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不是慈禧阻止，這個四川籍大臣可能就直接到日本開戰了
縱觀近代中國史，尤其是晚清的那段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中國人的血淚史，同時也是一部恥辱史。泱泱大國，五千年華夏文明曾經是世界各國爭相膜拜的對象，是世界的政治經濟的中心，但到了清朝末年這一切的優勢都蕩然無存。由於清王朝的腐敗統治導致了中華國力每況愈下，不論是西方列強還是東方鄰國，都想來中國分一杯羹。尤其是之前一直向我們搖尾乞憐的東方倭國，在我國內憂外患時也趁機落井下石，不得不說令人憤恨。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着清朝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並掀起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而正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也湧現出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滿懷救世理想，走向世界，希望能師夷以制夷。在這其中，就有一位四川籍大臣曾在甲午戰爭期間設計了奇襲日本本土的計劃，如果能夠實施可能就直接到日本開戰了，挽救大清的頹勢。但最終的結果卻因慈禧的阻止，錯失反敗爲勝的戰機，從而功敗垂成！
此人就是被譽爲四川歷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他是重慶維新運動倡導者，其創辦了重慶曆史上第一家愛國雜誌《渝報》，樹立起了巴蜀維新宣傳的旗幟。宋育仁是四川富順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後改任檢討。1894年，宋育仁有幸獲得外放機會，遠赴英、法、意、比四國做公使參贊，着意考察西方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積極策劃維新大計以實現民主共和。而正是這次出訪，讓他看到大清與世界的差距，也更瞭解了日本對清朝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中日甲午海戰是中國跟日本之間非常關鍵的一場戰役。對外中國失去了在東亞千年之久的霸主地位，日本則趁勢崛起。不管是對亞洲，還是全世界來說，當時力量格局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對內中國曆經數十年的洋務運動瞬間化爲烏有，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客觀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鉅額的賠款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的同時，也加速了日本軍事的發展，爲後來的中國埋下了隱患。
在甲午戰爭爆發時，宋育仁正值在英國倫敦就職，當他得知清軍在平壤潰敗後就心急如焚，連夜給朝廷上書，並指出“倭兵少財乏，持久足以困之”。宋育仁認爲日本地少，自然資源也稀缺，不具備長期作戰的物質基礎，而中國地大物博，只要清政府誓死抵抗堅持一段時間，日本就會不戰而退，等到日本彈盡糧絕的時候清政府再做出反擊。可對於宋育仁的上書慈禧太后卻置若罔聞，她只關心自己的六十大壽，甚至爲了舉辦隆重的宴會還挪用了購置軍艦的銀兩。
後來由日本史料公開的數據顯示，日本爲了打甲午戰爭的確快掏空了家底，也就是說，日本的財力根本無法支撐日本打持久戰、打消耗戰。當時，日本雖然在戰場上連戰連捷，但畢竟國力有限，戰爭帶來的巨大消耗進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負擔，自1894年底以來日本不少地方都爆發了農民暴動，社會動盪不安。反觀中國則不同，若中國能強硬一些，再堅持一下，可能結局就完全不同。（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迫於國內的壓力，主動向清政府提出過和談的要求，前提就是和談全權代表必須是權臣李鴻章。）
但此時的晚清政府疲於作戰，加之黃海海戰失利宋育仁悲痛萬分，如果按照這個趨勢結局都可以預料到，肯定是清軍慘敗。情急之下宋育仁產生了一個大膽設想，他希望能出奇兵反敗爲勝，帶兵直接到日本本土開戰。於是，他趁着公使龔照瑗回國述職的時候，召集同僚使館參議楊宜治、翻譯王豐鎬等人密謀此事，並做出了一個詳細且可行的計劃！宋育仁購買了英國賣與阿根廷、智利兩國的五艘軍艦、十艘魚雷快艇，並招募了澳大利亞水兵兩千多人組成精銳水師，準備託名澳大利亞商團，自菲律賓北上直攻日本長崎和東京。
此打算看似異想天開，但按照當時的情況，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畢竟明朝時倭寇入侵，就是僱用浪人和海盜來侵擾我國沿海的案例，如今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在當時，澳大利亞屬於英王治下，其商會可以自募水手保護商隊航行，掛上英國國旗後，無人敢阻攔檢查，況且當時崇拜西方列強的日本更不會阻止澳大利亞商船靠岸。爲了確保奇襲日本計劃萬無一失，宋育仁還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與英國康敵克特銀行借了三百萬英鎊，以支付兵船購買費用。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宋育仁基本已經準備完畢。他親手組建了一支強而有力的海軍，水手們整裝待發，槍炮彈藥也都非常充足，一切只等將這支力量交給前北洋水師提督琅威裏率領。可是，就在計劃即將實施的時候，這件事卻被大清駐英國使館的公使龔照瑗給知道了。龔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爲生事電告清廷。因爲當時清廷已經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鴻章聽聞後堅決反對宋育仁等人的做法，此時慈禧太后也是毫無戰心，遂以宋育仁“妄生事端”爲由將購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廢，同時電召宋育仁速速回國。
宋育仁得到消息後，一聲悲嘆。更讓他悲憤的則是，僅僅幾天後清廷便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就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海外募集水師奇襲日本的計劃胎死腹中。宋育仁的一腔報國熱忱也被“投降派”一盆冷水澆滅，他也只能無奈地“撫贗私泣，望洋而嘆”，着實傷心了很久。後來他在回國途中寫成了《借籌記》，詳詳細細地記了這事的經過，以表壯志未酬之情。
宋育仁歸國後，清廷本打算對宋育仁作進一步懲罰，但因這一愛國壯舉牽連人員衆多，有朝廷重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張之洞等人），還涉及到外國人士。知曉此事的人們對宋育仁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處理這事也有所顧慮，沒再深究，只是將宋育仁降回四品原職回翰林院供職。晚年宋育仁隱居成都東郊獅子山“東山草堂”內一心修志著書，不問世事，直到1931年去世，享年74歲。臨終前宋育仁對此事仍念念不忘，吩咐家人將自印的《借籌記》贈於前來弔唁之人。
最後我們要說，假若不是慈禧太后的阻止，這個四川籍大臣可能真就直接到日本開戰了，即使不能挽回戰局，但也能給日本社會以巨大的心理威懾，讓日本人有所忌憚！可歷史畢竟不能假設，甲午戰敗也已成爲歷史。現如今宋育仁先生的英勇事蹟激勵着無數人，2006年成都三聖鄉政府在今“幸福梅林”一帶擇地重修“東山草堂”，並立宋育仁石刻像供後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