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東方

《兩隻老虎》是很多年以後，又一次到電影院觀賞的第一部電影。

曾經很喜歡看電影，後來因爲可以更方便地在網上看片，加上影院裏說話和嗑瓜子的聲音的揮之不去，也就逐漸不去影院了；只是沒有想到，這不去影院看電影一下就過去了很多很多年。

這次來影院看電影，喫驚地發現居然一溜排開有十幾個“看片室”，每個都不大，每個放的片子都不一樣……在上座率只有百分之十以內，也就是三五個人看一場電影的環境裏看電影，幾乎可以說是舒適的。雖然也還是有人說話和喫東西，但是基本上能做到接打電話的時候一邊說一邊向外走，走到外面去的文明程度了。觀影環境還是可以的：這多少有點出人意料的，出人意料得好。

這就容人將注意力集中到了音響和畫面感受都很好的電影本身上去了：《兩隻老虎》是那種以喜劇和荒誕打了招牌的片子。這種片子的好處是可以不必太在乎破綻，所有的破綻都可以理解爲故意露出來的，露出來逗你笑的。觀衆對喜劇片的觀賞預期是相對寬容的，這也就是拍電影的時候風險小的選擇往往是喜劇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然而，喜劇的成功率其實不高，風險壓力主要都給了編劇和演員。編劇能不能把一個荒誕故事講得生動而有邏輯，演員是不是能很正經地演出“不正經”來，這就是喜劇的最大未知數。

一個很有錢而又想死的人，在面對突然到來的綁架的時候有不畏死的反常表現，導致了一系列出乎人之常情的喜劇效果。這是《兩隻老虎》的敘述邏輯基礎，至於電影在顯在意義上對如意不如意人生中痛定思痛的哲學感悟，對夭折了的愛情中真愛成分不無煽情也終究還是顯得單薄的謳歌，對金錢與友情不無後悔的衡量、對人生真諦的湊近，當然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是，編劇的心思很多時候也已經都被格式化成了套路，而很多套路都被命名爲雞湯的意思就是在說它們的蒼白。

這種憑空設定含糊社會情境下的抽象人性的做法，是編劇狀態下的雞湯故事。當然，不是爲了雞湯本身，而僅僅是披上雞湯的外衣以後可以讓故事有一個敘事倫理正確的大方向，或者叫做冠冕堂皇。

然而，在天下本無新意的編劇背景下，只有演員表演的細節和那些可以永留印象的很“跩”的電影畫面，才具有更恆久的影響力。

本片動用了葛優的冷靜和機智、範偉的不動聲色和入木三分、閆妮的半神經的妖嬈、趙薇在紅塵中掙扎的愛恨情仇……這些固然都是抓眼球的看點，是世俗目光裏必然要被多看上一眼的熱鬧，但是隻有這些的話，卻依然感覺缺少點更能留下印象的東西。

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小孩子往往記住的就是其中一兩句滑稽的對話和動作；然後便不厭其煩地模仿，真正成了一個梗兒似地被來回重複。比如那句著名的“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閃閃的紅星》）、“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甲方乙方》）、“我要劫個色”（《天下無賊》）……

這樣有相關元素被觀衆自動模仿、形成日常話語中的梗兒的電影，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成功的，是在受衆那裏留了印象、有了意味、紮了根兒的——當然也一定是票房不菲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一向也是電影人，至少是電影製片人夢寐以求的。他們有意無意就會在電影裏故意做下這樣的梗兒、這樣的話頭兒，期望也能成爲人們口耳相傳的廣告語。《兩隻老虎》裏這樣可以埋伏下的梗兒也有些端倪，比如“人生就是一個字：能過則過”。可惜的是，這樣刻意的梗兒大致上只能引起現場的一點點笑聲，很難再行重複。電影的普遍現實是觀衆少，而且觀衆也多不是小孩子，這就讓所有的梗兒都難以真正成爲口耳相傳的話頭兒；它們至多隻能在相關電影網站裏被宣傳一下，便也就過去了。

不過《兩隻老虎》這個電影看過以後，腦子裏的確還是有些影像是留下了記憶的，比如：被綁架的葛優和“綁匪”並肩走在去往洗浴場所的路上的景象，並肩走在歌廳裏、公路上的景象；那種在別的電影裏似乎也曾經見過，伴着輕鬆愉悅的節奏，做的卻是荒唐而異想天開的事情的情狀，那種模特步伐的跩與諧趣，在讓觀衆莞爾的同時，也是電影可以帶着人脫離現實的就在眼前、觸手可及的登天梯。

據說這是用戲仿的方式在向有關的著名電影致敬，包括向某些公路電影的致敬。致敬不致敬其實未必有意義，有意義的卻是將在平庸生活之中的觀衆帶向一種有節奏感的幻相；讓大家身臨其境地進入到另外一種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搭界，也與正常的生活不沾邊的奇特的可能性中去；也是賦予經常會感到無意義的人生以形式主義的形式感元素，從而將生活的視野拓寬，將某些沉重的東西輕鬆化，將本來無解的生活扭結看淡。

電影演完了，在好聽的片尾曲裏遲遲沒有走，及至保潔大姐進來疑惑地看着你的時候纔有點戀戀不捨地離開：還有心情有興致來看電影，這已經是不管什麼電影賦予觀衆個人的最基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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