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儒对王霸之辨的解释发挥，是认识其政治思想的一个切入点。反对孟子王霸论的李觏与司马光的想法中，明显地表达出他们所忧虑的事情是君权的威信，为了维护绝对的君权，严守着君臣关系的界线不得逾越。

孟子所持王霸之辨，在儒学思想史上与君臣之分此一问题有密切关系，尤以宋代为然。宋儒争辩孟子王霸论，多与其君臣观互为表里。大抵以王霸为同质者，多主君臣关系之绝对性，如李觏、司马光是；以王霸为异质之敌体者，则多主君臣关系之相对性，如余允文、张九成、朱子、张栻是。盖前者以霸者受命于王而为中央之重臣，两者间乃上下之统属关系，故彼辈论君臣关系多就名分之立场，强调人君之权威；后者确认王道政治以民为主体，故于君臣之间多主平等对待之关系。立场有别，持论自因之而异。

孟子

北宋的知识分子身处在君权高涨的朝政环境中扮演臣子的角色，但士大夫之间存在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意识，在皇权集中与士大夫价值提升间，其地位与权力份量要如何定位，是宋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新课题。

在宋代，过去的门阀士族已消失，代表民间能与君权互相抗衡的贵族社会没落风光不再，这是使得君权高涨的原因之一。由于贵族阶层的消失，人才的来源大量下降到平民阶层，造成有宋一代的士大夫有很多都是平民出身的平民士，著名者象是范仲淹、欧阳脩。

范仲淹

这一批平民士取代了原本贵族社会的位置，成为民间与君权抗衡的新力量，尽管相权的势力自宋以降是越来越薄弱，但知识分子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理想，监督着君王的行为与决策，使得孟子的君臣观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与应用的对象，希望在这君权与相权明显消长的时代下，能够为身为人臣的知识分子找到方向和发展的空间。宋代君权与相权的变化，熙宁变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在北宋产生出士大夫集体的共同意识，即“士大夫与天下为己任”和“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此两种精神可谓是宋代政文化超越它代的地方。社会结构与环境的改变，加上士大夫阶层在高度自觉的情况下，虽在君权相对集中的环境里，却也产生了有别历代“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

孟子的君臣观念中，君臣各尽其职，以尧舜的关系作为标准，君王尽君道，即行王道治天下以惠其民，臣子尽臣道，即侍奉君主引其至道端正其心。君道的责任回应到王霸的讨论，而臣道的职责，孟子则言：

《孟子注疏‧离娄上》

《孟子注疏‧告子下》

君与臣的责任皆回归到人性发挥，仁义的实践上，因此君与臣皆要修身立志，培养仁义道德之心，人民则是施惠的对象，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的想法。但孟子认为道德政治要施展在人民身上，只有具执行权力的君主能够实行，臣子则没有这种条件，因此只能从旁辅佐，间接施惠于民。

不过这种君臣的职责在宋代因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有了不同的诠释。理学家在君臣的职务上有不同的分配调整，这种职权的分配，不仅可以制衡君主的绝对权力，士大夫也可以直接行道于国家社会。

但这并不是要将君主权力架空，君主的“君道”与“君位”仍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君主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其统领天下的职责是本于“天道”，是合理的统治者，但更强调所谓“同治”的概念，认为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应与贤、德共同治理的大同天下，这点不仅区分了王霸中为公为私的分别，亦要回归“内圣”的工夫修养。

况且士大夫要能够实现其政治理念，这项权力来源还是要由君主施放下来才能够执行，如北宋的两次变法，若没有仁宗、神宗的支持，也是孤掌难鸣。因此君主仍有代表着国家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应实行在惠民的政策上，而不因一己私欲而随意滥用，借此抑制绝对君权的无限扩大。所以程颐除了将君臣的职责重新分配解释，也用天理来强化两者之间的职权不可互侵的约束性，二程曰：

《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先生语五〉

君与臣的责任已定好界线，除了不要违背天理规范，更应将责任去实践出来，君与贤德共治天下，贤德不遗余力行道重建秩序，才是做到本分回应天理。天理不仅规范了君王，也约束了臣子的行为，建立出新的君臣关系。

王安石在神宗朝推行的熙宁变法，可说是宋代新起的政治文化之表现，不仅展现了士阶层“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实践了皇帝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的理念，皇帝与士大夫皆是为了实现共同的伟大目标，重建社会之秩序，尽其职责与本分，君与臣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这是神宗与王安石超越前代的地方，在此之前君臣是属于“君尊臣卑”的关系，尽管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权力是来自神宗所授予，这其中便存有君臣间不平等的权力与地位，但神宗与王安石君臣间的信任与师臣关系，确实将君臣间的距离给缩短。

孟子的君臣观系是建立在相对的位置上，与秦汉以后“君尊臣卑”的上下对立的现象不同。孟子认为君与臣间应是互相尊重，没有高下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孟子有言：

《孟子注疏‧离娄下》

此番话未尝不是劝戒君主以仁义之道治理天下，君主心中若是存以公天下的观念，又何来的会有以一己之私欲好恶对待臣民。尤其在对待贤能大德之人，更应尊重谦卑地向对方学习，有效地任用对方，这是一个贤明君主应尽的职责，也是治国的方法，因此为君者要贵德尊贤，所以君臣之间本就不该有尊卑的距离。

支持孟子观点的宋儒以此发挥，如王安石的“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程颐的“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则经筵”，二者皆从君臣相对的关系延伸出君主对贤德者要有“尊师重道”的态度。

二程，程颢、程颐

如此君道或君权不再是至高绝对的权力，面对贤德之人，君主更要受教求道。师道是自唐韩愈而来，宋儒在道统维护中也特重师道精神。宋代因君臣关系的新形态，而士儒负有治道、传道之责任，故论君臣的关系时，亦将师道参入其中。

因为君臣是相对的关系，故臣子能保有其自主性，可不受君王权力的支配，而依道德价值判断决定自己的进退。在孟子的观念中，君臣在政治上的决策是要对人民负责，当君主以个人好恶背弃人民时，就是失道的行为，当君主不接受进谏时，臣子可以自君主身边离去，因为士大夫是要对天下百姓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孟子的进退之道到宋代则有不同的发挥，此发挥要以“同治天下”的意识出发。

宋士大夫虽都有自觉自己是要对天下老百姓负责任，但彼此间仍存有政治理念的不同，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派，旧党中又有朔蜀洛三党的分别。皇帝与士大夫同治天下，到底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治理天下，这个选择权仍归在皇帝身上。

王安石像，

然士大夫毕竟是以自己对道的解释自负，王安石如此，司马光亦是如此，当自己的理念与皇帝所想相异时，坚决不受召，也显示了宋代士大夫是以道为最高标准。在道之前，君权也撼动不了自己的意志。

因孟子将君臣关系转变为相对性，臣子也转为是对天下百姓负起责任，加上宋士大夫结构改变，多自平民士阶层出身，进而士阶层的价值观改变，关心的对象从朝政转为自身而后扩及人民百姓，又士为四民之首，从其出身并不以民为对立，而是基于代表百姓的立场与上位者进行对话。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官场成为士大夫与上层沟通，或者是因为理念不同退出庙堂入于江湖，然仍存“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顾身处江湖仍有其职责要做，即理学家身在江湖中进行社会改造、重建秩序的工程。

这可比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得志与否、进退之道更加前进一步，即使入不了庙堂，也要在江湖努力为天下百姓着想。因此二程以师道自负，以传道为任，培养一群以明道、治世为志的优秀知识分子，目标在为将来安百姓安天下的秩序重建做足准备。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十四章〈两宋之功利思想〉《孟学思想史论》卷一，集释篇第四篇〈《孟子》王霸三章集释新诠〉《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第四章〈君权与相权之间──理想与权力的互动〉《孟子注疏》《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先生语五〉《王临川全集》卷八十二〈虔州学记〉《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三箚子〉贴黄二，收录于《二程集》《国史大纲》下册，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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