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百年潮》， 作者：孫果達。

中央紅軍長征與情報工作作者：孫果達中央紅軍長征期間的情報工作，在一些著作當中，特別是回憶錄當中，有不少零星的說法，但對其進行較爲系統、客觀、全面地研究還很少見。在今天這樣的信息時代，尤其是信息戰已經成爲戰場主宰之時，顯然有必要做這項工作，看看當年的情報工作究竟對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中央紅軍長征的重要關節點與情報工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情報工作與中央紅軍作出長征決定的關係。對中央紅軍的長征事先究竟有沒有準備的問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莫衷一是。現在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爲有準備，但準備不足，中央紅軍長征出發非常突然。現在看來，當年的這種情況實在與情報工作有密切的關係。

據當事人莫雄在《我將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計劃轉交中央》的回憶錄中寫道，1934年9月底，他奉蔣介石命令上廬山參加祕密軍事會議，獲得了一兩公斤關於第五次“圍剿”紅軍的“鐵桶計劃”文件，他立刻組織人一面緊急密電黨中央，一面“將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紗紙密寫抄錄，然後由地下黨同志藏在鞋底，化裝成老百姓千方百計地送上瑞金”。

有了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軍步步緊逼，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轉移已是勢在必然，當然得有所準備，但在獲得情報後必須於10月中旬趁“鐵桶”尚未合圍，就緊急轉移，則顯然準備是不充分的。

中央紅軍長征後，第一個重要決定是通道轉兵，不按照原計劃到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是折向貴州。據伍修權回憶這是因爲生死攸關的情報：“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已知道我們的意圖是與二、六軍團會合，正在我們前進方向佈置了五倍於我的強大兵力，形成了一個大口袋等我們去鑽。”於是紅軍領導層對行軍路線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對這一問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也有回憶，她這樣寫道：當時毛澤東對王稼祥說：“我們從已得到的情報中獲悉，貴州方向敵人兵力不多，更沒有壁壘工事和設防體系，我們滿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讓蔣介石白白地操勞撲空。”王稼祥點頭說道：“這個情報我也知道了。”可見，紅軍突然轉向貴州也是以情報爲依據的。

學術界對遵義會議的研究已經比較透徹，但對在敵人圍追堵截之下，遵義會議爲何還能開得如此從容，卻至今幾乎無人提出疑問。通道轉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並不全面。可以說，情報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據當時擔任紅軍總部作戰參謀的呂黎平回憶：“從（負責偵聽敵臺的）總部二局破譯的敵人電報中得知，追擊紅軍的薛嶽兵團的兩個縱隊雖然已經入貴州，但尚未渡過烏江。蔣介石圍攻遵義的部署亦尚未完成。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立即利用這一空隙時間，就地休整擴大紅軍。”

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戰，這一仗之所以沒能打好，實在是因爲情報工作出現了失誤。據楊尚昆回憶，在戰鬥打響後幾小時，“彭總髮現敵軍的兵力不是原先預計的4個團，而是3個旅9個團，火力很強，立刻建議軍委：‘脫離此敵，轉向新的地區前進。’”

繼土城之戰的是二渡赤水後的桐遵之戰。這一仗之所以勝利，情報的準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爲紅軍截獲了“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雲南省主席龍雲《作戰方略》的電令，瞭解到敵人對紅軍包圍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軍閥王家烈部，因此決定回師東進殺個回馬槍。

比較土城之戰和桐遵之戰，不難發現情報的準確與否往往直接決定戰鬥的勝負。

桐遵之戰後蔣介石痛心疾首，連呼“奇恥大辱”。1935年3月2日，蔣介石趕到重慶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重新啓用“鐵桶計劃”，就地遍築碉堡與重點進攻相結合，讓碉堡在黔北，特別是在赤水河兩岸遍地開花，以捆住紅軍雙腿使其難以“運動”。爲了確保萬無一失，蔣介石決定自己赴貴陽“御駕親征”。

重慶地下黨很快就獲取了蔣介石剛制定的行動計劃並傳給了紅四方面軍，而後者又立刻傳給了中央紅軍。這一機密情報顯然對紅軍領導層決定放棄建立黔北根據地的計劃而南下貴陽起了重要作用。

面對危局，剛剛重掌軍事指揮大權的毛澤東充分表現出一個成熟統帥的膽略，一個大膽的軍事行動已在胸中醞釀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蔣介石即將到達貴陽的情報開始了至今看來仍令人讚歎不已的“斬首行動”，命令紅軍祕密地第四次渡過赤水南下貴陽。

毛澤東先是指揮紅軍作出進攻遵義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蔣介石已經到達貴陽後的幾小時就立刻命令紅軍迅速南下，晝伏夜行，很快就兵臨城下，迫使蔣介石調出守衛雲南的滇軍以“護駕”。在電臺監聽到滇軍出動東進的消息後，紅軍立刻繞過貴陽城向西南疾進，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雲南。

聶榮臻在回憶1935年4月9日紅軍通過貴陽城郊那天時是這樣寫的：“我對蔡大姐說：快些走！現在我們的左邊有龍雲的五個團，駐在龍里附近，右邊駐貴陽的是蔣介石的大部隊，蔣介石本人也在貴陽。這中間只有約三十里寬的一個口子。我們要趕緊插進去。否則兩邊一夾，我們就暴露了。”紅軍對敵情瞭如指掌，從而保證了自己的行動神出鬼沒，蔣介石要想圍住紅軍無疑是天方夜譚。

在渡金沙江時，情報也起了關鍵作用。據長征中做電臺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二局情報掌握得好，我們纔有可能順利地甩掉敵人渡過金沙江。當我們離金沙江邊還有三天行程時，敵人在我們的後邊只有一天的路程。敵人前面是十三師，師長萬耀煌怕死要保存實力，蔣介石問他前面有沒有共軍，他謊報情況說前面沒有共軍，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來又要3天，這樣就和我們的距離差了6天，所以我們纔有時間把一軍團從龍街渡、三軍團從洪門渡都調到皎平渡順利渡江。”從這一情況來看，當年紅軍對戰場變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國民黨軍隊確實是無密可保。

紅軍偵聽對手電臺以獲取機密的行動，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個偶爾的失誤而被國民黨軍發現。事情原委是這樣的：“紅軍到了雲南後，一個參謀被敵俘去，他帶有一些被我們破譯出來的敵軍電報底稿。1935年5月2日，龍雲發急電向蔣介石報告此事，電稱‘在草街拿獲共軍參謀陳仲山一名，於其身上搜出情報一束，系我軍各方往來密電，皆翻譯成文。無怪其視我軍行動甚爲明瞭，知所趨避’。蔣介石接電後，於5月3日、4日，連電龍雲：‘我軍電文被匪竊譯，實屬嚴重問題’，‘危險堪虞，恥莫甚焉’，規定‘須綜印多備密碼，每日調換使用。凡每一密碼在一星期中，至多隻用一次，換日換用。’”但也都被紅軍猜出來了。

紅四方面軍情報的大力支持

中央紅軍在長征的過程中，得到了紅四方面軍在情報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紅軍長征的前期，由於剛離開根據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斷，加上每天的行軍作戰異常緊張，很少有時間停下來架設電臺通訊聯絡，更別說耐心細緻地偵聽敵情。在強渡湘江後過老山界時，據李維漢回憶：“一縱隊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後面，走幾步，停幾步，行動緩慢。敵人追得緊，五軍團在後面打仗，擋住敵人，保衛我們。他們也催我們快走，以便甩掉敵人，減少兵力的損失。我趕到前面瞭解情況，才知道一縱隊的電臺隊的工作人員實在太疲倦了，他們邊走邊睡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響我縱前進。一縱隊首腦部門早已走遠，丟下電臺隊在後面，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催他們快走，他們才緊追上去。”

在這種情況下，紅四方面軍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給中央紅軍提供了極大的幫助。1933年秋，廖承志從上海來到紅四方面軍，他帶來了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這本敵軍密碼破譯法在長征途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年紅四方面軍負責接待廖承志的傅鍾後來說：“那本密碼電報破譯法萬分寶貴，敵軍的兵力部署和行動企圖，我們都瞭如指掌。1935年春天，當一方面軍爲了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進行‘四渡赤水’戰役時，情況極度緊張，常常難以架設偵察電臺，也多虧有了承志同志帶來的破譯法，才得以把我們的偵察電臺截獲的敵軍情報，按中央軍委指示，及時轉了過去。”

中央紅軍長征與情報工作作者：孫果達的確，當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紅四方面軍的電臺就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敵人信息，整理彙總後電告中央紅軍，幫助其迅速掌握周圍敵情以爭取主動。在雙方會師後，朱德對紅四方面軍負責情報工作的宋侃夫說：“我們離開中央蘇區，進入湘、黔、川、滇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的敵情搞不清楚，是你們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們，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經常在深夜，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整理電告我們。”

對於這段歷史，當時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徐向前曾給予高度評價。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情報工作負責人之一的羅青長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軍報》上撰文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徐帥和我最後的一次交談。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葉步入徐帥的小院。徐帥精神矍鑠，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帥稍致問候之後，徐帥就跟我談起了黨的情報工作。我當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徐帥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在歷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麼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聖、王諍等，對敵情瞭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於在雲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爲我們在龍雲、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並且我們破獲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這方面，情報工作功不可沒。”

紅軍偵聽人員的重大貢獻

在以往對長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紅軍電臺技術人員對決策所起的基礎和關鍵作用。處於今天日益瞭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視信息人才的時代，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敵我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要取得長征的勝利，紅軍電臺的偵聽技術人員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貢獻。

在長征途中，紅軍領導層與情報部門往往是形影相隨。據呂黎平回憶，長征中擔任紅軍總部二局副局長的錢壯飛“是偵破敵人情報的專家”，“那時我們幾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聖（二局局長）來一局向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彙報敵情，就是我們去二局查詢情況”。

據胡立教回憶：“在長征途中，我在紅軍總部二局，專注於監聽、截獲、破譯敵方電訊的工作，供中央領導同志瞭解敵情，有時幾天幾夜睡不上一個安心覺。”

據長征中做電臺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搞偵聽的有好幾個臺，每臺都抓住敵人一兩個軍，什麼時候都聽着它。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有時加點英文。他們在通話中什麼都談，部隊行動到什麼地方，都互相告訴。這樣，我們起碼可以知道敵人的動向和駐地。另外，當時敵人使用的密碼也比較簡單，很容易破譯。”

這些回憶清楚地表明當年紅軍電臺的偵聽工作是多麼緊張，多麼嚴密地監視着對手的一舉一動。他們白天要行軍，晚上要工作，無法睡覺成爲家常便飯，以至經常出現邊走邊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維漢的回憶那樣。

由於他們破譯了上至南京蔣介石下至戰場師團長的祕密電報，因此也就使紅軍領導層對敵軍的戰略部署、戰役意圖和部隊動向一目瞭然，造成了對手在明處而紅軍在暗處的理想局面，從而充分發揮了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長而牢牢把握了戰場主動權，使得對手處處陷於被動。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對紅軍的動態卻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僅靠飛行員在空中的肉眼偵察，非但像霧裏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紅軍略施小計就上當受騙，使偵察的結果幫了紅軍的大忙。如爲了欺騙敵機的空中偵察，紅軍在這些日子裏發明了一些簡單而又實用的絕招，如行軍途中敵機突然飛臨而來不及隱蔽時，部隊就在統一號令下來個全體向後轉，給敵機造成錯覺。這就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閉目塞聽處處被動，縱然人多裝備好也只能束手縛腳窮於應付。

因此，從戰場信息掌控這一點來看，我強敵弱的形勢實在是顯而易見的。而取得這一關鍵成果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雙方電臺極少數的技術人員在交戰中紅軍技高一籌，真是戰場決戰豈止在將軍。

當然，情報信息的價值完全取決於使用它們的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就是明證。在一年多時間裏，儘管軍委二局先後破譯敵人密電也是數量衆多，如果用來指導戰爭肯定能打出許多漂亮的運動戰。但很可惜，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依然不得不打死守硬拼的陣地攻防戰，其結果可想而知，失敗只是時間問題。

爲表彰情報工作的汗馬功勞，毛澤東曾先後兩次爲偵察電臺題詞，一次是“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另一次是“你們是革命的魯班石”。這些題詞言簡意賅卻意味深長，真實而又生動地反映了情報工作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以及對戰爭勝負的重要性。至於對長征中紅軍總部曾希聖領導的負責偵聽破譯敵軍電報的二局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毛澤東更是做了高度的評價。據曾經擔任曾希聖祕書多年的鄧偉志回憶，毛澤東曾發過這樣的感慨：“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着燈籠走夜路。”“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

從上述史實不難看出，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實在是與情報工作分不開的。對此，劉伯承曾經打過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玻璃杯裏押寶，看得一清二楚。”毛澤東也有類似的比喻：“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隔着‘玻璃杯’押寶，看得準，贏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