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醫保局會進一步在全國範圍內推進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醫保局中局

浙江省某市腫瘤醫院醫生陳明紅今年2月份又只拿到了1000元的績效獎金。最近半年來，因他所在的呼吸內科醫保經費超標，全科的人都被扣錢，獎金只能按保底金額髮放。

醫保政策爲何讓辛苦工作的醫生反而被扣了錢呢？

陳明紅舉了個例子：在醫保支付方式裏，有一種叫“單病種付費”，即醫保部門只按照患者該次住院的第一診斷向醫院支付醫療費用。例如，患者因結腸息肉住院，結腸息肉就是“單病種”，按規定，該病種的醫保額度是4800元。如果超出這個金額，醫院就會被直接扣錢，扣的錢最終會落實到醫生頭上。

有一種治療方法是在結腸息肉的蒂部“打夾子”，讓其因缺血而自行脫落。如果有位患者患有較多的息肉——例如長了10多個息肉，一個夾子的平均費用是200元，10個夾子就是2000元，再加上圈套器，以及後續的止血費用，算下來，他的全部治療費用會超過5000元。

這就給醫生出了一個難題：進行正常治療，就要被扣錢；不按醫療方案做，又如何向病人交代呢？爲此，醫生想出一個“聰明”的對策：將本來一次就能完成的手術分成兩次做——這次治療5個息肉，一個月之後再治療另外5個，這樣，每次所花的費用就不會超標了。

但是問題又來了：醫保政策規定，平均同一個病人在同一家醫院每年的住院次數不能超過1.1次，如果超過了，醫保管理部門就會拒絕向醫院支付醫保費用，被扣了錢的醫院，還是會去扣責任醫生的錢。這樣一來，醫生做得越多，自己就虧得越多。

因醫保扣錢而造成個人收入減少，成爲醫生對現有醫保政策新一輪集體吐槽的焦點。與此同時，醫保資金浪費和醫保支付壓力巨大的現實，也是新成立的國家醫保局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作爲本輪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最後一個亮相的機構，國家醫療保障局正式掛牌一個月來，還看不到有什麼大動作，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爲，儘管仍有不少阻力，但國家醫保局會進一步在全國範圍內推進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安徽一家醫院的住院部，與患者簽訂的“先住院後付費”協議書。圖/中新

“控費”與“穿底”

廣東省某市三甲醫院副主任醫師張琳琳（化名）前不久在自己的醫院住院，做了一個切除脂肪瘤的小手術。但手術稍稍有點麻煩的是，脂肪瘤不巧長在左肩胛骨關節囊上方，無法確定是良性還是惡性，以及手術是否影響關節功能，因而需要加做一個CT檢查。在該市，這樣一個手術的醫保定額是5000元，如果多做一個CT檢查，就有可能會導致醫保超標。

“就算我在住院期間自費檢查這一項也不行，因爲對於醫保患者，醫保中心不光要審覈醫保報銷部分，還會考察這一次治療的總費用。對於作爲患者的我來說，如果前期花的錢多了，給醫生後續治療留的空間就不大。爲了省錢，醫生有可能不敢用好藥，在縫合傷口時不敢使用無需拆的縫線，而使用便宜的普通縫線，就會在我肩膀上留下難看的疤痕。萬一再發生術後感染，成本就更高了，醫保肯定會超標。”張琳琳解釋說，爲避免同事被扣錢，也爲了自己得到最好的治療，她就自費在門診做了CT檢查，並在術後當天就出了院。

身爲醫生，張琳琳在成爲患者時，更加能夠理解同行的處境，並能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的利益。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果不是對醫保政策有深入的瞭解，很難爲自己做出一套細緻的考量。

當被問及醫保政策爲何要對醫生與醫院做出種種束縛時，醫生們的回答都是——“因爲醫保沒錢了！”

在網上搜索“醫保穿底”，確實會搜到很多新聞。例如，2016年，湖南中南大學附屬湘雅二院公開拒收長沙市的醫保患者，規定“長沙市醫保，除危重病人外，只能提供門診就醫，暫不能辦理入院就醫”。這是因爲，長沙市醫保長期拖欠湘雅二院醫保結算款，醫保額度也早已超支，醫院不得已，只能拒收醫保病人。

就在去年年底，多地醫療耗材被醫院停用的消息接連傳出：貴州省兩家三甲醫院下發通知，大面積停用醫療耗材，致使正常的治療受到影響。北京安貞醫院的醫生則透露，普通外科手術大部分止血材料都停了，手術量明顯下降。

當時，這些消息所引發的關於醫保資金虧空、醫療水平因耗材停用被迫倒退、年末醫院將不再收治病人等說法傳得沸沸揚揚。而實際上，這場風波的主要原因在於，臨近歲末，醫院爲了完成衛生部門的年度考覈目標，而實行突擊控費。

中國現行的三大醫保體系——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新農合）的運行時間都不算久遠。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針對國家公職人員與企業職工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而農民能夠獲得的醫療保障是極爲有限的。

1994年，江蘇鎮江、江西九江兩地試點城鎮職工醫保改革；而新農合則始於2003年；2007年，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開始建立，至此，中國的全民醫療保險才全部完善。

伴隨着全民醫保的建立，醫保經費開始爆炸性增長。據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劉軍強與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劉凱等人的統計，從1978年起, 中國的衛生總費用花了28年才達到1萬億元的規模。然而, 第二個萬億僅用了4年時間，第三個萬億則不到3年。1978年~2013年的35年間，衛生費用年均增長率超過17.6％，遠高於經濟和居民收入的增速。按照這一趨勢，衛生總費用將在2020年達到10萬億元，在2030年達到50萬億元，2040年達到252萬億元。而醫保費用則佔衛生總費用的60％以上。

根據劉軍強等人的計算，三大醫保制度目前財務狀況尚可，甚至有些地方還有大量結餘。但在10年後，三大醫保項目就會面臨財務失衡的問題。其中，職工醫保當年赤字將出現在2024年，新農合與居民醫保將分別在2024年和2027年出現當年赤字。而從2029年到2036年，三大醫保的累計結餘將逐一消耗完畢，進入到累計赤字階段。

對於面臨的這一形勢，新成立的國家醫保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目前，醫保基金處於合理運行區間，醫保的目標首先是保障參保人員權益，其次纔是控費。”他說，“即使醫保基金充足，也需要控費。現在的問題是，醫療服務浪費現象很嚴重。”

從這位官員的回應可以看出，醫保控費的直接目標是遏制醫療資源浪費，長期目標纔是避免穿底風險。具體怎麼控？決策部門將支付方式改革當成突破口。

過去，醫保實行“按項目付費”。簡單地說，就是患者做了哪些檢查、開了哪些藥、做了什麼手術，每一項都按醫保目錄裏規定的金額，由各地醫保經辦機構支付給醫院。

在這種支付方式下，醫院做多少治療就能拿到多少錢，醫保經費成了公立三甲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據瞭解，公立三甲醫院收入的7％來自政府財政撥款，剩下部分平均有60％來自於醫保經費。

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原院長、春田醫院管理公司創始人段濤解釋說，北京、上海的一些頂尖專科醫院，由於外地自費病人多，對醫保的依賴程度較輕，而一些二、三、四線城市的三甲醫院，患者主要來自本地，因此它們的運行嚴重依賴醫保經費。

山東省東營市勝利油田中心醫院是當地成立最早、聲譽最高的三甲醫院，該院醫保辦主任林泉表示，過去按項目付費，雖然也有一定的額度限制，但基本上沒有約束力，花超的部分最終仍會由醫保中心買單，在大家的腦子裏，根本就不存在醫保超標這根弦。

北京某三甲醫院心血管內科醫生王大光（化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們醫院外地自費病人多，對醫保依賴度低，不會把高血壓患者收住院，但在中西部地區，某省級人民醫院就設有高血壓病房，收治的都是普通高血壓病人。”他解釋說，這是因爲，在當地，高血壓的門診報銷比例太低或幾乎沒有，而住院報銷比例高。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就和患者聯起手來，套取醫保經費。

對於醫保控費下的各種亂象，段濤說， 在醫療總費用基本穩定不可能大幅增加的前提下，醫保涉及的4方就像4個人在搓麻將：政府想少花錢多辦事，醫院想多賺錢，醫生也想多賺錢，患者想自己少花錢，讓政府多掏錢，每一方都想贏。“然而打過麻將的人都知道，搓麻將不可能4方都贏。”

段濤分析說，在這場博弈中，彼此之間除了相互算計之外，也會有臨時結盟，有時是2對2，有時是3對1。這其中，醫院、醫生與患者三方聯手的機會比較多，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多花政府的錢。這就造成了不管政府投入多少錢，都架不住“3P聯手”做局，常常令醫保經費面臨崩盤的危險。當醫保經費有穿底風險的時候，政府就會給醫院的醫保經費封頂，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就開始盤算怎麼對付醫生和患者，不讓自己到手的錢被二者用光了。

“總額預付制”與“醫保的惡”

在這場博弈中，政府當然不會坐視另外三方的長期聯手。2011年，國家人社部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醫療保險付費方式改革的意見》。2012年，國務院又發佈了《“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在這兩個文件的推動下，全國多地醫保都開始推行“總額預付制”。

所謂總額預付，就是將醫保資金按照一定的分配標準分解到各個定點醫院，然後按月預付，年終總結算。如果醫保的實際支付額低於事先確定的額度，結餘部分按事先約定比例歸醫院；如果超支，超支部分由醫保和醫療機構分擔。與此同時，醫院上一年度的實際醫保費收入額，很大程度上將決定其下一年度得到的預算總額。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分析，在這種制度下，醫院的最優選擇是超支，也就是將實際醫保費用發生額做到預定額度之上，這能讓醫院當年能夠拿到最多的醫保資金，另一方面，也做大了下一年度乃至今後若干年度的醫保預付額度。但根據上述規定，一旦超支，超出的部分往往需要醫院來承擔一部分，也就意味着醫生要被扣錢。

總額預付制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醫保經費穿底的風險，但由於醫院管理水平問題，這種支付方式對於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往往作用甚微。總額預付的核心目的就是控費，這會影響醫生的收入、臨牀診療策略，進而影響患者的權益。

比如，陳明紅所在市的醫保中心就規定，擁有城鎮醫療保險的患者，住院費用分爲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是8000元，第二個等級是27000元，第三個等級是50000元。假如一名患者住院期間花了6000元，那麼醫保辦會給醫院支付8000元，多出來的2000元就是醫院多賺的。但如果患者在住院期間花了15000元，因爲沒到27000元，只能按照第一個等級來執行醫保付費，醫保辦只給醫院8000塊錢。如此一來，醫院就要賠7000元。

在陳明紅工作的呼吸科，老年病人的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和呼吸衰竭往往是住院的大頭，可這三者沒有一個是省錢的病，住院以後做做CT，抽抽血，用點好的抗生素，幾千塊就沒了。而且這三種病住院時間一般都很長，住院費用也就上去了，超過了醫保的第一等級。此外，老年人本身基礎疾病就多，高血壓、糖尿病、腦梗塞等都是“標配”，住院期間不是治治肺病就行了的。這麼一來，8000元的醫保費根本不夠用。

據他們醫院統計，老年患者的平均住院費用是11000元左右，也就意味着醫院每收治一個老年病人，就要虧3000塊錢。

此外，根據總額預付制的規定，如果醫院提高管理水平，將患者住院費用平均控制在7000元，那麼第二年，醫保中心就會將該院的醫保支付第一等級調低爲7000元，這就等於變相地減少了醫院的收入。

陳明紅無奈地說，“醫生的工作本來是治病救人，可現實並非如此，有時候醫生已經不得不像個會計家、謀略家，甚至是惡人一樣，與患者、與家屬、與領導、與醫保政策鬥智鬥勇。”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醫保最大的惡，是讓每個善良的醫生不得不去作惡。”

陳明紅的這篇文章在網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轉發與討論，曾擔任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的“網紅官員”廖新波也承認，“在某種程度上，‘醫保的惡’確實存在。”

“簡單粗暴。”談及國內多地實行的總額預付制，段濤和劉凱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這個詞。目前，無論是在醫保部門還是醫院層面，對於醫保經費的管理都是粗放的、水平低下的。朱恆鵬指出，不僅醫生要學會和醫保共舞，院長們更是如此。很多所謂的“醫保之惡”，實際上是醫院管理沒有適應醫保管理要求的結果。要督促改進的，不僅是醫保，同時還有醫院院長和科室主任。

另一方面，醫保部門的孱弱也是造成問題的根源之一。劉凱表示，醫保經辦機構無論在人員、資金還是設施配置方面缺乏相應資源。國家對醫保經辦機構的定位是“小馬拉大車”，然而目前這匹“小馬”過小、過慢，以致於無力承擔費用控制的責任。各地醫保部門通常只有幾十個人，卻要應對成百上千的醫務人員和成千上萬的參保者，控費有心無力。而且，醫保管理人員無論是在醫療知識、精算能力還是談判技巧方面，素質都有待提高。

據《中國醫院院長》雜誌報道，2015年底，中國的醫保經辦管理人員與參保人員之比平均值達1:10000以上，許多統籌地區甚至達到1:20000，遠低於大多數社會醫療保險國家1:4000的平均比例。

醫院的超導磁共振成像系統爲患者進行檢查。醫院的各種檢查費用，在總的醫療費用中佔有較重的比例。圖/新華

重慶市一家醫院的智慧藥房。中國一度是全球“藥佔比”最高的國家。圖/視覺中國

“藥佔比”與“耗材佔比”

以前，醫院採購藥品與耗材後，可按規定適當加價再出售給患者。在按項目付費時代，醫院與醫生爲了多賺錢、多喫醫保經費，往往傾向於多開藥尤其是利潤更高的“輔助用藥”，形成了“以藥養醫”的局面——中國一度是全球“藥佔比”最高的國家。

所謂藥佔比，通俗來說，就是病人看病的過程中，買藥的花費佔總花費的比例。藥佔比過高的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就被提出來了，此後不斷爲衛生管理部門所強調，到2009年“新醫改”時，已成爲對醫院的常規統計與監測指標。

2015年，國家衛計委出臺的《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力爭在2017年將試點城市公立醫院藥佔比（不含中藥飲片）總體降到30％左右。至此，藥佔比已成爲時時刻刻戴在每一名醫生頭上的緊箍咒。

鄭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乳腺外科醫生呂鵬威在微博上寫道：“又收了一個外院斷藥、來我院打赫賽汀的患者。看着冰箱裏幾十盒赫賽汀，想想我的藥佔比，頭就大。用吧，藥佔比超了規定的一倍了；不用吧，可病人確實需要啊！”

赫賽汀是用於治療乳腺癌的進口靶向藥，2017年與其他多種靶向藥一起，進入國家醫保目錄，其價格也從原先的2.2萬元降到了7000多元。然而，這些進口新藥的價格即使相比從前已經大幅下降，但與其他臨牀藥物相比仍舊偏高，從而會使藥佔比超標，導致醫生不願開、醫院不願進。因此，一些醫保覆蓋的進口新藥，斷藥新聞屢見不鮮。醫藥界這麼形容此類進口新藥——“沒進醫保，用不起；進了醫保，用不上。”

不同科室由於面臨的患者與疾病類型不一樣，藥佔比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張琳琳解釋說，兒科主要就是用藥，藥佔比可高達45％；手術科室做的手術多是無菌創口，不需要用抗生素，藥佔比容易達標，但是耗材比又難降下來；而像呼吸科、泌尿科等一些感染較多的科室，需大量用抗生素，用藥量大，藥佔比就很難控制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院對所有科室實行一刀切強行要求達到30％，勢必會造成一些醫生長期藥佔比超標而被扣錢。

據報道，從2000年到2015年間，全國醫院的門診藥佔比從60％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住院藥佔比從45％降到了34％左右。然而令人喫驚的是，從絕對值上來看，中國人均醫藥費用負擔卻並沒有得到充分緩解，依然保持快速上升勢頭。2015年人均藥品費用達到1176元，2016年則達到了1300元。

在藥品總費用依然上升的情況，如何做到藥佔比的下降？這是一道數學題，答案是：擴大藥佔比的“分母”，即治療總費用，最主要的辦法就是給患者多做檢查。因此有人說，現在已經從“以藥養醫”變成了“以檢養醫”。

方敏（化名）在廣東省某三甲醫院負責數據統計工作，在她所在的醫院，爲降低藥佔比、耗材比，一些醫生將檢查升級，把原本只需拍X光的，升級爲做CT；原來只需要做CT的，改爲做核磁共振。“我們在檢查數據的時候發現，一名急診科醫生的藥佔比與耗材比非常低，就感到非常奇怪，再仔細看他的診療情況，才發現他給80％以上的病人都開了CT檢查。”

王大光也表示，凡是住進他們醫院的高血壓病人，醫生開的檢查能讓他們“從頭查到腳趾頭。查血、內臟、動態血壓、動脈彈性，做心電圖、CT、核磁共振，一個都不能少，沒有萬把塊錢根本下不來。”

2017年，國家衛計委宣佈，在全國範圍內實施“藥品零加成”，同時，多地開始計劃實施“耗材零加成”，再加上對藥佔比、耗材比的嚴格考覈，導致醫院能夠從藥品與材料上賺到的錢越來越少。按照政策設計，醫院的這部分經濟損失，將由同時漲價的醫事服務費來彌補。然而，醫生普遍反映，提高後的醫師診金並不能完全填補“藥品耗材零加成”造成的窟窿。

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能將目光轉向了檢查。在劉軍強與劉凱等人的研究中，有受訪者表示，“我作爲科室主任，有兩個方面需要考慮，一是經濟效益，二是安全。我給病人做了檢查就放心了，並且檢查儀器要好。這些既增加了治療的安全性，也促進了經濟效益。所以費用越來越高。我們就和醫保中心‘打架’。”

實際上，藥佔比、耗材比是衛生主管部門制定的，用於考覈醫院的指標，而總額控制是由人社部門出臺的、用於管理醫保經費的措施。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手段常常混合在一起，成爲左右醫生臨牀治療決策的因素。

對此，一位受訪的醫保局官員表態說，“實現總額控制是目標管理，也是一個管理措施。在一個合理的診療行爲中，藥佔比與耗材比並不重要，但由於藥品和材料的佔比太大，所以加強藥佔比等管理也是措施之一。”

然而，在不觸及根本的改革中，控制藥佔比、耗材比，就會衍生出其他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段濤說，“由於醫學的專業性，醫保管理部門跟醫院和醫生之間是有信息不對稱的。醫院院長要想跟醫保局鬥智鬥勇，那太簡單了！”

方敏則表示，她們市裏也會成立專家組對全市醫院的診療行爲進行抽查。但是，“專家組成員都來自市裏幾家大醫院，查來查去都是自己人，都是人情，不可能真正起到監督作用的。”

重慶市一家醫院的重症監護室。醫保的目標之一是控費。圖/視覺中國

“超級醫保局”與“三醫聯動”

在總額預付制下，醫院依然按照物價部門確定的醫藥價格，按項目計算醫院發生的醫保費用，並以此爲依據計算醫保實際支付額。因此，朱恆鵬指出，所謂“總額預付制”，事實上還是總額控制下的按項目付費制。

爲改變這種“簡單粗暴”的醫保經費管理狀態，決策部門並非沒有做努力。按人頭付費、按單病種分值付費、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DRGs）等，多種新型的醫保支付方式都在全國紛紛試點開來。

廣東省是全國率先在醫院推行“按單病種分值付費”的省份之一，方敏所在的醫院就開展了這種付費方式的試點。所謂按單病種分值付費，簡單地說，就是付費定額標準按全市所有醫院的前三年實際均次醫療費用，同時參考專家意見等其他因素確定。它的特點是，根據各病種的不同治療費用之間的比例關係來確定分值。

方敏說，現在醫生看病時，電腦系統裏就會隨時提示，選擇哪種診斷，會花多少醫保額度，一旦有超額可能，就及時提醒。這看似很美好，但其實依然有操作空間。“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可以儘量往分值高的診斷上靠。診斷上有一點點差別，醫保費用可能就會相差兩三千塊錢。”

勝利油田中心醫院是山東省第一家試點按單病種分值付費的醫院。該院醫保辦主任林泉表示，“這個制度實行以後，醫保經費是肯定不會穿底了，但醫院還是會超支，超出的部分都由醫院來承擔，試點兩年以來，我們就虧了4000萬元。”對此現象，廖新波形象地將其稱之爲“三甲醫院成了政府的抽水機”。

林泉解釋說，現在的單病種分值付費制不考慮患者的年齡、併發症等其他情況。比如，化膿性闌尾炎與普通闌尾炎的治療費用就相差巨大，但它們都按一個病種算。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接診患小病、輕症的病人，醫院才賺錢。對於一個地方的三甲醫院來說，往往接診的都是危急重症，這樣的診療做得越多，虧得就越多，而二級醫院則賺得盤滿鉢滿。他表示，雖然醫院的總賬本仍有結餘，但因爲要拿賺來的錢去填補醫保虧空，無形中不利於醫院的發展、新醫療技術的應用與醫生待遇的提高。

大三甲醫院的這些抱怨，在朱恆鵬看來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表示，按病種分值付費是在總額控制的大前提下進行的，其核心還是控費。“醫保改革不利於大型公立醫院就對了！”他認爲，現在全國的三甲醫院太多、太大，並處於行政壟斷地位，醫保經辦中心既不能真正取消它們的醫保定點資格，也管不了公立醫院。醫保經費的浪費主要都在公立醫院，公立醫院不改革，醫保也沒法管。

朱恆鵬的看法得到了廖新波的佐證。廖新波表示，在美國，人口增加的同時，大醫院數量不增反降，牀位超過500以上的醫院從1975年的291家降到了現在的273家。而中國卻仍在新建更多更大的三甲醫院，很多三甲醫院還在瘋狂地增加牀位數。全國三級醫院的數量從2010年的1284家已經快速增長到2015年的2123家。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的這些大型三甲醫院的發展紅利期將會結束，進入到一個競爭激烈的時期。

“過去，中國的醫院是做得越多獲得的政府投入就越多，是以利潤爲中心的發展模式，將來，隨着醫改進一步深化，醫院將進入以成本爲中心的發展階段。在以成本爲中心的時候，纔有可能從根本上遏制醫保經費浪費的問題。”段濤表示。

按單病種分值付費制實際上是國際上通行的“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制”（DRGs）的簡化版。包括林泉在內的很多醫療界人士都覺得，DRGs要比現行的分值付費更加精細和科學，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方向。北京市也有多家醫院已經開始了DRGs的試點。

不過，段濤指出，DRGs的實施前提是，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科學的臨牀診療路徑，但是現在，全國很多地方的醫院數據都是混亂的、不準確的，別說政府部門無法準確、及時地掌握所有醫院的診療數據，就連院長也不一定能清楚自己醫院的真實數據。

段濤剛當院長時就發現，院辦、門診辦、醫務科與財務科報上來的數據都是不一樣的，統計時間不一樣、統計口徑不一樣、統計標準也不一樣。爲此，他成立了一個數據小組，花了近兩年的時間，才把醫院的各項數據整理清楚。

他解釋說，政府掌握的醫院數據主要從病史首頁來獲得。病史首頁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住院過程信息、診療信息與費用信息。問題是，一份病史首頁需要由至少三個人經手：臨牀醫生、編碼員、其他信息採集錄入人員。要想保證病史首頁完成的及時性、完整性和準確性，挑戰非常大。“我們現在的病史首頁數據，其完整性準確性連80％都不到。舉個例子，對於子宮肌瘤的治療，不同的醫生會使用子宮肌瘤切除術、剜除術、剔除術、挖除術、剝除術等多種填法，實際上它們都是同一種治療。在這種情況下，數據統計不是會漏掉就是會將其歸爲不同的疾病。”

段濤表示，現在大家都對新成立的“大醫保局”有很多期待，但如果醫保局不能全面、系統、準確、及時地掌握醫院的診療數據並有效地運用起來，對於改變現狀依然沒有意義。

國家醫保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也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支付方式的改革需要有歷史數據與醫院診療數據做支撐，要發揮醫院與醫保的數據分析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新成立的國家醫保局權力非常集中：合併了人保部的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職責；原屬於衛計委的新農合職責；民政部的醫療救助職責；發改委的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管理；藥品和耗材的招標採購職責；還有權監管醫保類醫療服務行爲和收費；同時將其徵收醫保、生育保險費用的職責交給稅務部門負責。

醫療新媒體《醫學界》的創始人、總編輯陳奇銳因此將其稱之爲“超級醫保局”。他尤其提到，新的醫保局有權力決定藥品和醫療價格，迫使有關方面從對醫保的影響來更科學地制定價格政策。

成立大醫保局後，林泉最期待的是藥品耗材的定價機制改革。“現在藥品的出廠價如果是10塊錢，到了政府招標價就成了100元。其實，通過取消醫院藥品加成來降低的價格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從出廠價到招標價這中間的巨大差額，纔是導致藥品價格虛高的根本原因。如果醫保局能夠改革這一環節，使藥品價格真正降下來，那麼我們醫院的醫保控費壓力也會自然輕很多。”

6月15日至16日，國家醫保局局長鬍靜林一行赴福建省三明市，調研醫療保障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相關工作。胡靜林的第一次公開調研活動引發了外界關注。

胡靜林在調研時表示，要認真學習三明經驗，充分發揮醫保的改革牽頭引擎作用，推動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改革，加快建立統一高效的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更好地爲人民羣衆提供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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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中國新聞週刊，作者錢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