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酉时三刻，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驾崩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19岁。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比父亲咸丰还要多两年（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1861】——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但由于继位时年仅6岁，朝中大权一直由两宫太后（慈安、慈禧）所把控，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18岁时才开始亲政，此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极具悲情色彩的少年天子

所以作为清朝享寿最短的帝王，生前又未能尽掌朝政大展身手，如同一个傀儡一般，如此的同治无疑是悲哀的。这一点从其身后事也能看出，按照自康熙朝以后所定下的成例，皇帝在继位之初就应卜择营修未来的万年吉地，即使来不及营修，最起码卜择陵址是必须要在在位期间就做到的。

癸未，谕内阁。朕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梓宫，奉安山陵亟应选择佳壤。著派恭亲王奕、醇亲王奕𫍽、魁龄、荣禄、翁同龢，于东陵、西陵附近地方，查看形势，敬谨相度。醇亲王奕𫍽、魁龄、荣禄、翁同龢，著于前往复勘后，绘图贴说。会同恭亲王奕，悉心妥商，奏明请旨办理。

只可惜，终同治一生，关于其卜择吉地记录未曾有一星半点。直到他“龙驭宾天”九天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才由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特下懿旨，以“大行皇帝梓宫奉安山陵亟应选择佳壤”为由，正式决定开始为同治卜择陵址。一个“亟应”也充分体现了同治奉安山陵的迫切性和朝中对他这位皇帝不重视的凄凉感。

所幸，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到光绪元年二月中旬，一众相度大臣与堪舆能人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为同治选择了两处最佳备选，而且从相度大臣的阵容来看，两位铁帽子亲王（恭亲王奕【道光帝六子】、醇亲王奕𫍽【道光帝七子】）加三位二品以上大员（左都御史瓜尔佳.魁龄【对于陵寝工程十分精通】、户部侍郎荣禄【慈禧宠臣、宣统帝溥仪外祖父】、内阁学士兼工部侍郎翁同龢【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三子、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也算是作为对同治生前遗憾的一些弥补。

情理交织错杂，吉地选址陷入两难窘境

后有大山以为靠，前有金星山以为照。金星山之两旁更有万福山朝于左，象山立于右。此天然之大局，正得上元当令之气，为亿万年绵长之兆，是真上吉之地。

按照懿旨的安排，相度大臣需要在“东西二陵查看形势敬谨相度”，这也就意味着同治吉地选址的出发点，既未按照高祖父乾隆帝定下的昭穆第一次次序直接在东陵选择，也未按照祖父道光帝当年打乱后的第二次次序在西陵径直选定，虽然表面上看似有点不遵守成宪的意味，但实际上自其父咸丰帝开始，这种东西二陵自由选的方法为后世皇帝屡试不爽，当然此种选法大大地增加了万年吉地选择的范围和自由性。

山势逶迤，有雄峙一方之概；局形端正，综包藏四势之奇。左列旗枪，右张华盖。水环流而清晏，砂朝拱以伏从。起挟飞鸣，落如翔集。定一尊之全局，无涓派之斜趋。斯实乾坤灵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为诸穴冠。

时间紧任务重，得到旨令的众人不敢停歇，收拾妥当便立马前往东西二陵遍行相度。在堪舆大臣第一次筛选完毕之后，东陵与西陵共有十一处（东陵五处：松树沟、宝椅山、侯家山、成子峪、双山峪；西陵六处：九龙峪【原魏家沟】、丁家沟、酸枣沟、莲花池、龙凤山、五公山）通过初选，再经专事大臣奕𫍽等人的二度复勘，双山峪以“天然之大局，得上元当令之气，为亿万年绵长之兆，乃真上吉之地”从东陵备选中脱颖而出，而九龙峪也以“局形端正，综包藏四势之奇，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为诸穴冠”的绝对性优势胜出。到1875年（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一这一天，奕𫍽会同奕以及堪舆绘图人员将两地“绘图贴说”，恭呈御览。

养心殿西暖阁中，满面悲戚的慈禧（毕竟大行皇帝为其亲子）听取了奕𫍽等人的详尽汇报。由于最终上奏的备选在重重筛选之下只留下了东陵的双山峪和西陵的九龙峪，导致道光吉地选址探讨的焦点由“东西二陵自由选”又转回到是否遵守昭穆次序上来，为此还引发了一场情与理的大讨论。

根据恭亲王奕当时的想法，如果按照理法来讲，位于西陵的九龙峪更为合适，这点主要还是参考了乾隆时期所定下的昭穆兆葬之法，虽然当年的次序被别出心裁的道光帝“拆东陵而迁西陵”打乱，但其后的咸丰葬在了东陵的平安峪，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表面上还是符合了道光打乱之后的新昭穆次序，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同治葬在西陵，实属应当；

以理，则九龙峪固佳；以情，则臣下不敢赞。

但如果以情分来讲，虽然奕以“以情，臣下不敢赞”作为尊卑有别而难以明言，但这种欲扬先抑的手法自然令慈禧心领神会。所谓的情，实际上指的就是父母与儿子的亲情。此前，咸丰的定陵与两宫太后的定东陵都建在了东陵境内，同治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奕此举是想让同治以“子随父葬”之法长伴父母身侧，所以东陵内的双山峪实属最佳。

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人情可叹流虚伪，天命难谌懔典谟。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

不得不说恭亲王此法实在用得巧妙，既圆满解决了想选双山峪但却违背祖制的尴尬难题，又可以顺遂了慈禧的心意，如此一举两得之法难怪道光帝当年会在奕𬣞奕当中难以抉择了那么多年。当然，以情而葬的想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道光帝当年东陵宝华峪陵寝渗水后，迁往了西陵的龙泉峪，在隆恩殿前的石幢上，他的一首诗揭示了自己之所以违祖制而迁西陵的内心想法，“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因龙泉峪离父亲嘉庆昌陵很近，“子随父葬”的想法不言而喻。

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派恭亲王奕等于东陵、西陵附近地方敬谨相度大行皇帝山陵。醇亲王奕𫍽等前往复勘后会同恭亲王奕奏明请旨。昨据该亲王等奏称，谨看得附近东陵之双山峪，地势宽平系属上吉之地等语，双山峪著定为惠陵，即行择吉兴工，著派醇亲王奕𫍽、魁龄、荣禄、翁同龢敬谨办理。

也正因有此先例，外加慈禧对儿子的眷恋感，最终两宫太后于次日（1875年二月二十二）下达了“双山峪著定为惠陵即行择吉兴工”的懿旨，除却恭亲王奕另有任务之外，卜择陵址时的其余四人（奕𫍽、魁龄、荣禄、翁同龢）继续担任惠陵工程的承修大臣。

除却恭亲王奕费了一番功夫之外，从根本上来说，惠陵陵址确定在东陵双山峪，还是违反了祖制的，但相对于其陵寝的规制来说，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溯源求本，探析闻所未闻的惠陵规制之争

受咸丰定陵规制之争（工部右侍郎宋晋于1861年十二月二十上奏建议定陵仿道光慕陵规制而建，但由于申请时间过晚，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事的影响，同治惠陵在正式破土动工之前，承修大臣们便机警地向两宫太后请示如何“恭修惠陵规制”，此举受到了二人的嘉奖并且令“著照定陵规制而办”。

虽然明确了规制参考标准，但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却会被现实无情打破。1875年（光绪元年）三月十二正午，惠陵工程破土，因同治帝和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急需入葬，所以按照规划本该加紧工期进程，但摆在承修大臣面前的，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在惠陵开工之前的十年里，咸丰定陵于1859年（咸丰九年）四月十三破土兴工，1866年（同治五年）全工告竣，共计耗银313万4547两1钱2分2厘；慈禧、慈安两座定东陵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九辰时同时破土兴工，1879年（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全工告竣，共计耗银494万1561两8钱6分9厘；定陵妃园寝于同治初年（具体时间尚待考证）开工，1865年（同治四年）八月告竣，共计耗银64万1362两4钱1分9厘；此外，还有之前的皇陵需要时不时修缮，此时惠陵和惠妃园寝的营建无疑对于日暮西山内乱外患不断的清朝来说是雪上加霜，以至于同治帝的老师、承修大臣之一的翁同龢发出“帑项如此，乌能支巨工乎”。

其实，关于财力紧缺的问题，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突显，但其定陵之所以会成为后世皇陵之典范，有“承上启下”之效力，得益于定陵营建时巧用了许多道光帝宝华峪陵寝中的旧料，正是有这些旧料的支撑，平安峪定陵才得以既节省了资金，又实现了完备的规制和别具一格的特点。但宝华峪旧料毕竟取之有限，所以到了惠陵营建之时，基本已无旧料可取，奈何惠陵工程又急需速办，所以由承修大臣提议，两宫太后颁布懿旨，向全国范围内各省衙门下达硬性指标，每年须向惠陵钦工处额外进献80万两作为建陵支出之用。

饶是如此，要想尽早建好惠陵，光靠各省抽调的费用还是杯水车薪，要想完全按照定陵的规制来建惠陵，显然已希望渺茫。就在工程开工没多久，一份由时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李鸿藻上的折子却引起了以醇亲王奕𫍽等人为首的强烈不满，而关于奏折的内容，可谓是闻所未闻，公然违背祖制。

按照定陵的规制，惠陵也应在神路两旁建五对石像生（狮子大象骏马文臣武将），而且神路应与东陵主陵、顺治孝陵的神路相连，以示“尊祖孝亲”之意。与昭穆次序相比，与主陵神路相接更能体现对祖先的无上敬意。在此之前，历代皇帝之陵均严格遵守此制（东陵内与孝陵相接，西陵内则与泰陵相接），但偏偏这样的成例却成为李鸿藻奏折中的“牺牲品”，他建议裁剪惠陵石像生、并且神路不与孝陵神道相连。

惠陵现在择吉兴工，除神路及石像生无庸修建外，其余均照定陵规制。前经降旨派醇亲王奕𫍽、魁龄、荣禄、翁同龢承修，所有一切事宜，著稽查。

试想，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背祖宗之制的做法，自然会受到朝中八旗大臣尤其是皇室宗亲的反对。为此继惠陵选址大讨论之后，因石像生和神路之事又引发了第二次争议，而且这次尤为激烈，最终不得不由两宫太后出面，才停止了这场纷争。1875年（光绪元年）四月初七，两宫太后以“神路及石像生毋庸修建”，肯定了李鸿藻的建议。

那么，李鸿藻的建议和慈禧的批复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其实，从钦工耗银占比一事上，不难看出二人同意裁撤神路及石像生背后的端倪。

从顺治孝陵开始，各皇陵基本需耗银少则二三百万，多则四五百万，而作为工程当中用于神路建设的费用，也需花费白银十余万两。根据堪舆大臣原先的实测，如果惠陵神路与孝陵神道相连，长度高达2.3公里，单单仅此一项，就需花费20多万两。根据1878年（光绪四年）九月惠陵竣工后的数据统计，惠陵最终耗银435万9110两8钱9分，按照比例来看，神路加上石像生（也需几万两白银），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支出。

史海君说：

同治作为清朝帝王中极具悲情色彩的一位皇帝，生前形同傀儡，就连他去世后的皇陵选址与规制也引发了两次争议，最终在违背祖制裁撤神路和石像生以及财力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勉强建成，这也使其成为清东陵当中规制最低的皇陵。

虽然惠陵在情与理交织错杂、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环境下形成，但毕竟事出有因（神路及石像生耗银居高不下），所以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形，惠陵的规制裁减，实属一次明智之举。

当然，任何事物都并非绝对完美或绝对残缺，惠陵在规制最低的同时，却拥有之前皇陵所鲜少享有的出彩之处。首先在山水形势上，惠陵拥有和顺治孝陵同样的朝山金星山，遥遥望之，何等巍峨壮观；其次在惠陵所有的主体建筑中，几乎所有的梁架和承重构件均采用不同于以往的淡楠木，而这种木材在民间还有更为刚猛的俗称：铜操铁操，可想而知其质地何等坚硬。所以，造就了惠陵“铜梁铁柱”之美誉，经历一百余年的风雨洗礼，相较孝陵大碑楼以及景陵隆恩殿和功德碑亭在雷击和火灾后的损毁严重，惠陵主体建筑无任何糟朽之处，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与资本。

参考资料：

《陵寝易知》

《清皇室四谱》

《昌瑞山万年统志》

《惠陵工程销算黄册》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咸丰同治朝上谕档》

《光绪朝上谕档》

《清穆宗实录》、《清德宗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穆宗本纪》、《清史稿.德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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