花”。

满怀希望的清晨，一轮朝阳正在江上冉冉升起。

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

六

在学校报到安顿以后，一天下午，我来到了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找到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在里面闲逛许久，买了两本书夹在腋下走出门外。我记得，当时的春熙路上，有一个面积不大、四周有铁围栏、树木十分茂盛的人民公园。这时候，公园街边一个喇叭突然响起一段小提琴乐曲，那是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的不朽名篇《流浪者之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小提琴曲，乐曲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激越的高音部分出现，然后伤感的部分和激越的部分交替出现。这首曲子把我过去十多年的无数生活场景一一在脑海中浮现。伤感的部分是我的沉沦失意、穷愁潦倒，是我四处流浪的日子，激越的部分是我的奋斗努力、欢欣喜悦，是我与命运抗争的日子。我在街边久久伫立，一直听完整首乐曲。乐曲结束以后，我的眼里满含泪水。流浪者归来，流浪的日子结束了。

入校后同一宿舍的同学

12月22日晚上7点，还是在春熙路新华书店，我站在一个堆满一大堆书籍的书桌面前，认真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我仔细领会其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汇的意义。

我感到，中国从此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民的好日子开始了，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了。

七

40年过去。2018年9月28日，在青城山下一个花园式的酒店，中文系78级40多位同学欢聚一堂，纪念进校四十周年。

我在聚会上作了题为《感谢生活》发言：

在最好年代，

1980年代。

在最好的年龄，

20到30岁。

遇到最好的同学，

川大中文78级，

留下了最美的记忆，

四年同窗生活。

今天当我回首往事，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我曾经拥有最美的青春，

感谢生活。

成 建 三

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贵州省委经济决策咨询专家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产业经济、农村经济研究。参与、主持深圳建设国际城市、珠江三角洲产业规划等多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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