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雖然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但爲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卻是永恆的。

在創造的過程中，有的人希望自己成爲物質豐富的“我”，這種“所有”心理可以理解；但做人更應保持一股積極進取的青春活力，使自己成爲人格完美的“我”，這種“所是”目標更值得追求。

一個人真正的價值，不在於他有什麼，而在於他是什麼。做人，“所是”比“所有”重要得多，也更爲本質得多。古往今來，大凡志士仁人在事關人生的“所是”與“所有”面前，都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明朝名臣于謙身居高位，憂國忘家，常以“但令名節不墮地，身外區區安用求”自勉，曾作“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明志。

于謙在河南、山西等地任官時，輕裝騎馬走遍了所管轄的地區，訪問父老，體察民情。他的俸祿用在自己身上極少，常常用來救濟貧窮的百姓。于謙爲人堂堂正正，每次進京奏事，從不攜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特產去？他甩甩兩隻袖子吟道：“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于謙素來生活簡樸，所居住的房子僅僅能夠遮擋風雨，皇帝賜給他西華門的府第，他堅決推辭，表示國家多難，臣子怎敢自己安居。後來，于謙遭人嫉妒，被誣陷而死，抄家時，竟然“家無餘資”，而皇帝賞賜給他的璽書、袍服、銀錠之類，全部存放在家中，絲毫未動。做人能如此“所是”甚多，“所有”甚少，怎不令人見賢思齊？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孟子認爲，君子所得於自然的仁義本性，即使行政於天下，卻不能增加分毫；即使窮困於家中，也不會減少分釐。

一個人的品德與才能等“所是”，是任何力量也剝奪不了的一種真實的擁有；而一個人的財富與權力等“所有”，卻是隨時都有可能失去的一種暫時的佔有。

因此，人的一生，還是應該通達大行，見素抱樸，把“所是”看得重一些，把“所有”看得輕一些，物質上如果保持恬淡的心態，精神上就能有更大的空間去豐富自己。

東漢時期有位楊震，在任萊州太守時留下了“暮夜卻金”的佳話。楊震平時家教甚嚴，他的子孫常常蔬食步行，生活儉樸，楊震的一些老友或長輩，要他爲子孫置辦一些產業，楊震不肯，說：“讓後人被稱爲清白吏的子孫，把這留給他們，不是很好嗎？”楊震把“清白吏”作爲做人目標，惕厲自己，誡喻後輩，如此注重“所是”，看輕“所有”，不正是體現了一位賢者的心清如水、意淡如雲？

《荀子·修身》中說：“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

一個人對人生價值的追求，如果僅僅停留在個人物質需要的滿足上，這種“所有”式的人生價值還不完善。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品德，掌握服務社會的知識和才能，這種“所是”式的人生價值必不可少。

生活中，“我有什麼”是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而“我是什麼”卻較少爲人們所關注。這種重“所有”、輕“所是”的現象，是對人生幸福的一種誤解。孔子的高足曾參雖然敏慧飽學，但在“所是”與“所有”的認識上，也曾犯過糊塗。

據史書記載，戰國時齊國有位賢士黔婁，從小飽讀詩書，專攻道家學說，曾著書四篇，取名爲《黔婁子》。黔婁不但闡揚道家主旨，而且身體力行，儘管家徒四壁，仍然勵志苦節、安貧樂道。

黔婁去世後，曾參前往他家弔唁。曾參流淚問道：“先生去世，有什麼諡號嗎？”黔婁妻子回答說：“諡號爲‘康’。”曾參不解地問道：“先生在世時，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死後被子太短都沒有蓋住全身，祭奠連酒肉都沒有，他生前沒有安樂，死後沒有榮耀，爲什麼諡號爲‘康’呢？”

黔婁妻子說：“先生生前，魯國國君要任他爲相，但他辭而不爲；齊國國君欲聘他爲卿，但他辭而不就，這算是顯貴有餘吧。魯國國君曾賜很多米粟給他，齊國國君也屢次要給予重金，他都辭而不受，這算是富足有餘吧。先生粗茶淡飯，甘於清貧，追求仁而得到仁，追求義而得到義，死後諡號爲‘康’，不是很合適嗎？”

曾參感嘆說：“只有黔婁先生這樣的人，纔有這樣的妻子啊。”黔婁夫妻潔身一世，“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這種“所是”，該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人世間，生活的底色總是那樣的自然與純正，儘管“所是”那麼樸實無華，“所有”往往光耀炫目，我們還是應該堅守自己的精神家園，把腳步踏在德業兼修的節奏上，努力成就一個最好的自我。

人的生命，唯有創造與奉獻，才能賦予生活以意義、以永恆的價值。一個人如果不能在精神世界中把握自己，其物質生活無論如何富有，又怎麼能夠進入自由王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