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关于他在桐城派的地位，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如下说法：“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这里提到的三位人物，被誉之为“桐城三祖”。另外还有“桐城四祖”的说法，那就是加上了戴名世。但也有人说，戴名世只能称之为桐城派的奠基人。

桐城文庙棂星门

关于方苞文风，沈廷芳在《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录下方苞自己的说法：“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看来方苞反对在散文内掺杂进语录体，故而他所写之文，被后世赞之为“雅洁”。

这样的文章确实朴实，可是想从中选出一句隽永之语，却颇为不易，故本篇的题目我本想选他文章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他的特色，这个简单的要求却颇难达到，故而只好从他反对的骈文中选出了这样一句话。

方苞撰《望溪先生全集》三十二卷，清咸丰元年至二年戴钧衡刻本，牌记

题目里的这句话，出自方苞所作的《七夕赋》，如此说来，他也作过韵文，从整篇《七夕赋》来看，方苞在这方面也颇具才能，我摘选该赋中的首段如下：

岁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隐隐以方移。试一望兮长河之韬映，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躔分两度，天各一方；会稀别远，意满情长。欲渡河兮羌无梁，空鸣机兮不成章。叩角余哀，停梭积恨，四序逴以平分，寸心抚而不定。悲冬夜之幽沉，迷春朝之霁润，睹夏日之方长，盼秋期而难近。

即此可知，方苞确实是文章高手，即便他不擅长的韵文，依然写得如此漂亮，而方苞也正因为文章写得好，曾经在最危急关头救过自己一命。这件事还要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说起。

方苞撰《望溪先生全集》三十二卷，清咸丰元年至二年戴钧衡刻本，卷首

戴名世被关入监狱之后，相应的官吏开始从他的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南山集》中收有戴名世写给余石民的一封信，此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此书。”正因为这句话，这个案件的性质得以迅速转变。原本抓戴名世，仅是因为他的文集中有悖乱之语，而今通过这句话，一路追查下去，案件的性质也渐渐变为了想造反的大逆案。这样无限上纲方式是怎样构成的呢？按照历史记载上的说法，这件事跟康熙皇帝认错了字有关系。

如上所言，审查官员从戴名世写给余石民的信中找到了那句话，但是，戴名世在这封信里只说《滇黔纪闻》一书的作者是方学士，这“方学士”三字显然是姓氏加尊称，可是在满文中，“方学士”这三字的写法跟“方学诗”完全一样，并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普通话，东北地区的人读这两个词时音也完全相同，因此玄烨就把“方学士”听成了“方学诗”，而“方学诗”这三个字对玄烨来说特别敏感。

这件事又要从吴三桂造反说起，吴三桂建立大周后，方光琛任大周的宰相，再后来吴三桂病死，方光琛继续辅佐吴三桂之孙吴世藩，而后清军打到昆明，方光琛被斩。当年方光琛的九个儿子皆在吴三桂手下任要职，而后这九子中的八位皆跟其父同时被杀，唯有最聪明的长子方学诗在逃。而后清军搜捕方学诗几十年都得不到信息，所以当康熙皇帝看到“方学士”这三个字的满文时，马上就问了一句：“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在场的人竟然没人敢纠正皇帝之误，于是戴南山的这个案子就跟吴三桂的造反联系在了一起。

方苞撰《周官析疑》三十六卷，清木活字本，书牌

其实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滇黔纪闻》一书的作者是方孝标，而方孝标也曾经到云南去见过吴三桂，当时吴三桂请其任职，其未答应，可是清廷却因为他也姓方，于是就将方孝标与方光琛认定为族人。还有一层关联，那就是戴名世的《南山集偶钞》找了几个人写序，其中一位写序的人就是方苞。而方苞又恰好是方孝标的族孙，于是这样层层串连，大狱就此兴起，方苞也因此被抓进了狱中。

关于这件事，此后方家的族人也是如上说法，《方氏家谱》中在论述方孝标的历史时，有如下一段话：“公归作《滇黔纪闻》，锓版数幅耳。缘《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论鼎革时事，并有云：‘吾乡方学士者，有《滇黔纪闻》一书，言之甚详’，戴欲脱罪，而无书可证，由是方氏祸连宗族矣。歙人方光琛者，吴逆伪相也，有子侄九人受伪职，其最著者，名学诗、学礼，吴逆败皆伏法，唯学诗在逃。而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学士，不复具名。北方‘士’与‘诗’同音，国书又同为一字，圣祖阅清字疏日：‘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廷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其后江南检得龙牌及《滇黔纪闻》，所载皆颂述本朝功德语，无一字可议，而其时狱已具，遂不复上达，然犹仰赖如天之恩，悉从宽典。”

方苞撰《周官析疑》三十六卷，清木活字本，卷首

方家人同样叙述了这件冤案发生的过程，这段话中所说的“国书”指的就是满文，但方家人说，后来相关人士还是看到了《滇黔纪闻》的原书，发现该书内都是歌颂大清王朝的话语，完全没有违碍字句，可是大狱已经兴起，所以这些人就不敢再把看到该书的情况报告给康熙皇帝，好在后来皇帝开恩，才使得方家族人没有受到太大的灾难。

显然，这种说法是不能够直斥康熙皇帝看错了字，只能说是这些大臣们发现了问题，不敢跟玄烨说他看错了，于是将错就错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冤案。但此案判决时，方孝标早已离世，于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将方氏族人儿孙辈的几十人流放到了黑龙江的卜魁。

方苞撰《周官辨》一卷，乾隆七年刊本，书牌

方家族人入清之后一直很倒霉。方孝标在三十一岁时考取进士，当时是顺治六年；在顺治十二年，他被升为经筵讲席，特别受到顺治皇帝的眷顾；可是到了顺治十四年，发生了江南科场案，这场大案正是方孝标的四弟方章钺中试后引起非议，于是顺治帝派人细查其中的幕后原因，最终的结果是将正副主考官斩首，其他十八名考官处以绞刑，方章钺本人被打了四十大板，而后被抄家；转年之后，方孝标以及其家人数十人被流放到了黑龙江宁古塔，故而这位方孝标从皇帝的宠臣变成了流放犯。而后经过他的长子方嘉贞上书鸣冤，方孝标的五弟又捐资修北京的阜成门，因为这样的贡献，所以三年之后，方孝标被放归。

方孝标在康熙九年带领几位子侄前往云贵高原游览，因为他是文章大家，所以每到一地都会留下自己的记录，写出了《滇游纪行》和《滇黔纪闻》。再后来戴名世想修明史，觉得明史也应当包括南明的这一段历史，而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记录了一些南明史实，所以买来此书作参考资料，并且摘录一些史料，写入了他的《南山集偶钞》。

方苞撰《周官辨》一卷，乾隆七年刊本，卷首

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刑部尚书哈山在《为审明戴名世〈南山集〉案并将涉案犯人拟罪事题本》中说：“据方孝标所写《滇黔纪闻》，内有永历初在广东，延至广西，终于云贵。与隋之清泰于洛、唐之昭宣于巴颜、宋之帝昺于崖州，同不可称之为伪朝。又金陵之弘光、闽越之隆武败之后，两广复立已故桂王之子永明王于肇庆，改号永历等语。方孝标身受国恩，已为翰林，因犯罪发遣宁古塔，蒙宽宥释归。顺吴逆为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洪恩免罪，不改悖逆之心，尊崇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书记刊刻遗留，大逆已极……。”戴名世没有想到的是，他无意间的这个做法，不但让自己被砍了头，还连累了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因为最终的处罚结果是将方孝标锉骨鞭尸。

不仅如此，这件事情也把方苞牵连了进来。哈山在题本中又说：“方孝标族人居住桐城、江宁两县，累世荷恩，并不悛改，悖逆之心不止方孝标一人，族人方苞、方正玉为戴名世逆书作序，以至案发，查抄《滇黔纪闻》，方孝标之子方登峰、（孙）方世樵又寄书毁板。方孝标族人干连大逆之罪，依律发遣宁古塔。”哈山的题本中明确写出了方苞受牵连的原因。

对于这件事，后世也大多认为方家受牵连很是冤枉，近代无名氏所撰的《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中也称：“其实方孝标不过因闲居无事，有所亲宦游历云南，乃往访之，藉得纵观滇黔山水。……晚年无事，编写生平著述，追录在滇黔时所见所闻，刊入所著《钝斋文选》中。其书只记滇黔风景，兼及桂王时事。书中亦仅有永历等年号，刊集时失察，未及删除，且据乡先辈故老相传，其书兼有颂扬康熙朝恩典，实无悖逆之语。”

方家人无意间牵连进这样一场大案，故其后世族人对戴南山的痛恨可想而知，尤其方苞他只是给《南山集偶钞》写了篇序言，就被关入狱中两年多，并且按照大臣们的议奏，也将方苞判了死刑。但是方苞一直否认那篇序言是其所写，比如李塨所撰的《甲午如京记事》一书中载有方苞自己的话：“田有文不谨，余责之，后背余梓《南山集》，余序，亦渠作，不知也。”田有就是戴名世的字。方苞说自己看到了戴名世的文章已经提醒他，这种写法肯定有问题，但是，戴还是背着方苞偷偷地刊刻《南山集偶钞》，同时戴又伪造了一篇序言，而后署上方苞的名，刊刻了出来，而方却完全不知这件事。

而后苏惇元在《方望溪先生年谱》中也称“其序文实非先生作也”，这种说法也应当是本自李塨文中所记。然而事实上，《南山集偶钞》刊刻之后，当时的书版就存在了方苞家里，他说自己不知道，显然不可能，不过方的这种辩解方式也可以理解：在大狱兴起之时，每个人都要自保，他当然要辩解自己跟该事无关。然而，他的辩解在那种御定大案中显然没什么用，可是方苞却因祸得福，他的这个福，跟他的辩解没什么关系，而真实的情况则是李光地救了他的命。

在戴名世一文中，我已经提到关于汪霖的死，汪霖也是康熙帝喜爱的词臣，他的去世让玄烨感叹说：“汪霖死，无复能为古文者矣。”李光地闻此言，立即就接茬说：汪霖确实不错，但是有人比他的文采还好。皇帝问李光地：是谁比汪霖的文章写得还要好？于是李就说出了方苞的名字。此事记于方苞所撰的《安溪李相国逸事》一文中：“他日，上言：‘自汪霖死后，无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对。左右闻者，无不代公股栗，而上亦不以此罪公。”

关于方苞的学问，玄烨也有耳闻，《两朝圣恩恭纪》中记载有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玄烨的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皇帝的这一句话，就让方苞免死，不仅如此，还让他戴罪立功，第二天玄烨就把方苞诏入了南书房，命他撰写《湖南洞苗归化碑文》。转天之后，皇帝又让他写了另外两篇文章，玄烨看到后，对众人夸赞说：“此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

从死囚变成了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这个变化太大了，方苞死里逃生的原因，除了自己的文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李光地的冒险相救，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死友，真可谓终生无憾了。而后，方苞在朝中工作了多年，虽然他在朝中工作，却仍然是罪犯之身，直到玄烨病逝，雍正继位后，下恩诏，方氏全族入旗者，得以宽赦归原籍，而方苞本人也恢复了自由身。到了雍正九年，他又一路升职，直做到礼部侍郎。

然而，胤禛在雍正三年召见方苞时，却说了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话：“汝心饫朕德，复何言。听朕告汝：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朕得汝之情，故宽贷汝。然朕所原者，情也。先帝所持者，法也。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诸内廷，而善视汝，是汝受恩于先帝，视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觉先帝未察汝情，不唯亏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即倍思先帝遗德，则汝之忠诚见，而朕之孝道亦成。”

胤禛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是“汝昔得罪，中有隐情”，看来胤禛也知道方苞当年的入狱是个冤案。但他接下来又说，而今我免除你罪人之身，是出于人情，当年先帝判你有罪，是从法律角度来考虑者。细读胤禛的这段话，他解释来解释去，总体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方苞没罪，但出于某种原因，还是要判他的刑，可是玄烨也觉得这种判法有些冤枉，于是就让方苞以待罪之身，在朝中当自己的秘书。

那胤禛所说的隐情，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难道说，当年玄烨判南山案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而历史资料的记载也确实印证了这种猜测。

玄烨亲政后，社会上都说当时是宽松的盛世，而戴名世也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氛围下，才想去修明史。那既然如此，玄烨为什么要构成一个大案，而后又只判戴名世一人死罪呢？本来不复杂的案件，一审就是三年，这个过程中大臣不断地给康熙上奏案件的进展情况，最终刑部的判决是很多满人贵族共同议定者，当时涉案人员基本都被拟定为死罪，这些人明明知道南山案是个冤案，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搞得很大呢？这涉及满人贵族对社会的普遍态度，在这里就无法细问了。

据说，玄烨在最终签署此案时，竟然整整一夜未眠，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的衣带都拧成了绳。可见，究竟该怎样做出终审，玄烨也是几经衡量。所以，方苞因为写序牵连进案中，本来就是一种冤枉，而康熙帝却把他由死囚转为到南书房行走，这个转变恐怕不止是李光地的一句话就能起作用者。而康熙帝的真正所想，恐怕只有他儿子胤禛知道，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大老远把方苞召入宫中告诉他：当年的案件另有隐情。关于这隐情到底是什么？只能让后世随意地猜测了。

方苞以白衣身份入值南书房，而后开始了他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在朝中先后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到他七十五岁时，告老还乡，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南京。他在南京的清凉山麓建起了教忠祠，可惜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痕迹。

方苞在南京的居住地位于今日的乌龙潭公园旁边，我来这里做过探访，也同样找不到任何的痕迹。而乌龙潭公园内，有颜鲁公祠，该祠堂是当时的江苏巡抚陈大受所复建者，并且公园内的那个水潭，也原本就是颜真卿所建的放生池。陈大受在《重修颜鲁公放生池庵碑记》中说：“江宁城西有乌龙潭，旧传唐肃宗乾元二年，颜鲁公为浙西节度使时，奏置放生池于此。后之人于潭侧建庵祀公，而仍以放生名，盖不没公所以名池，乃所以不没公也。”

陈大受重修了放生池，自己写了篇碑记，而后他又请方苞写了篇《乌龙潭放生举本记》，此记不见于流传至今的方苞文集。而王思豪在其所撰《方苞》一书中，予以了摘录。据说这块碑现存于旁边的颜鲁公祠内，可惜我来此地时，这里大门紧闭，看不到这块原石。

在南京时期，方苞招来了刘大櫆，他们在此共同探讨文章，这次的相会跟后来桐城派的成立有一定的关联。到了乾隆十四年，方苞病逝于南京。

作为文章大家，方苞在文章写作方面当然有其独特的观念，比如他在《又书货殖传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针对这段话，童丽慧在《带着镣铐的舞者心迹——论方苞的游记创作》中评价说：“‘义法’说是方苞古文理论的核心。”所以，方苞认为写文章不但要“言有物”，同时还要“言有序”。关于他所作的游记，较有名气者有《记寻大龙湫瀑布》，该文中有一段是方苞寻找瀑布的过程：

诘旦，舆者同声以险远辞。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伤？’沿涧行三里而近，绝无险艰。至龙湫庵，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许，蔓草被径，舆者曰：‘此中皆毒蛇貍虫，遭之，重则死，轻则伤。’怅然而返，则老僧在门。问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为子先路。’持小竿，仆李吉随之，经蒙茸则手披足踏。

对于这段话，童丽慧评价说：“这一段，将‘寻’作为重点，短短一小段讲述了其中的一波三折，首先是按图记去寻，其次是向众僧询问，其次让鲍甥去探寻，其次是乘舆往寻。当荒草塞路、肩舆之人不愿前往、被迫返回时，又改由老僧引路，步行前寻，终于望见了瀑布。种种文字，皆以见这次寻找大龙湫瀑布之经一番周折。而舆者、老僧及以方苞自己的形象都被不动声色地刻画于其间。”对于方苞的散文，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最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描绘左光斗形象，笔简语洁，史可法入狱相会一段，凛然正气，尤为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