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鉴杂记｜溥儒“说”：我和我笔下的佛教情缘

寒生易水荆卿去，秋满江南庾信哀。

西苑花飞春已尽，上林树冷雁空来。

1896年，我出生在北京什刹海畔的恭王府，宣统三年（1911年）入贵胄法政学堂读书，后并入北京市内法政大学。尔后王朝凋零，政治更迭，我从清室贵胄成了这个世界的旧王孙，也开启了我的流浪生涯。

恭王府的宗教生活，让我与佛教自然结缘。1912年迁至马鞍山戒台寺与浚海禅师、天目山能和上人相识，写经与千字文似也成了我与佛缘的连接。1922年，我游学归来，隐居于戒台寺中，结识了湖南和尚永光法师。他六朝体的诗与一手和尚风格的书法让我心生欢喜。我想，画笔下若要追寻与佛教关联的缘起，便是在戒台寺那段时光里深耕了吧。

走马灯一样的新政府对我来说过多的关注也没有意义，平淡无奇的过一生，潜心美学，专注画事，便是后来一直在执着的事情。

01青少年阶段：恭王府的宗教生活（1896-1911）

清王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多许措施，其中，利用宗教文化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便是基本手段之一。有清一代，统治者既维护着满族的本教萨满教，又重视并包容着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道教及汉民族传统的郊社宗庙祭典，在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多教并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恭王府府主奕䜣作为晚清政坛的核心人物，自小又接受了良好的汉学教育，他的宗教思想必然是复杂的。他既有自身的信仰，同时其信仰和行为又必须为帝王服务。从现存的一些遗迹和资料来看，恭亲王在府中除严格进行满民族本教萨满教祭祀外，个人对佛教似乎更情有独钟，留下的佛教印迹不少。

▲ 摘自《清恭王府折档汇编（全三册）》

据《清恭王府折档汇编》记载，恭王府曾一直供养着福善寺。福善寺始建于清朝，主体建筑与恭王府西墙仅一墙之隔。每月开支里也有佛堂领香供钱等记载。

1937年，著名学者陈鸿舜带着美国教授G.N.凯茨走进了恭王府，并将其所见所闻写进了《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发表于华裔学志），文中写道：“……中轴线上――据传说和地图，匾额上写着‘佛楼’。这楼或许是一座小庙，我们不知道其中细节，可是这匾额的确是精美的木雕作品……”，另外还配有一张老照片。这些资料证实后罩楼中确曾建有佛堂，应是恭亲王在府内的礼佛之所。把佛堂建在中轴线上，位于银安殿、神殿之正后方，可见恭亲王对佛教之重视。

溥儒作为恭亲王奕䜣的王孙，在如此浓烈的社会背景及家族渲染下，从小怀揣着对于佛教的虔诚与敬畏，奠定了宗教性在绘画语言中的基础。

02早期戒台寺时光（≈1912-1923）

辛亥武昌之变，加之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等引发的时局动荡，皇室上下不知所措，溥濡跟随老夫人迁出王府，避至西山，因有恭亲王这层关系，得以住在戒台寺隐居，前后断续亦近15年。溥儒也由此得髓“西山逸士”，其意焉:“乐在琴书，心怀遐学，与世无竞，与人无争，如是而已矣。”在西山隐居的日子里，溥儒晨钟暮鼓，潜心研习，修心养性。正如溥儒自云：

“余居马鞍山始习画。余性喜文藻，专治经之外，虽学作古文，而多喜作骈俪之文。骈俪近画，故又喜画。当时家藏唐宋名画尚有数卷，日夕临摹，兼习六法十二忌及论画之书；又喜游山水，观山川晦明变化之状，以画法用笔为之，逐渐学步。时山居与世若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习之甚力，进境极持；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

（此处不赘述溥儒自述中三十岁左右始学画是否有偏颇，毕竟从吉林省博物院等所藏作品已看到其20岁左右的成作，我们可把马鞍山时期认是其潜心书画，技艺精进的时光。）

1912年，溥儒辗转至马鞍山戒台寺“牡丹院”，与寺中浚海禅师同游，为之写经及千字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作草书千字文手卷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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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字文》摘录可识始末：

“京师之西，有山曰马鞍，寺曰慧聚者，盖自唐始也。光绪中，先祖恭忠王罢政，复兴建焉，然而未有图志。辛亥国变，余始卜居寺之北宫。时浚海师住锡禅堂，晨夕同游于山巅水涘，若良侣然。暇时，尝为师写经卷，辄蒙收录。其后，师往参学广化寺，遂住持圆广寺。余亦遂出山，盖十三年矣。顷为戒台作寺志始成，而师以旧赠千文一卷装成属题，乃书交情始末，著于卷尾，使后之人识此意而不必责此书之劣也。癸酉十月小雪节后，溥儒并记。”

▲1925年作楷书浚海禅师源流手卷水墨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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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海禅师住持的圆广寺创建于明隆庆五年（1517），位于阜成门内，系十方常住，可想见当时规模。佛教各宗派皆重传法正宗，丛林住持，例向传法之师申请嗣法书，亦有由极具声望者书写之先例，浚海禅师请旧王孙书写谱系，乃荣耀之事。佛教的写经、佛像的描写原本出于纯粹的宗教目的，却在无意中发展和保存了溥儒笔下的艺术形态。

同年，溥儒于戒台寺与天目山能和上人相识。“壬子，上人朝山至戒台寺。余年十七，读书寺中，赠上人诗有：‘远辞天目月，来踏戒台云……’”（见《溥心畬先生诗文集》下册）。

▲王人文永光致溥儒、溥僡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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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915年（龚敏：《溥心畬年谱》）于戒台寺与海印上人相识。“余读书寺中时，益阳海印上人来游戒台，余与之同登极乐峰顶，望拒马飞狐之胜……”（《溥心畬诗文集》下）。永光和尚六朝体的诗、洒脱的和尚书法风格，对于溥心畬早年的行楷书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心畬先生保存着一部这位法师（海印法师）的诗集手稿，在“七七事变”前夕，他们兄弟二位拿着商量如何选定和打磨润色，不久就把选定本交琉璃厂文楷斋木板刻成一册，请杨雪桥先生题签，标题是《碧湖集》。”

（摘自启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溥儒辑海印法师《碧湖集》

“他的楷书我初见时觉得像学明人王宠，后见到先生家里挂的一幅永光法师写的长联，是行书，具有和尚书风的特色。先师陈援庵先生常说：和尚袍袖宽博，写字时右手提起笔来，左手还要去拢起右手袍袖，所以写出的字，绝无扶墙摸壁的死点画，而多具有疏散的风格。和尚又无须应科举考试，不用练习那种规规矩矩的小楷。如果写出自成格局的字，必然常常具有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从此愈发服膺陈老师的议论，再看心畬先生的行书，也愈近‘僧派’了。”（同上）

溥心畬束发即受书，始习颜柳大楷，临颜鲁公《中兴颂》，魏《郑文公石刻》，兼习篆隶书，初写《秦山碑》、《石鼓文》，次写《曹全碑》、《礼器》、《史晨》诸碑。在“帖学”上取法“二王”与褚遂良、虞世南等，丰富的家藏王羲之《游目帖》、米芾的《春和帖》更是为其取法“帖学”提供了条件。不专一家一体，取诸家之长是溥心畬对于书画艺术的基本态度。而后的书法作品中我们能看出其对“贴学”书风审美标准的态度。

“据我个人极大胆地推论心畬先生早年的书法途径，无论临过什么唐人楷书的碑版，及至提笔挥毫，主要的运笔办法，还是从永光来的，‘可说碑底僧面’。”（摘自启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布袋和尚图

尺寸：84*40cm

家事与国势的由盛而衰必然引起溥儒内心的变化与矛盾，执笔下更能映出他身份的特殊性和更深层次的文化诉求。不论是对“帖学”坚守上，还是对和尚书风的执着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溥心畬的文化态度。

1924年，29岁的溥儒为先姑母荣寿固伦公主寿，离开了马鞍山，回到了城中。1937年抗战爆发，闭门谢客，又迁至马鞍山。当然，这是后话。

03祈福——画祭先母忌辰（1937-1963）

溥心畬对佛教的信仰源于大语境也源于自身的精神寄予，平时他虽不奉行繁琐的宗教仪式，但他确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宗教传统文化坚守者。

▲观音大士

尺寸：90*33cm

1937年，项太夫人仙逝，为了给母亲办一个体面的丧事，溥儒卖掉了珍藏半生的陆机《平复帖》（详见：张伯驹《春游琐谈》）。信佛敬佛的溥心畲，为求母亲稳度西天，他为母亲准备了上好的棺木，然后一笔一划在母亲的红朱色髹漆棺上，用金箔满书小楷金刚经，十分庄严注目。守孝时更是用注射针抽出自己身上的血液，和上紫红颜料，写心经、画佛像为亡母祈福。

服丧期间，他令子女到灵前念经，要求恭敬虔诚。在这一系列带有形式感的深化中，表达了溥儒对亡母的强烈追思，亦表现了溥儒对于 “剥肤为纸，刺血为墨，燃指为灯”这个佛教思想的铭刻于心。日后，每逢项太夫人忌辰，溥儒即以臂血和砂抄经文、绘佛像，为亡母乞求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