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处于对乡村，更具体地说，对很多被遗忘的乡村一种深深的情感，我一直在想，我能否做些什么？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于是一直在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侗寨摸爬滚打了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让我对乡村启蒙——保护——发展——振兴有了些许不成熟的思考。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让我不清楚，启蒙——保护——发展——振兴到底是为了谁？其主体在哪里？如果主体不清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其意义何在？接下来我一直在叩问：现在的乡村，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当然这样的答案很多，归结起来，无外乎两种：精神的需求和物质的需求。精神也好，物质也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之所以在这里以笼统而概括，其实很多人对两者的需求只是一种朦胧的认识，大部分的人是为了所谓追求这种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离开了这个生他（她）养他（她）的村落，更具体地说，他（她）们的离开更是在这种所谓需求的背后，而名正言顺地对应当承担家庭责任一种解脱的“谎言”。这是因为，普遍外出务工群体的正当理由无外乎如下几种：

一是为了使自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孝敬自己父母（这是常见的说理）。正是在这种所谓孝敬的背后，大多数外出务工的人员将自己本应该对子女抚养的义务而转嫁给了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父母承担起“保姆”的责任，从而使乡村社会隔代抚养造就的病态成为了一种常态。

二是为了满足自己儿女的经济需求，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事实上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在这种看似非常合情合理的背后，结果却弄得本末倒置。因为金钱的满足往往无法替代小孩对母（父）爱的需求，从而滋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三是未婚的男女青年通过这一途径去外面见见世面，同时为自身的经济贮备创造条件。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也有部分人的确是为了生计的需要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外出务工。

不管是处于何种目的，我们都没有理由去责备这些因为追求精神和物质需求而离开自己的村落而外出务工的群体，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当然有权力和城里人一样去享受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日益丰裕的物质、精神等方面的生活追求。

但随着外出务工人群的剧增，对乡村带来的是一种莫名的痛。这种痛的表现是多维度的：

其一是乡村青壮年的离开，留下一个老弱病残的“空壳村”。隔代教育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空壳村”中，我们去谈乡村的启蒙、保护、发展和时下热议的振兴，其可行性到底有多大？这是否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其二是乡村大量的已婚青壮年外出务工之后，家庭教育开始出现了“断层”。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深思：父母在子女小小的年纪时便离开了他们的身边，于是社会的公德、家族的规劝、尊老爱幼的美德等等开始在这一代人身上缺失，他们没有了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只有课本、分数。试问这样教育的格局又怎能培养出健全的人格？

其三是外出见过了世面，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未婚青年，往往会对生他（她）养他（她）的乡村往往会缺乏自信。于是乡村社会未婚男女的婚姻，特别是男青年找对象（一般来说，女青年找对象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导致乡村社会的单身汉越来越多（具体问题另文再做说明）。

是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被城镇（市）化”，传统村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空心（壳）村。在谈到中国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贾平凹曾经说过：“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没有人怎么建设新农村？”其实，目前我们要进行乡村振兴，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村落没人了。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很简单，如果乡村人都没有了，我们还振兴得了吗？正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所说的那样：“没有人，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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