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酉時三刻，同治帝愛新覺羅.載淳駕崩於養心殿東暖閣，年僅19歲。作爲清朝入關後的第八位皇帝，雖然在位時間比父親咸豐還要多兩年（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九【1861】——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但由於繼位時年僅6歲，朝中大權一直由兩宮太后（慈安、慈禧）所把控，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18歲時纔開始親政，此時距離他去世只有不到兩年的時間。

極具悲情色彩的少年天子

所以作爲清朝享壽最短的帝王，生前又未能盡掌朝政大展身手，如同一個傀儡一般，如此的同治無疑是悲哀的。這一點從其身後事也能看出，按照自康熙朝以後所定下的成例，皇帝在繼位之初就應卜擇營修未來的萬年吉地，即使來不及營修，最起碼卜擇陵址是必須要在在位期間就做到的。

癸未，諭內閣。朕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梓宮，奉安山陵亟應選擇佳壤。著派恭親王奕、醇親王奕譞、魁齡、榮祿、翁同龢，於東陵、西陵附近地方，查看形勢，敬謹相度。醇親王奕譞、魁齡、榮祿、翁同龢，著於前往復勘後，繪圖貼說。會同恭親王奕，悉心妥商，奏明請旨辦理。

只可惜，終同治一生，關於其卜擇吉地記錄未曾有一星半點。直到他“龍馭賓天”九天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才由慈安與慈禧兩位太后特下懿旨，以“大行皇帝梓宮奉安山陵亟應選擇佳壤”爲由，正式決定開始爲同治卜擇陵址。一個“亟應”也充分體現了同治奉安山陵的迫切性和朝中對他這位皇帝不重視的淒涼感。

所幸，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到光緒元年二月中旬，一衆相度大臣與堪輿能人僅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便爲同治選擇了兩處最佳備選，而且從相度大臣的陣容來看，兩位鐵帽子親王（恭親王奕【道光帝六子】、醇親王奕譞【道光帝七子】）加三位二品以上大員（左都御史瓜爾佳.魁齡【對於陵寢工程十分精通】、戶部侍郎榮祿【慈禧寵臣、宣統帝溥儀外祖父】、內閣學士兼工部侍郎翁同龢【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三子、同治光緒兩朝帝師】），也算是作爲對同治生前遺憾的一些彌補。

情理交織錯雜，吉地選址陷入兩難窘境

後有大山以爲靠，前有金星山以爲照。金星山之兩旁更有萬福山朝於左，象山立於右。此天然之大局，正得上元當令之氣，爲億萬年綿長之兆，是真上吉之地。

按照懿旨的安排，相度大臣需要在“東西二陵查看形勢敬謹相度”，這也就意味着同治吉地選址的出發點，既未按照高祖父乾隆帝定下的昭穆第一次次序直接在東陵選擇，也未按照祖父道光帝當年打亂後的第二次次序在西陵徑直選定，雖然表面上看似有點不遵守成憲的意味，但實際上自其父咸豐帝開始，這種東西二陵自由選的方法爲後世皇帝屢試不爽，當然此種選法大大地增加了萬年吉地選擇的範圍和自由性。

山勢逶迤，有雄峙一方之概；局形端正，綜包藏四勢之奇。左列旗槍，右張華蓋。水環流而清晏，砂朝拱以伏從。起挾飛鳴，落如翔集。定一尊之全局，無涓派之斜趨。斯實乾坤靈秀之區，陰陽合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爲諸穴冠。

時間緊任務重，得到旨令的衆人不敢停歇，收拾妥當便立馬前往東西二陵遍行相度。在堪輿大臣第一次篩選完畢之後，東陵與西陵共有十一處（東陵五處：松樹溝、寶椅山、侯家山、成子峪、雙山峪；西陵六處：九龍峪【原魏家溝】、丁家溝、酸棗溝、蓮花池、龍鳳山、五公山）通過初選，再經專事大臣奕譞等人的二度復勘，雙山峪以“天然之大局，得上元當令之氣，爲億萬年綿長之兆，乃真上吉之地”從東陵備選中脫穎而出，而九龍峪也以“局形端正，綜包藏四勢之奇，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爲諸穴冠”的絕對性優勢勝出。到1875年（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一這一天，奕譞會同奕以及堪輿繪圖人員將兩地“繪圖貼說”，恭呈御覽。

養心殿西暖閣中，滿面悲慼的慈禧（畢竟大行皇帝爲其親子）聽取了奕譞等人的詳盡彙報。由於最終上奏的備選在重重篩選之下只留下了東陵的雙山峪和西陵的九龍峪，導致道光吉地選址探討的焦點由“東西二陵自由選”又轉回到是否遵守昭穆次序上來，爲此還引發了一場情與理的大討論。

根據恭親王奕當時的想法，如果按照理法來講，位於西陵的九龍峪更爲合適，這點主要還是參考了乾隆時期所定下的昭穆兆葬之法，雖然當年的次序被別出心裁的道光帝“拆東陵而遷西陵”打亂，但其後的咸豐葬在了東陵的平安峪，不論出於何種原因，表面上還是符合了道光打亂之後的新昭穆次序，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同治葬在西陵，實屬應當；

以理，則九龍峪固佳；以情，則臣下不敢贊。

但如果以情分來講，雖然奕以“以情，臣下不敢贊”作爲尊卑有別而難以明言，但這種欲揚先抑的手法自然令慈禧心領神會。所謂的情，實際上指的就是父母與兒子的親情。此前，咸豐的定陵與兩宮太后的定東陵都建在了東陵境內，同治英年早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奕此舉是想讓同治以“子隨父葬”之法長伴父母身側，所以東陵內的雙山峪實屬最佳。

毋謂重勞宜改卜，龍泉想是待於吾。人情可嘆流虛僞，天命難諶懍典謨。鬱郁山川通王氣，哀哀考妣近陵區。

不得不說恭親王此法實在用得巧妙，既圓滿解決了想選雙山峪但卻違背祖制的尷尬難題，又可以順遂了慈禧的心意，如此一舉兩得之法難怪道光帝當年會在奕詝奕當中難以抉擇了那麼多年。當然，以情而葬的想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道光帝當年東陵寶華峪陵寢滲水後，遷往了西陵的龍泉峪，在隆恩殿前的石幢上，他的一首詩揭示了自己之所以違祖制而遷西陵的內心想法，“鬱郁山川通王氣，哀哀考妣近陵區”，因龍泉峪離父親嘉慶昌陵很近，“子隨父葬”的想法不言而喻。

欽奉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派恭親王奕等於東陵、西陵附近地方敬謹相度大行皇帝山陵。醇親王奕譞等前往復勘後會同恭親王奕奏明請旨。昨據該親王等奏稱，謹看得附近東陵之雙山峪，地勢寬平系屬上吉之地等語，雙山峪著定爲惠陵，即行擇吉興工，著派醇親王奕譞、魁齡、榮祿、翁同龢敬謹辦理。

也正因有此先例，外加慈禧對兒子的眷戀感，最終兩宮太后於次日（1875年二月二十二）下達了“雙山峪著定爲惠陵即行擇吉興工”的懿旨，除卻恭親王奕另有任務之外，卜擇陵址時的其餘四人（奕譞、魁齡、榮祿、翁同龢）繼續擔任惠陵工程的承修大臣。

除卻恭親王奕費了一番功夫之外，從根本上來說，惠陵陵址確定在東陵雙山峪，還是違反了祖制的，但相對於其陵寢的規制來說，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溯源求本，探析聞所未聞的惠陵規制之爭

受咸豐定陵規制之爭（工部右侍郎宋晉於1861年十二月二十上奏建議定陵仿道光慕陵規制而建，但由於申請時間過晚，最終以失敗告終）一事的影響，同治惠陵在正式破土動工之前，承修大臣們便機警地向兩宮太后請示如何“恭修惠陵規制”，此舉受到了二人的嘉獎並且令“著照定陵規制而辦”。

雖然明確了規制參考標準，但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卻會被現實無情打破。1875年（光緒元年）三月十二正午，惠陵工程破土，因同治帝和孝哲皇后阿魯特氏急需入葬，所以按照規劃本該加緊工期進程，但擺在承修大臣面前的，卻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

在惠陵開工之前的十年裏，咸豐定陵於1859年（咸豐九年）四月十三破土興工，1866年（同治五年）全工告竣，共計耗銀313萬4547兩1錢2分2釐；慈禧、慈安兩座定東陵於1873年（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九辰時同時破土興工，1879年（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二全工告竣，共計耗銀494萬1561兩8錢6分9釐；定陵妃園寢於同治初年（具體時間尚待考證）開工，1865年（同治四年）八月告竣，共計耗銀64萬1362兩4錢1分9釐；此外，還有之前的皇陵需要時不時修繕，此時惠陵和惠妃園寢的營建無疑對於日暮西山內亂外患不斷的清朝來說是雪上加霜，以至於同治帝的老師、承修大臣之一的翁同龢發出“帑項如此，烏能支巨工乎”。

其實，關於財力緊缺的問題，早在咸豐年間就已突顯，但其定陵之所以會成爲後世皇陵之典範，有“承上啓下”之效力，得益於定陵營建時巧用了許多道光帝寶華峪陵寢中的舊料，正是有這些舊料的支撐，平安峪定陵才得以既節省了資金，又實現了完備的規制和別具一格的特點。但寶華峪舊料畢竟取之有限，所以到了惠陵營建之時，基本已無舊料可取，奈何惠陵工程又急需速辦，所以由承修大臣提議，兩宮太后頒佈懿旨，向全國範圍內各省衙門下達硬性指標，每年須向惠陵欽工處額外進獻80萬兩作爲建陵支出之用。

饒是如此，要想盡早建好惠陵，光靠各省抽調的費用還是杯水車薪，要想完全按照定陵的規制來建惠陵，顯然已希望渺茫。就在工程開工沒多久，一份由時任軍機大臣、工部尚書李鴻藻上的摺子卻引起了以醇親王奕譞等人爲首的強烈不滿，而關於奏摺的內容，可謂是聞所未聞，公然違背祖制。

按照定陵的規制，惠陵也應在神路兩旁建五對石像生（獅子大象駿馬文臣武將），而且神路應與東陵主陵、順治孝陵的神路相連，以示“尊祖孝親”之意。與昭穆次序相比，與主陵神路相接更能體現對祖先的無上敬意。在此之前，歷代皇帝之陵均嚴格遵守此制（東陵內與孝陵相接，西陵內則與泰陵相接），但偏偏這樣的成例卻成爲李鴻藻奏摺中的“犧牲品”，他建議裁剪惠陵石像生、並且神路不與孝陵神道相連。

惠陵現在擇吉興工，除神路及石像生無庸修建外，其餘均照定陵規制。前經降旨派醇親王奕譞、魁齡、榮祿、翁同龢承修，所有一切事宜，著稽查。

試想，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違背祖宗之制的做法，自然會受到朝中八旗大臣尤其是皇室宗親的反對。爲此繼惠陵選址大討論之後，因石像生和神路之事又引發了第二次爭議，而且這次尤爲激烈，最終不得不由兩宮太后出面，才停止了這場紛爭。1875年（光緒元年）四月初七，兩宮太后以“神路及石像生毋庸修建”，肯定了李鴻藻的建議。

那麼，李鴻藻的建議和慈禧的批覆背後，是否有更深層次的考慮呢？其實，從欽工耗銀佔比一事上，不難看出二人同意裁撤神路及石像生背後的端倪。

從順治孝陵開始，各皇陵基本需耗銀少則二三百萬，多則四五百萬，而作爲工程當中用於神路建設的費用，也需花費白銀十餘萬兩。根據堪輿大臣原先的實測，如果惠陵神路與孝陵神道相連，長度高達2.3公里，單單僅此一項，就需花費20多萬兩。根據1878年（光緒四年）九月惠陵竣工後的數據統計，惠陵最終耗銀435萬9110兩8錢9分，按照比例來看，神路加上石像生（也需幾萬兩白銀），確實可以節省不少支出。

史海君說：

同治作爲清朝帝王中極具悲情色彩的一位皇帝，生前形同傀儡，就連他去世後的皇陵選址與規制也引發了兩次爭議，最終在違背祖制裁撤神路和石像生以及財力極度緊缺的情況下，勉強建成，這也使其成爲清東陵當中規制最低的皇陵。

雖然惠陵在情與理交織錯雜、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環境下形成，但畢竟事出有因（神路及石像生耗銀居高不下），所以根據當時的特定情形，惠陵的規制裁減，實屬一次明智之舉。

當然，任何事物都並非絕對完美或絕對殘缺，惠陵在規制最低的同時，卻擁有之前皇陵所鮮少享有的出彩之處。首先在山水形勢上，惠陵擁有和順治孝陵同樣的朝山金星山，遙遙望之，何等巍峨壯觀；其次在惠陵所有的主體建築中，幾乎所有的樑架和承重構件均採用不同於以往的淡楠木，而這種木材在民間還有更爲剛猛的俗稱：銅操鐵操，可想而知其質地何等堅硬。所以，造就了惠陵“銅梁鐵柱”之美譽，經歷一百餘年的風雨洗禮，相較孝陵大碑樓以及景陵隆恩殿和功德碑亭在雷擊和火災後的損毀嚴重，惠陵主體建築無任何糟朽之處，未嘗不是一種幸運與資本。

參考資料：

《陵寢易知》

《清皇室四譜》

《昌瑞山萬年統志》

《惠陵工程銷算黃冊》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咸豐同治朝上諭檔》

《光緒朝上諭檔》

《清穆宗實錄》、《清德宗實錄》

趙爾巽《清史稿.穆宗本紀》、《清史稿.德宗本紀》、《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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