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公衆史學的一部分，公衆記憶產生的條件與公衆史學一致，即能認知和思辨的公衆和能自由對話交流的空間。公衆空間在這裏是一種社會建構，具有時間和社會維度，它決定了產生於其中的公衆記憶具有文化性、社會性和集體性。

本文將探討公衆記憶的定義與特徵，從公衆史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城市近十年來陸續實施的“城市記憶工程”，進而剖析檔案與公衆史學的關係。

城市記憶:定義與特徵

城市首先是一個生命。有命運，有歷史，有記憶，有性格。它是一方水土的獨特創造—是人們集體的個性創造與審美創造。如果從精神與文化層面上去認識城市，城市是有草嚴的，應當對它心存敬畏;可是如果僅僅把它當作一種使用對象，必然會對它隨心所欲地宰刻。固關於城市記憶，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定義和研究方法。

馬克·克林森(Mark Crinson)的《城市記憶—現代城市的歷史與遺忘》

一書從建築學、文化學、藝術學、歷史學、心理學等角度探索“城市記憶”，批判性地整合了各個領域對這一概念的認知。陰從公衆史學的角度，將公衆記憶置人城市空間就是城市記憶。城市記憶的各種元素，包括城市形成、變遷和發展中的歷史記錄和實體表述，都在一定的媒介裏得以存儲、整合、重組、保護和傳播。一方面，城市是人們相互瞭解與聯繫的空間，也許彼此並不認識，卻因爲對同一空間裏的同一元素產生共鳴而變得熟悉親切;網另一方面，現代城市是制度化的空間，因此城市裏制度化的歷史機構，如博物館和檔案館，都是城市記憶的重要載體。自2002年起，在中國不少城市陸續實施的“城市記憶工程”集中體現了筆者前面論述的關於公衆記憶的特性，本質上是城市公衆史學的一種實踐。

城市記憶工程

“城市記憶工程”旨在保護城市歷史文化，源於當代著名文人、藝術家馮驥才先生爲“搶救天津老街”而發起的“歷史文化考察與保護”活動。

進人21世紀，城市化進程加快，很多城市在實現所謂“現代化”的進程中，大規模拆除歷史街區和建築，不少“歷史文化名城”也在“舊城改造”的名義下被大規模地“建設性破壞”。城市的記憶消失，城市的歷史文化亦隨之消亡，於是出現千城一面。如馮驥才所言，城市本身沒有自覺的記憶。這種理性的記憶，實際上是人賦予它的。我們需要從城市史和人類學角度來審視城市，從城市的歷史命運與人文傳衍的層面上進行篩選，而城市保護絕不只是留下幾個“風貌建築’。

於是，青島市檔案館與2002年開始實施“城市記憶工程”，通過攝像、照相等技術手段，全面記錄21世紀初期青島的城市面貌，並對即將開工建設項目的原貌進行搶救性記錄，在國內率先形成了規模化的城市面貌檔案庫。

2003年，武漢市檔案部門也啓動“城市記憶工程”，爲城市原貌、舊城改造、歷史建築和街區的保護、修復保留了重要的檔案資料。2004年，廣州市城建檔案館組織“廣州城市記憶工程”，以城市發展爲脈絡，通過徵集、整理、保存並研究廣州市在城市建設與規劃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文字、圖片和錄像等資料，並採用電視專題片、照片和畫冊展覽等多媒體形式，通過數據庫技術，記錄廣州城市歷史面貌的變遷。

2005年，上海市實施“城市記憶工程”，搶救性地收集有關上海城市發展的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各種形式的檔案資料，力圖記錄上海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爲構築和完善城市記憶、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提供服務。

2006年，大連市開始“城市記憶工程”，計劃用4年時間搶救性地收集有關城市發展的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各種形式的檔案資料，從而完整地記錄和追尋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同年，濟南市檔案館也啓動“城市記憶工程”。2008年，重慶市和丹東市也啓動類似的記憶工程。“城市記憶工程”於2008年發展至最高峯。

“城市記憶工程”由各檔案部門主導實施，到目前爲止對其進行研究的也停留在檔案學，對近年來各地的“城市記憶工程”也有較爲系統的調研，。檔案工作者對這一工程的調查、分析與思考中，也不乏真知灼見，但總體而言，目前還沒有關於這一工程的實質效應和成果的深人研究。如果說“城市記憶工程”的最終目的是爲了向社會公衆呈現基於檔案研究和實地考察的城市歷史，它體現着通過檔案設釋、解讀社會歷史變遷的真實性、權威性、形象性，這就需要檔案部門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歷史關懷。筆者以爲，對這樣成規模甚至制度化的城市記憶保護行爲，僅僅停留在時代背景、現狀分析、概念性的解釋其特徵或從政策上預測其未來是不夠的。從2002年青島市率先提出並實施“城市記憶工程”至今已有十四年，而這十四年也是城市歷史建築、景觀、建成環境在各種名義下遭受嚴重破環的時期，城市記憶因此出現斷裂，“城市記憶工程”是否實現其初衷，其階段性成果是否迴歸到城市歷史的締造者和親證者那裏?在一系列城市記憶工程提出、開展、實施的強大“聲勢”下，城市記憶又是否真正得以保留和傳承?

城市的保留和傳承

首先，城市記憶的文化性、社會性與集體性互相交融滲透，共同體現城市的獨特性。它建立在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瞬間的錄音訪談及歷史形象等各種物質表述上，具有檔案性，而不同尺度的物質表徵一旦消失，便無可挽回。當歷史研究開始走出精英與權力階層的宏大敘事，開始關注少數族裔的、民間的、女性的或被傳統社會邊緣化的羣體的歷史時，人們開始在記憶基礎上的重新建構過去，檔案的角色也開始發生變化。檔案從傳統的記錄與保存功能發展爲解讀、維繫歷史文化與價值的參與者，檔案本身成爲一種公衆記憶，扮演者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角色。而將檔案置於更廣闊的語境中也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影響檔案選擇與存儲的種種力量。閱城市記憶檔案本質上是一種以城市歷史爲課題的“身份檔案”(identity archives),應該以更包容的視域探索城市歷史的多重性、多元性和複雜性。

記憶在內心經歷得越少，對外部的媒介要求便越高。與博物館類似，檔案館是現代記憶的空間體現。檔案記憶(archival memory)存在於各種文獻、地圖、書信、考古學發現、聲像資料中，它將所謂的知識來源與解讀區分開:檔案資料是不變的，隨着時空改變的是人們對檔案的解釋。閱檔案館在“城市記憶工程”裏本身也成爲重要的公衆記憶場所。在這裏，檔案館不僅是有意識地保留和組織記憶存留物的場所，也體現了自身一定的空間邏輯。而檔案也不只是史料的堆積，更是公衆歷史的場所。置身於檔案館，不論是研究者還是旁觀者，都成爲這一空間的一部分。也是在這裏，通過編碼和數據分錄而制度化的“檔案記憶”成爲公衆可自由平等享用的資源，並基於這些資源建構多重身份認同。日裔加拿大人國家檔案館與博物館((Japanese Canadian National Archiveand Museum)便是極爲成功的一例。類似的，美國城市的記憶工程，如“緬因州記憶網絡”(Maine Memory Network)項目，不僅鼓勵當地居民錄製口述歷史，通過數字平臺整合公開各種記憶資源，而且還充分發揮檔案館、圖書館、歷史協會與各種文化機構的場所功能，鼓勵公衆參與，共同解讀歷史。同時，這些公衆空間也成爲教育與公衆交流的場所。而這種草根性在國內的“城市記憶工程”中似乎普遍缺乏。

其次，檔案本身承載着豐富的歷史，若只是堆砌在檔案館裏，就只能爲學者所用。而城市是開放的空間，城市記憶首先是公衆記憶，它應該與公衆對話，鼓勵公衆思辨。由上海市檔案館編輯出版的《城市記憶》叢書便是很好的嘗試，這套叢書基於城市發展脈絡，提煉出頗能體現上海歷史變遷的五大主題—外灘傳奇、石庫門前、車影行蹤、學堂春秋、職場麗人—通過大量的歷史照片、漫畫、地圖等圖像資料，採用通俗易懂的敘事方法，使讀者很容易在聲像和文本中發現城市的足跡，也很自然地產生情感認同。。值得一提的是，圖像資料在人們歷史意識的形成中往往發揮着潛移默化的功用，與口述和文本資料相互交融，能生動地呈現城市的過去。

作爲公衆記憶的媒介，檔案部門的館庫條件發揮着儲存、傳播、激發或暗示集體記憶的功能，而“城市記憶工程”則充分運用檔案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如對傳統文件的實體管理經驗、文件內容的挖掘、展示的技能以及電子文件的管理及網絡資源組織的經驗等。fuel但如何整合城市記憶的檔案文獻資源，⑧發揮各城市綜合檔案館的作用，將豐富的歷史信息呈現給公衆，使這一空間成爲“共享歷史話語權”的平臺，尚需職業人士更多的思索。美國檔案學者理查德·庫克斯(Richard Cox)通過殖民地威廉斯堡遺址(ColonialWilliamsburg)的祕書辦公室(Secretary's Office)，

或被稱爲公共檔案辦公室(PublicRecords Office)的檔案解讀爲例，分析檔案學者應該如何尋求公衆共鳴和支持。這座約有250年曆史的建築竟沒有得到充分的診釋，無法回答在歷史修復中的許多關鍵問題，檔案資源沒有發揮解讀歷史建築、還原真實歷史的作用。庫克斯認爲解讀和傳播歷史遺址的價值需要職業人士和學者引導下的公衆參與，充分發揮檔案作爲原始資料的使命與價值。最後，關於記住什麼，即判斷哪些歷史是值得記住和保留的。城市記憶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資源、建築、街道和文物古蹟等歷史座標點串連而成，是一個城市形成、發展與演進的軌跡，對這些複雜紛繁的歷史記錄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編碼、儲存和提取，就意味着對城市記憶進行篩選和編輯。記憶與遺忘具有主動與被動兩種形式，前者將歷史作爲現實來保存，而後者將歷史作爲過去來保存。過往的“歷史性”與“現實性”之間的矛盾與思辨恰恰是公衆記憶的活力。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asmann)

認爲主動保存和傳播的記憶往往關注過去與現實的聯繫，而被動保存的記憶則將歷史視爲絕對的過去，是檔案性保存。“城市記憶工程”的特點是檔案部門主動地記錄歷史，積極地參與構建城市記憶，這無疑打破了檔案性保存的被動性和補償性。目前，相當數量的城市記憶檔案資源沒有納人檔案部門的視野，公衆的聲音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導致一方面，檔案館出現過分存儲，失去與受衆的關聯，處在記憶與遺忘的邊緣;另一方面，檔案館尚有待充分發揮作爲公衆記憶的場所功能。

畢竟，(城市)“歷史不是歷史學者的特權，也不是後現代主義聲稱的歷史學者的‘發現’;歷史是知識的一種社會形式，是衆聲喧譁，是百花齊放。普通人的故事與城市的歷史水乳交融，“城市記憶工程”的最終原動力來自公衆。

文章摘自：李娜.公衆記憶與城市記憶工程:檔案與公衆史學[J].青海民族研究,2016,2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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