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编辑。请问正规史书上记载清朝的武状元考核有哪些科目？ 那些武状元后来的际遇又是怎么样的？
清代的武举考试，始于顺治时代。分童试——在县府举行，合格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举行，合格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举行，合格者为武进士、殿试——在皇宫举行，共四个层级。殿试的前三甲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考试内容分内、外两场。外场考骑射、步射和技勇；内场考策论。
骑射的对象是用毡做的球；步射的对象是用布做的假人；技勇有三个项目，开弓，舞刀、掇石。合格者需要从多远起射、命中多少支箭、拉开多强的弓、舞动多重的刀、提起多重的石头，标准一直在变化，并不固定。
策论就是写几篇文章，主要从《论语》《孟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等远古著作中出题。比如康熙五十二年的殿试题目之一，是要参加者以“洁己恤兵”为主题，也就是从“品行清廉爱护士兵”这个角度出发，写一篇文章。
早期的会试录取，户外弓马成绩只用来筛选是否合格，名次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室内的文化考试。但很快文化考试就靠边站了。到了嘉庆年间，考虑到大多数武举考试的参加者文化水平很低，已将文化考试由写文章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到了道光时代，皇帝又下旨重申，武举考试的成绩，必须以户外的弓马比试为主，至于默写《武经》之类的文化考试，“断不能凭此为去取”，决不能拿来作为淘汰和排名的依据。
这种录取倾向，严重恶化了清代武举合格者们的文化水准。

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四年，清代一共举行了109次武举会试，共产生了109位武状元。学者王金龙统计了这109位状元的地理分布，并将之与223名文状元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比较。
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武状元的分布，整体上以北方为主，约占到了总数的七成，其中仅直隶和山东两省，就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反观文状元产出最多的江苏、浙江两省，均只产生了7名武状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没有出过武状元。这种分布态势，与清代武举对文化考试的轻视有直接关系。
除了状元榜眼与探花，清代武举还产生了约9600名武进士，和约10万上下的武举人。
就考试本身而言，要中武举成为一名武进士，并不容易。康熙十三年的标准是：骑射一项，须在三十五步之外纵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射距离八十步，射九箭中两箭算合格；开弓至少要将八十斤弓开满三次；舞刀至少要拿着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闯刀过顶，前后舞花”，也就是俗谓的雪花盖顶；提石头至少需要将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间，再将石头左右翻转各一次。且在考试过程中，若前一项不合格，即不允许参加后一项，直接淘汰。
遗憾的是，就选拔培养军事人才这个目的而言，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门槛设计。它选出来的，既非精通格斗的护卫人才（考试全是单独演练，没有互相搏击），也非精通军事知识（比如弓弩的设计、火炮的原理与应用）的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而只是一群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书籍（默写内容一般在百余字左右）的壮汉。
在顺治时代，武状元会直接授官为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是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进士依次类推。康熙时代，改为半数武进士送去军营做军官带兵，半数留在宫中做侍卫，跟着前辈侍卫们学习格斗。
下表是雍正时代各省绿营守备以上武官的数目（黑粗线左）和出身（黑粗线左右）。虽然出身统计中存在重复（比如某人既是侍卫出身，也曾因立下军功升迁）和不完整（某些人的出身不可考），与总人数并不完全吻合。但从该表中仍不难看出，有武进士和武举人身份的武官，在整个绿营军队当中是绝对少数，只占到了约20%。

表格引自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
这种绝对少数，与清代的武举考试只能选拔壮汉、无法选拔军事人才，有直接关系。1878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建议废除武举考试。沈在奏折里说：
“臣到任日，武举联衔禀诉，投营几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甚悯之，然详细查看，其晓畅营伍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奋勇耐劳实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何者? 所用非所习也。”
大意是：臣我到任之日，军中的武举们联名前来上诉，说自己到军队已差不多十年了，仍然没有能够得到任何职衔，还滞留在最底层。我很同情他们。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我又发现，论管理部队，他们比不上那些行伍出身的人；论奋勇耐劳，他们又比不上那些靠军功升上来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军队需要的能力，和他们为参加武举所练习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
沈还说，这些在军中的武举们还算好的，至少有军队约束着他们。那些“无事家居者”，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武举，拿着顶戴当护身符，“武断乡曲”，才是民间的大祸害。废除武举，是废除无用之物，还能给国家省下许多钱，还能“为民间留一分元气”，实在是大好事。
但朝廷拒绝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毕竟，承认这一点，即意味着承认自顺治而下的历代皇帝，全都犯了错误。所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批复的谕旨中说：国家设立武举，明明选拔出了很多“干城御侮之才”；沈葆桢请求废除武举，“实属不知大体”，须“传旨申饬”，不斥责是不行的；他的请求也“毋庸议”，不必再拿到朝堂上去讨论。

因是之故，此一时期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虽已开始教授外语与数学，以及航海、驾驶等技术课，但在军事指挥层面，仍以《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等远古著作为主要教材。同期的日本海军学校，则已全面引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军事著作为必读书。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了日本。次年是文科会试，废除武举成了举子们当中的一种流行舆论。翰林院一位叫做秦绶章的官员，于1895年12月上奏，请求朝廷改革武举，将考试内容从弓马石刀变为枪炮，同时加重文化考试的分量。光绪将奏折交给兵部讨论。兵部呈报的讨论结果是：考试枪炮，等于鼓舞、允许民间使用火器进行练习，与朝廷的禁枪炮政策是冲突的，要不得；加重文化考试的分量，会刺激应试者请枪手替考，也要不得。兵部建议对秦绶章的奏折，采取“毋庸议”的办法，束之高阁，不批复不反驳不讨论。然后，“帝从之”，光绪采纳了兵部的这一建议。
1897年，深受慈禧信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再次上奏请求改革武举，以近代军事课程来培养新式军人。朝廷将奏折下发给军机大臣和兵部讨论。或许因为荣禄本人既是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兵部尚书，所以讨论出的结果是：（1）武举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2）停止玩默写《武经》的把戏。
遗憾的是，这个讨论结果，先是被朝廷接受，然后又在次年被慈禧以一道懿旨给否决了。

慈禧在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们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之前的改革作废，各级武举考试“均著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慈禧之所以下发这种懿旨，是因为她很担忧武举考试枪炮，会冲击到朝廷的“私藏火器之禁”。
清廷正式废除武举，是在八国联军几乎兵不血刃攻陷北京城之后。1901年，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抨击武举，慈禧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旨，公开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其内容“皆与兵事无涉”，将之彻底废除，改行近代军事教育。
选拔无知壮汉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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