璽鑑雜記｜溥儒“說”：我和我筆下的佛教情緣

寒生易水荊卿去，秋滿江南庾信哀。

西苑花飛春已盡，上林樹冷雁空來。

1896年，我出生在北京什剎海畔的恭王府，宣統三年（1911年）入貴胄法政學堂讀書，後併入北京市內法政大學。爾後王朝凋零，政治更迭，我從清室貴胄成了這個世界的舊王孫，也開啓了我的流浪生涯。

恭王府的宗教生活，讓我與佛教自然結緣。1912年遷至馬鞍山戒臺寺與浚海禪師、天目山能和上人相識，寫經與千字文似也成了我與佛緣的連接。1922年，我遊學歸來，隱居於戒臺寺中，結識了湖南和尚永光法師。他六朝體的詩與一手和尚風格的書法讓我心生歡喜。我想，畫筆下若要追尋與佛教關聯的緣起，便是在戒臺寺那段時光裏深耕了吧。

走馬燈一樣的新政府對我來說過多的關注也沒有意義，平淡無奇的過一生，潛心美學，專注畫事，便是後來一直在執着的事情。

01青少年階段：恭王府的宗教生活（1896-1911）

清王朝作爲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來的封建政權，爲強化自己的統治，採取了多許措施，其中，利用宗教文化爲自己的政治服務便是基本手段之一。有清一代，統治者既維護着滿族的本教薩滿教，又重視幷包容着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道教及漢民族傳統的郊社宗廟祭典，在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多教並存，兼容幷蓄的局面。

恭王府府主奕訢作爲晚清政壇的核心人物，自小又接受了良好的漢學教育，他的宗教思想必然是複雜的。他既有自身的信仰，同時其信仰和行爲又必須爲帝王服務。從現存的一些遺蹟和資料來看，恭親王在府中除嚴格進行滿民族本教薩滿教祭祀外，個人對佛教似乎更情有獨鍾，留下的佛教印跡不少。

▲ 摘自《清恭王府折檔彙編（全三冊）》

據《清恭王府折檔彙編》記載，恭王府曾一直供養着福善寺。福善寺始建於清朝，主體建築與恭王府西牆僅一牆之隔。每月開支裏也有佛堂領香供錢等記載。

1937年，著名學者陳鴻舜帶着美國教授G.N.凱茨走進了恭王府，並將其所見所聞寫進了《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園》（發表於華裔學志），文中寫道：“……中軸線上――據傳說和地圖，匾額上寫着‘佛樓’。這樓或許是一座小廟，我們不知道其中細節，可是這匾額的確是精美的木雕作品……”，另外還配有一張老照片。這些資料證實後罩樓中確曾建有佛堂，應是恭親王在府內的禮佛之所。把佛堂建在中軸線上，位於銀安殿、神殿之正後方，可見恭親王對佛教之重視。

溥儒作爲恭親王奕訢的王孫，在如此濃烈的社會背景及家族渲染下，從小懷揣着對於佛教的虔誠與敬畏，奠定了宗教性在繪畫語言中的基礎。

02早期戒臺寺時光（≈1912-1923）

辛亥武昌之變，加之袁世凱逼清帝退位等引發的時局動盪，皇室上下不知所措，溥濡跟隨老夫人遷出王府，避至西山，因有恭親王這層關係，得以住在戒臺寺隱居，前後斷續亦近15年。溥儒也由此得髓“西山逸士”，其意焉:“樂在琴書，心懷遐學，與世無競，與人無爭，如是而已矣。”在西山隱居的日子裏，溥儒晨鐘暮鼓，潛心研習，修心養性。正如溥儒自雲：

“餘居馬鞍山始習畫。餘性喜文藻，專治經之外，雖學作古文，而多喜作駢儷之文。駢儷近畫，故又喜畫。當時家藏唐宋名畫尚有數卷，日夕臨摹，兼習六法十二忌及論畫之書；又喜遊山水，觀山川晦明變化之狀，以畫法用筆爲之，逐漸學步。時山居與世若隔，故無師承，亦無畫友，習之甚力，進境極持；漸通其道，悟其理蘊，遂覺信筆所及，無往不可。”

（此處不贅述溥儒自述中三十歲左右始學畫是否有偏頗，畢竟從吉林省博物院等所藏作品已看到其20歲左右的成作，我們可把馬鞍山時期認是其潛心書畫，技藝精進的時光。）

1912年，溥儒輾轉至馬鞍山戒臺寺“牡丹院”，與寺中浚海禪師同遊，爲之寫經及千字文。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作草書千字文手卷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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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千字文》摘錄可識始末：

“京師之西，有山曰馬鞍，寺曰慧聚者，蓋自唐始也。光緒中，先祖恭忠王罷政，復興建焉，然而未有圖志。辛亥國變，餘始卜居寺之北宮。時浚海師住錫禪堂，晨夕同遊于山巔水涘，若良侶然。暇時，嘗爲師寫經卷，輒蒙收錄。其後，師往參學廣化寺，遂住持圓廣寺。餘亦遂出山，蓋十三年矣。頃爲戒臺作寺志始成，而師以舊贈千文一卷裝成屬題，乃書交情始末，著於卷尾，使後之人識此意而不必責此書之劣也。癸酉十月小雪節後，溥儒並記。”

▲1925年作楷書浚海禪師源流手卷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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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海禪師住持的圓廣寺創建於明隆慶五年（1517），位於阜成門內，系十方常住，可想見當時規模。佛教各宗派皆重傳法正宗，叢林住持，例向傳法之師申請嗣法書，亦有由極具聲望者書寫之先例，浚海禪師請舊王孫書寫譜系，乃榮耀之事。佛教的寫經、佛像的描寫原本出於純粹的宗教目的，卻在無意中發展和保存了溥儒筆下的藝術形態。

同年，溥儒於戒臺寺與天目山能和上人相識。“壬子，上人朝山至戒臺寺。餘年十七，讀書寺中，贈上人詩有：‘遠辭天目月，來踏戒臺雲……’”（見《溥心畬先生詩文集》下冊）。

▲王人文永光致溥儒、溥僡書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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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915年（龔敏：《溥心畬年譜》）於戒臺寺與海印上人相識。“餘讀書寺中時，益陽海印上人來遊戒臺，餘與之同登極樂峯頂，望拒馬飛狐之勝……”（《溥心畬詩文集》下）。永光和尚六朝體的詩、灑脫的和尚書法風格，對於溥心畬早年的行楷書法，有着不容忽視的作用。

“心畬先生保存着一部這位法師（海印法師）的詩集手稿，在“七七事變”前夕，他們兄弟二位拿着商量如何選定和打磨潤色，不久就把選定本交琉璃廠文楷齋木板刻成一冊，請楊雪橋先生題簽，標題是《碧湖集》。”

（摘自啓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溥儒輯海印法師《碧湖集》

“他的楷書我初見時覺得像學明人王寵，後見到先生家裏掛的一幅永光法師寫的長聯，是行書，具有和尚書風的特色。先師陳援庵先生常說：和尚袍袖寬博，寫字時右手提起筆來，左手還要去攏起右手袍袖，所以寫出的字，絕無扶牆摸壁的死點畫，而多具有疏散的風格。和尚又無須應科舉考試，不用練習那種規規矩矩的小楷。如果寫出自成格局的字，必然常常具有出人意表的藝術效果。……從此愈發服膺陳老師的議論，再看心畬先生的行書，也愈近‘僧派’了。”（同上）

溥心畬束髮即受書，始習顏柳大楷，臨顏魯公《中興頌》，魏《鄭文公石刻》，兼習篆隸書，初寫《秦山碑》、《石鼓文》，次寫《曹全碑》、《禮器》、《史晨》諸碑。在“帖學”上取法“二王”與褚遂良、虞世南等，豐富的家藏王羲之《遊目帖》、米芾的《春和帖》更是爲其取法“帖學”提供了條件。不專一家一體，取諸家之長是溥心畬對於書畫藝術的基本態度。而後的書法作品中我們能看出其對“貼學”書風審美標準的態度。

“據我個人極大膽地推論心畬先生早年的書法途徑，無論臨過什麼唐人楷書的碑版，及至提筆揮毫，主要的運筆辦法，還是從永光來的，‘可說碑底僧面’。”（摘自啓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布袋和尚圖

尺寸：84*40cm

家事與國勢的由盛而衰必然引起溥儒內心的變化與矛盾，執筆下更能映出他身份的特殊性和更深層次的文化訴求。不論是對“帖學”堅守上，還是對和尚書風的執着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溥心畬的文化態度。

1924年，29歲的溥儒爲先姑母榮壽固倫公主壽，離開了馬鞍山，回到了城中。1937年抗戰爆發，閉門謝客，又遷至馬鞍山。當然，這是後話。

03祈福——畫祭先母忌辰（1937-1963）

溥心畬對佛教的信仰源於大語境也源於自身的精神寄予，平時他雖不奉行繁瑣的宗教儀式，但他確是一個一絲不苟的宗教傳統文化堅守者。

▲觀音大士

尺寸：90*33cm

1937年，項太夫人仙逝，爲了給母親辦一個體面的喪事，溥儒賣掉了珍藏半生的陸機《平復帖》（詳見：張伯駒《春遊瑣談》）。信佛敬佛的溥心畲，爲求母親穩度西天，他爲母親準備了上好的棺木，然後一筆一劃在母親的紅硃色髹漆棺上，用金箔滿書小楷金剛經，十分莊嚴注目。守孝時更是用注射針抽出自己身上的血液，和上紫紅顏料，寫心經、畫佛像爲亡母祈福。

服喪期間，他令子女到靈前唸經，要求恭敬虔誠。在這一系列帶有形式感的深化中，表達了溥儒對亡母的強烈追思，亦表現了溥儒對於 “剝膚爲紙，刺血爲墨，燃指爲燈”這個佛教思想的銘刻於心。日後，每逢項太夫人忌辰，溥儒即以臂血和砂抄經文、繪佛像，爲亡母乞求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