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戌时(晚7—9点),61岁的嘉庆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由于事发突然,所以直到同年的八月二十二,装载已去世27天的嘉庆梓宫才运抵京师暂安干清宫,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三(1821年,道光元年)葬入昌陵地宫之内。而关于其位于太平峪的万年吉地,也是拥有许多传奇之处的,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昌陵独一无二的选址过程。

三年零三天的“让位不让权”

之所以说独一无二,来源于嘉庆本人与其父乾隆的别样关系。众所周知,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嘉庆本身就自带热点,他是整个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受禅而登基的皇帝,而他的父亲乾隆同样也成为了清史上唯一的太上皇。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通过“密立皇储”的方式被密立为皇太子,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被公开皇储的身份,并且就连永琰自己登基继位的日子都是乾隆替儿子提前定好的,以第二年(1796)的正月初一为嘉庆元年。

要说嘉庆本人的资质,在乾隆诸位皇子当中并非身居佼佼之列。从1723年(雍正元年)八月十七开始,雍正所创立的“密立皇储”之法已成为后世皇帝所效仿之制,而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此法确实行之有效。后来的乾隆自然要效法父亲将这一制度发扬光大。按照惯例,乾隆也应和雍正一样,在继位之初就选定接班人,事实上他也确实在1736年就选定了嫡长子(皇次子)永琏作为接班人。但可惜的是,永琏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早夭,年仅9岁。后欲立嫡次子(皇七子)永琮,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永琮也于1748年(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早殇,年仅2岁。后来,乾隆又钟意于皇五子永琪,奈何永琪也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八英年早逝,年仅26岁。

到了1773年立永琰为皇太子的时候,乾隆已然是一个年逾6旬(63岁)的老者,虽然精神尚十分矍铄,但立储之事较父亲所定之制来看不能再拖了。所以经过反复甄选慎之又慎,乾隆最终将时年14岁的皇十五子永琰选为了未来的接班人。

1796年(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之中,举行了清朝唯一的一次授受禅位大典。86岁的乾隆将象征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之宝”亲自交到了时年37岁的永琰手中,自此开启了长达25年的嘉庆时代。

朕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

虽然伴随1796年禅位授受的开启,标志着嘉庆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在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之前,朝中大权仍然被乾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期间,乾隆以“仍当恭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为由,通过这种“让位不让权”的方式使其成为史上实际执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帝王。

当然,如果诸位朋友认为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对于国家的掌控仅仅处于朝政方面,那就太低估这位“十全老人”的实力了。虽然嘉庆对于乾隆来说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由于诸多原因,最终还是将皇位传给了永琰。也正因为对这位接班人的不放心,所以不仅在朝政方面乾隆要事无巨细一概过问,而且就连儿子未来的万年吉地选址,乾隆都显得异常关心。

独一无二的吉地选址

按照自康熙以来的祖制,每位皇帝继位之初,就应将自己未来的万年吉地选址提上日程。嘉庆之前的雍正、乾隆皆如是(雍正泰陵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下诏卜择,乾隆裕陵于1738年【乾隆三年】开始下诏卜择),所以嘉庆也应遵循祖制在继位之初就卜择陵址,而事实上他的吉地选址也确实是在继位之初就开始筹划,只不过这次选址的主导者是乾隆而非嘉庆。

按照往常的成例(从后金时代开始),皇帝的吉地选址应当自己或者由嗣皇帝来定,但由于乾隆和嘉庆当时特殊的关系(太上皇健在而且仍掌大权),所以嘉庆吉地的选址实际上是由太上皇乾隆钦定,这也使后来的昌陵成为了整个清朝历史上唯一“父为子”而定之皇陵,而乾隆之所以在此事上如此上心,对掌控全局的眷恋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平衡东西二陵之间的葬所数量的考虑

顺治帝于1651年(顺治八年)十二月通过“遥掷佩韘”的方式选定位于遵化的昌瑞山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皇家陵址,也就是我们后世所熟知的清东陵,顺治的宝宫与康熙的梓宫分别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初六、1723年(雍正元年)九月初一葬入位于东陵之内的孝陵和景陵之中。到了雍正初年,本该也在东陵境内卜择陵址,但对于吉地把关极其严格的雍正,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最终在位于易县的永宁山下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完美之地。

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在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

也从雍正营建泰陵之后,清朝在关内便出现了以京师为中心东西对称的两座皇家陵园,但雍正生前并未想到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一个世纪难题。到了乾隆初年理应尽早卜择陵址的情况下,却面临陵址该在东陵还是西陵相度的问题。从1738年(乾隆三年)开始,乾隆命讷亲、海望等人先后相度了密云县的董各庄,遵化的九凤朝阳山、霍家庄,也曾想着在父亲雍正的泰陵附近卜择。但转念一想,如果以“子随父葬”的名义建在西陵,随着后世皇帝的逐一效仿,势必会导致东陵境内只有孝陵和景陵两座帝陵从而显得孤单冷清,这也会让乾隆“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于是经过详加思虑,最终其裕陵陵址选定在位于东陵境内顺治孝陵以西的胜水峪,与祖父康熙位于孝陵以东的景陵遥相呼应。

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

在自己的陵址选好后,出于整体全局的考虑,乾隆也为后世皇帝怎样兆葬做了规定。经过几十年的思虑,乾隆于1797年(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这一天以太上皇的身份特下一道谕旨,以“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为由,命后世历代君主秉承“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的宗旨。

乾隆的思虑不可谓不周全,并且在这份谕旨当中,为了将昭穆制度落到实处,他还直接点明了身为嗣皇帝的嘉庆和未来的孙辈皇帝的卜陵范围。“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在西陵界内卜择”、“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从嘉庆时常言及“易州太平峪系皇考赐朕之吉地”便可看出乾隆“父为子定陵”一事所言非虚。

众水随山而下,无不到堂会局,正所谓四维同弼,八极统环,成万国来朝之气象也。尤可庆者,寿星山前一水自南而北特朝案外,伏查南极为寿星之位,此方秀水入朝,术家谓之长寿水。以此推论,太平峪拟作万年吉地允足为万寿无疆之庆。臣等率领该员等连日敬谨周围相度,再讲求据该员等意见,均属相同,理合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并将通晓风水及绘图人员衔名另缮清单一闻,谨奏。

根据《清仁宗实录》和《清史稿.仁宗本纪》当中的记载,嘉庆的万年吉地于1796年下诏卜择,经过时为户部尚书的富察.福长安(一等忠勇公傅恒四子、乾隆帝孝贤皇后之侄)、内务府大臣金佳.缊布(吏部尚书金简之子,乾隆帝淑嘉皇贵妃之侄)等一众堪舆大臣的仔细勘查之后,在次年(1797,嘉庆二年)的三月初七上奏,以“堂局圆正,印证分明,四维同弼,八极统环,成万国来朝之气象也”为由,将泰陵以西一公里处的太平峪作为吉地的最佳之选,该址受到了乾隆以及嘉庆父子二人的一致认可。至同年五月,太平峪已开始撒灰线,从下诏卜择到确定陵址,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由此看出当时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别具一格的昌陵规制

选址定好后,便是创建吉地工程的承修阵容。从1797年(嘉庆二年)五月,一直到1800年(嘉庆五年)九月,嘉庆帝先后分五次组建或改换太平峪工程承修阵容,其中不乏我们所耳熟能详之人:1797年五月二十一任命户部尚书范宜恒、礼部尚书封勒察.德明、礼部左侍郎觉罗.铁保、工部左侍郎钮祜禄.成德(道光帝孝全皇后曾祖父)、赵佑、总管内务府大臣金佳.缊布;同时在吉地工料监工一事上,任命文华殿大学士钮祜禄.和珅(著名乾隆朝权臣)、户部尚书福长安为督办大臣;

1799年(嘉庆四年)五月十四,以兵部右侍郎江兰代替时年72岁的钮祜禄.成德;1800年(嘉庆五年)四月二十二,增加三等公喜塔腊.盛住(嘉庆帝孝淑皇后之兄)为西陵内务府大臣,同时命户部尚书钮祜禄.布彦达赉(道光帝孝穆皇后之父)为承修大臣;同年九月,增加兵部尚书汪承霈(太子太师汪由敦之子)、杭州将军范建丰为承修大臣。前前后后共计有13人参与了太平峪陵寝的修建,由此足以看出嘉庆对自己吉地的重视。

准其照样建造。其地宫照胜水峪。大碑楼将来在七孔桥之北建盖,其券外一切规制、妃衙门殿座、券池,俱照泰陵式样建盖。

不仅如此,当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和珅于1797年(嘉庆二年)九月十六将太平峪的设计图样和烫样“恭呈御览”之后,嘉庆从整体上给出了“准其照样建造”的答复,但紧接着又给出“地宫照胜水峪,券外一切规制俱照泰陵式样而建”的意见。三年后,嘉庆又一次重申“外式照泰陵,内式照裕陵”的修建宗旨。

而所谓的“券外一切”或者“外式”,显而易见,就是指在地面之上可以直观看到的所有建筑,内式则是指整个地宫。简而言之,在嘉庆帝的规划当中,自己的万年吉地要地面建筑仿照泰陵而建,地下建筑仿照裕陵而建。至于为何会选择这样别具一格无旧例可循的陵寝规制,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背景优势——雍正的新辟陵区和乾隆的昭穆之制

前面说到,雍正在易县永宁山卜择吉地,相当于在遵化之外又开创了另一个陵区,这既是突破也是创新。而乾隆面临如何卜择的问题,最终选择了“展孝思而申爱慕”定址东陵,并且还以传承上千年的昭穆之制来作为后世皇帝葬所的参考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嘉庆的吉地选在了位于西陵的太平峪,作为西陵的第二座皇陵,嘉庆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参考条件:既可以参照东陵的孝景裕三陵,也可以参考西陵的泰陵。

第二,吸睛优势——泰陵与裕陵规制及地位之概览

泰陵作为清西陵中第一座皇陵,既是首陵也是主陵。在它的规制当中,除却其余非首陵(主陵)所应有的规制外,泰陵还同东陵的孝陵一般,拥有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等建筑。而位于东陵胜水峪的裕陵,虽然与主陵孝陵在规制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地面建筑中,与西陵的泰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神路两旁的石像生来说,作为主陵的泰陵仅建有五对(狮子大象骏马文臣武将),而非首陵的裕陵却建有足足八对之多(狮子大象骏马文臣武将骆驼麒麟狻猊)。并且在裕陵地宫之内,还布满经文佛像,地面以青白石铺就,相比之下,泰陵地宫无经文佛像、且仅以砖墁地铺就,显得逊色很多。

第三、嘉庆别出心裁背后的多维度思虑

在背景优势和吸睛优势的前提下,嘉庆既羡慕祖父雍正泰陵整体上的庞然大气,又对父亲乾隆裕陵的地宫和地面部分建筑心生向往。但羡慕归羡慕,在此时拥有一颗清醒的头脑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嘉庆很显然做到了。

他位于太平峪的吉地,距离皇祖的泰陵仅二里之遥,但并非西陵首陵。如果单纯按照父亲裕陵的地面规制,但这样明显会超越泰陵(8对石像生、三座一孔玉带拱桥),既有违祖制也难免会被扣上“不敬不孝”之名。如果单纯地宫仿照泰陵而建,则与裕陵相差甚远,这也并非嘉庆心中所望。

思来想去,嘉庆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就是将上述的想法做一个颠倒,地面建筑仿照泰陵,既彰显了对同陵区内泰陵的尊重,也在世人面前留下了敬祖爱亲的美名。而地宫仿照裕陵,虽然明显超越了皇祖之陵,但由于身处地下,且当时皇陵属于严密保护区域,所以即使逾制也无需担心,更重要的是可以圆了嘉庆本人之梦,真可谓是高明之举。

史海君说:

虽然嘉庆在缵承统绪一事上,并非乾隆最中意的首选之人,但从其对自己万年吉地规制内外分建一事的做法上来看,嘉庆在遵循祖制的同时可以圆了自己的夙愿,不得不说还是有其过人之处。

那么,嘉庆昌陵如此独一无二的规制,是他的突发奇想还是深谋远虑?在此处,已然明晰。不论对两座帝陵规制上的知之甚广,还是对祖宗法度的多维度思虑,都能体现出他的良苦用心,嘉庆是通过多年来的深谋远虑,才可以得出最终内外分建这样的上上之策。

当然,虽然地面上仿泰陵而建,但为了与主陵加以区分,嘉庆昌陵的外式建筑还是有所保留的。诸如泰陵的七孔拱桥,昌陵改为五孔,泰陵隆恩殿以金砖铺就,而昌陵仅以花斑石铺就。这些都可以看出,在世人眼中“资质平庸”的嘉庆,也有善于观察、思虑周全的一面,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后世所肯定。

参考资料:

《陵寝易知》

《昌瑞山万年统志》

《乾隆朝上谕档》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内务府奏案》

《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仁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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