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爲首的洋務派，大多幹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爲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爲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爲“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爲，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爲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爲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脣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纔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爲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爲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爲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爲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爲“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爲露臉的事。因爲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爲《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爲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爲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爲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爲，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爲，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爲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爲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爲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裏，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爲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爲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着“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衆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爲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爲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