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編輯。請問正規史書上記載清朝的武狀元考覈有哪些科目？ 那些武狀元后來的際遇又是怎麼樣的？
清代的武舉考試，始於順治時代。分童試——在縣府舉行，合格者爲武秀才、鄉試——在省城舉行，合格者爲武舉人、會試——在京城舉行，合格者爲武進士、殿試——在皇宮舉行，共四個層級。殿試的前三甲爲武狀元、武榜眼、武探花。
考試內容分內、外兩場。外場考騎射、步射和技勇；內場考策論。
騎射的對象是用氈做的球；步射的對象是用布做的假人；技勇有三個項目，開弓，舞刀、掇石。合格者需要從多遠起射、命中多少支箭、拉開多強的弓、舞動多重的刀、提起多重的石頭，標準一直在變化，並不固定。
策論就是寫幾篇文章，主要從《論語》《孟子》《孫子》《吳子》《尉繚子》等遠古著作中出題。比如康熙五十二年的殿試題目之一，是要參加者以“潔己恤兵”爲主題，也就是從“品行清廉愛護士兵”這個角度出發，寫一篇文章。
早期的會試錄取，戶外弓馬成績只用來篩選是否合格，名次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室內的文化考試。但很快文化考試就靠邊站了。到了嘉慶年間，考慮到大多數武舉考試的參加者文化水平很低，已將文化考試由寫文章改爲默寫《武經七書》的某些段落。到了道光時代，皇帝又下旨重申，武舉考試的成績，必須以戶外的弓馬比試爲主，至於默寫《武經》之類的文化考試，“斷不能憑此爲去取”，決不能拿來作爲淘汰和排名的依據。
這種錄取傾向，嚴重惡化了清代武舉合格者們的文化水準。

從順治三年，到光緒二十四年，清代一共舉行了109次武舉會試，共產生了109位武狀元。學者王金龍統計了這109位狀元的地理分佈，並將之與223名文狀元的地理分佈做了一個比較。
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到，武狀元的分佈，整體上以北方爲主，約佔到了總數的七成，其中僅直隸和山東兩省，就佔到了總數的一半以上。反觀文狀元產出最多的江蘇、浙江兩省，均只產生了7名武狀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沒有出過武狀元。這種分佈態勢，與清代武舉對文化考試的輕視有直接關係。
除了狀元榜眼與探花，清代武舉還產生了約9600名武進士，和約10萬上下的武舉人。
就考試本身而言，要中武舉成爲一名武進士，並不容易。康熙十三年的標準是：騎射一項，須在三十五步之外縱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射距離八十步，射九箭中兩箭算合格；開弓至少要將八十斤弓開滿三次；舞刀至少要拿着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闖刀過頂，前後舞花”，也就是俗謂的雪花蓋頂；提石頭至少需要將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間，再將石頭左右翻轉各一次。且在考試過程中，若前一項不合格，即不允許參加後一項，直接淘汰。
遺憾的是，就選拔培養軍事人才這個目的而言，這種高難度，只是一種無意義的門檻設計。它選出來的，既非精通格鬥的護衛人才（考試全是單獨演練，沒有互相搏擊），也非精通軍事知識（比如弓弩的設計、火炮的原理與應用）的技術人才和指揮人才，而只是一羣會騎馬、能射箭、力氣大、能默寫一點指定書籍（默寫內容一般在百餘字左右）的壯漢。
在順治時代，武狀元會直接授官爲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是從三品遊擊，武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進士依次類推。康熙時代，改爲半數武進士送去軍營做軍官帶兵，半數留在宮中做侍衛，跟着前輩侍衛們學習格鬥。
下表是雍正時代各省綠營守備以上武官的數目（黑粗線左）和出身（黑粗線左右）。雖然出身統計中存在重複（比如某人既是侍衛出身，也曾因立下軍功升遷）和不完整（某些人的出身不可考），與總人數並不完全吻合。但從該表中仍不難看出，有武進士和武舉人身份的武官，在整個綠營軍隊當中是絕對少數，只佔到了約20%。

表格引自王志明《清代職官人事研究：基於引見官員履歷檔案的考證分析》
這種絕對少數，與清代的武舉考試只能選拔壯漢、無法選拔軍事人才，有直接關係。1878年，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上奏朝廷，建議廢除武舉考試。沈在奏摺裏說：
“臣到任日，武舉聯銜稟訴，投營幾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甚憫之，然詳細查看，其曉暢營伍實不足與行伍出身者比，其奮勇耐勞實不足與軍功出身者比！何者? 所用非所習也。”
大意是：臣我到任之日，軍中的武舉們聯名前來上訴，說自己到軍隊已差不多十年了，仍然沒有能夠得到任何職銜，還滯留在最底層。我很同情他們。但一番詳細考察之後，我又發現，論管理部隊，他們比不上那些行伍出身的人；論奮勇耐勞，他們又比不上那些靠軍功升上來的人。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軍隊需要的能力，和他們爲參加武舉所練習的內容，完全是兩碼事。
沈還說，這些在軍中的武舉們還算好的，至少有軍隊約束着他們。那些“無事家居者”，待在家中無所事事的武舉，拿着頂戴當護身符，“武斷鄉曲”，纔是民間的大禍害。廢除武舉，是廢除無用之物，還能給國家省下許多錢，還能“爲民間留一分元氣”，實在是大好事。
但朝廷拒絕承認武舉考試是無用之物。畢竟，承認這一點，即意味着承認自順治而下的歷代皇帝，全都犯了錯誤。所以，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在批覆的諭旨中說：國家設立武舉，明明選拔出了很多“干城禦侮之才”；沈葆楨請求廢除武舉，“實屬不知大體”，須“傳旨申飭”，不斥責是不行的；他的請求也“毋庸議”，不必再拿到朝堂上去討論。

因是之故，此一時期成立的天津水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等，雖已開始教授外語與數學，以及航海、駕駛等技術課，但在軍事指揮層面，仍以《春秋》《左傳》《戰國策》《孫子兵法》《讀史兵略》等遠古著作爲主要教材。同期的日本海軍學校，則已全面引進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課程，以《海軍兵法要略》《艦隊運動指南》《海軍戰術講義錄》等軍事著作爲必讀書。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給了日本。次年是文科會試，廢除武舉成了舉子們當中的一種流行輿論。翰林院一位叫做秦綬章的官員，於1895年12月上奏，請求朝廷改革武舉，將考試內容從弓馬石刀變爲槍炮，同時加重文化考試的分量。光緒將奏摺交給兵部討論。兵部呈報的討論結果是：考試槍炮，等於鼓舞、允許民間使用火器進行練習，與朝廷的禁槍炮政策是衝突的，要不得；加重文化考試的分量，會刺激應試者請槍手替考，也要不得。兵部建議對秦綬章的奏摺，採取“毋庸議”的辦法，束之高閣，不批覆不反駁不討論。然後，“帝從之”，光緒採納了兵部的這一建議。
1897年，深受慈禧信任的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尚書榮祿，再次上奏請求改革武舉，以近代軍事課程來培養新式軍人。朝廷將奏摺下發給軍機大臣和兵部討論。或許因爲榮祿本人既是軍機大臣之一，也是兵部尚書，所以討論出的結果是：（1）武舉改考與槍炮有關的內容；（2）停止玩默寫《武經》的把戲。
遺憾的是，這個討論結果，先是被朝廷接受，然後又在次年被慈禧以一道懿旨給否決了。

慈禧在懿旨裏說，“科舉之設，無非爲士子進身之階”，科舉的核心目的，不是選拔人才，而是給士子們提供一個進入體制的路徑。武舉自然也不例外。至於培養軍事人才，那是“營武學堂”的事情。所以，之前的改革作廢，各級武舉考試“均著照舊制，用馬步箭、弓刀石等項分別考試”；武進士們被錄取後，再送他們去地方部隊和神機營裏練習槍炮。慈禧之所以下發這種懿旨，是因爲她很擔憂武舉考試槍炮，會衝擊到朝廷的“私藏火器之禁”。
清廷正式廢除武舉，是在八國聯軍幾乎兵不血刃攻陷北京城之後。1901年，因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聯名上奏抨擊武舉，慈禧不得不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旨，公開承認武舉考試是無用之物，其內容“皆與兵事無涉”，將之徹底廢除，改行近代軍事教育。
選拔無知壯漢的時代，終於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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