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公益與商業論戰背後，社會企業是不是“神丹妙藥”？

來源：南方週末 記者 劉怡仙

摩拜因入選2017年中國社會企業獎引發爭議，其背後的環境等問題備受關注。（南方週末資料圖/圖）

“過分抬高社會企業，貶損公益組織，模糊公益與商業的邊界，勢必侵蝕公衆的公益熱情，誤導資源流向，使本來就不足的公益資源流向商業。”

種種跡象表明，“社會企業”概念正在炙手可熱，其背後另一幅圖景是：公益與商業的邊界逐漸模糊。

2017年3月，摩拜入圍“中國社會企業獎”引發公益圈巨大爭議——如果摩拜算社會企業，那麼其他共享單車公司是不是也算?七個月後，美團點評公開宣稱企業發展的全新階段將是“社會企業”。

2018年9月，中國慈展會社會企業認證收到來自全國26個省份共621家企業申請，111家最終通過認證爲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經典定義——“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早已不夠用了，社會企業研究者用了兩個“比較”來形容它，“比非營利組織(又可稱公益組織)更具企業家精神(創新性、承擔風險能力、可持續性等)，比傳統企業更具清晰及專注的社會目標。”

但社會企業介於公益與商業之間，既兼得二者優勢，也攪渾了兩者的邊界。

2017年9月，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商業向左》一書，大力推薦社會企業，即遭到研究非營利組織的資深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的嚴厲批駁。中國公益行業將這一公開辯論稱之爲“兩光之爭”。

“兩光之爭”在“2017中國公益年會”被評爲“2017年度中國十大公益新聞”，升級爲行業論戰。有關“公益與商業”的關係探討延宕至今。

2018年10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館召開“公益與商業關係國際研討會”，各地學者既要爭一爭公益與商業誰爲主誰爲次，更想釐清彼此邊界。

多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認爲此番爭議的焦點是對社會企業熱鬧的背後、公益與商業的融合抱有擔憂：是否泥沙俱下?

混沌地帶

在這場題爲“公益與商業關係國際研討會”的議程裏，康徐二人的發言排在前頭，僅次於開幕式。這充分挑起了與會者的興趣，康徐二人將如何深化討論?

徐永光在《公益向右，商業向左》一書中詳細描述過“影響力投資光譜圖”：左邊是最重社會效益的公益組織，右邊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由左至右逐漸過渡，從完全不收費的公益服務，收費的公益服務(但不分配利潤)，以解決問題爲第一要務的社會企業，商業活動兼顧股東、消費者、環境和國家利益的企業社會責任，最後到傳統商業。

此次研討會上，徐永光再次引用《莊子》中的“混沌之死”，說明處於光譜中間地帶、公益與商業邊界模糊的地方纔是有活力的空間，也是適合社會創新的“混沌地帶”。

2016年“老爸評測”被推薦參與“中國社會企業家之星”大賽，主創魏文鋒(詳見2016年9月27日南方週末刊發《一名資深檢驗員的公益玩法》)疑慮何爲社會企業時，徐永光在評委席鼓勵其大膽去賣貨，不用糾結。

徐永光認爲，當下中國，社會公衆並不瞭解何爲社會企業，聲明自己是“社會企業”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等到中國有了社會企業標準和認證再說;也不要聲明自己是做公益的，免得別人給你扣帽子。“老爸評測”贏得了當年社創之星總冠軍和現場人氣王。

康曉光將“老爸評測”納入其主編的《中國第三部門報告觀察報告》(以下簡稱《觀察報告》)中的案例，認爲“老爸評測”是“首鼠兩端”：有時說自己是做廣義上的公益，家長到老爸評測商城買東西是因信任其利他的心，一些場合則強調自己做的是企業，不希望受到道德審判。

《觀察報告》分析，老爸評測公司前期以“公益”名義迅速積累了評測行業最寶貴的公信力(無形資產)，且吸納了公衆的捐贈(有形資產)，上述兩方面都歸入老爸評測公司所有。

“你等於是把社會共有的財產據爲己有了，這跟偷搶騙沒有任何區別。”康曉光毫不客氣地批評。

徐永光在書中提出社會創新五部曲：公益鋪路、商業跟進、產業化擴張、可持續發展、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康曉光理解“公益鋪路”即先建個公益組織，打着公益的招牌，聚集公益資源，用公益資源建立有形或無形資產，“商業跟進”即將公益組織資產轉爲公司資產。

三一基金會祕書長李勁在研討會上發出疑問：傳統公益的發展路徑是發現社會問題，公益機構試點，公益基金會跟進，最後通過政策倡導解決社會問題;如果現在商業力量介入，社會問題能夠規模化解決，而不是等待政府預算、公共決策，不也是一個可選擇的路徑嗎?

社會企業陷阱?

與李勁的疑問一致的是，社會企業的出現緣由之一即爲非營利組織出現財政缺口，導致其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嘗試要用公益商業化來獲得資源。

研究社會企業十餘年的臺灣學者鄭勝分觀察社會企業發展脈絡，探索社會投資、社會企業與全球的福利改革風潮的關係。據他觀察，目前已有超七萬家社會企業的英國，其社會企業緣起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1997年布萊爾上臺後，因面臨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逐漸向市場靠攏，通過立法，鼓勵社會企業創設。

美國則因政府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大量刪減對非營利組織的補助，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最爲嚴峻，非營利組織開始追求商業收益，核心策略爲“非營利創業”，即創設具有創業精神的非營利組織。華爾街金融風暴後，爲提高對於企業責任的要求，美國各州大力推動《公益公司法》，而民間則推動“B型公司”(B corporation)認證，以建立“對世界最好”(best for the world)的公司。

社會企業須符合三重底線：社會目標、環境和財務可持續，還有學者強調社會企業應聚焦在雙重失靈領域，即政府與市場在當下未有效解決的社會問題。

歐美社會企業發展存在多種路徑，常見的兩個趨勢是企業的非營利化以及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採取何種趨勢並無定論。

無論何種，都有可能陷入社會企業的陷阱——“使命漂移”。早在2004年，美國學者就針對此提出質疑，社會企業爲了商業上的可持續性，容易造成非營利組織的使命漂移，產生社會合法性危機。

“使命漂移”指的是社會企業的“使命”漂離了原來的社會使命。這個漂移可能是轉向牟利，可能是活動偏離了社會目標所界定的受益人羣，也可能是企業通過損害其他利益相關方的方式來滿足受益人羣的需求，例如壓榨供應商、污染環境等，“漂移”是多層次的。

香港中文大學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主任陸德泉則舉例，有些原來監督企業污染的環保機構，由於社會資助不穩定，爲了營造經濟的可持續性，大力發展了“自然教育”，“養活”了機構的環保事業。另外，有些環保機構爲了“養活”自己，從監督污染企業轉變成爲企業提供踐行環保的諮詢服務。這兩種環保企業聽起來實現了兩全，既能自我造血，同時實現倡導環保。

“但原來監督污染企業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第一種機構的核心業務從監督污染變爲對少年兒童的自然教育;第二種機構由監督污染企業變成環保諮詢，因爲是揭露企業變爲服務企業，爲了爭取多一些訂單，也許說話小心許多。”陸德泉認爲，環保機構的社會企業轉向很容易把它們帶進“使命漂移”的陷阱，更遑論衝着政府支持資金、基金會資源資助的“社會企業”。

合法性何來?

“(如果)假的、渾水摸魚的太多，真的不公平。”陸德泉說。

鄭勝分認爲這是社會企業的制度設計問題，“如何確保社會企業履行使命，不滑向商業牟利工具的方向”，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嘗試不同的機制。

一是從前端調節。鄭勝分介紹，臺灣已於2018年7月開始試辦“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有些股東可以“一股頂50股”，另有“黃金股”的設計讓一些股東在重大事項上有更大話語權，以此保障社會企業的社會使命，避免其淪爲獲利之工具。另一個則是限制利潤分配。

作爲全球社會企業運動的鼻祖，2004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尤努斯要求資產鎖定，利潤繼續用於發展社會事業，也就是分紅比例爲零。“先生(尤努斯)是神，我們是人。”徐永光在其書中寫道。

臺灣於2014年頒佈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對於社會企業的狹義型定義爲：“組織當年度可分派盈餘至少有30%保留於社會公益性目的，不得分配”。而英國社會企業聯盟在2011年調查發現，社會企業受困於資金短缺，英國政府於2015年取消了社區利益公司分紅比例限制。

社會企業定義爭論頗多，近兩年最大的變化是“資源開始進來了”，資源該往哪去?

徐永光在研討會上舉例：樂朗樂讀，一家以矯治兒童閱讀困難爲核心業務的教育機構。2011年獲得新加坡浩盈投資70萬美元的營商類投資，創中國社會企業投資第一例。

另一家專注兒童公益閱讀與母語教育研究的文化教育機構——親近母語，2014年獲得南都公益基金會127萬元資助，2018年獲得影響力投資A輪融資1600萬元。

這背後展現的是社會投資價值鏈逐步形成，2009年以來南都公益基金會投入近兩億人民幣，以資助獎勵、免息貸款支持160家公益組織發展，其中近三分之一爲社會企業方向。此外，影響力投資平臺、公益金融、混合金融等在中國開始興起。

媒體的曝光、資源的湧入、各大論壇熱烈的討論，令社會企業概念熱度上升，“話語權”似乎被搶奪了。

康曉光觀察發現，諸多未及思考的創業者湧向這個領域，高喊追求社會價值與商業利潤，而部分依靠捐贈的傳統公益組織則開始自我懷疑：我們是落後了嗎?

他概括這種“消極作用”的表現，例如，只有主要收入來自出售服務和產品的公益組織纔有可能是可持續的，依賴捐贈的公益組織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公益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構必然導致低效率;社會企業不僅僅是一種新型的非營利組織，而且是原有非營利組織的替代者等等。

以上“主張”及其“實踐”對公益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例如將社會組織的活動侷限於服務領域，從而大大壓縮了社會組織的功能。

“過分抬高社會企業，貶損公益組織，模糊公益與商業的邊界，勢必侵蝕公衆的公益熱情，誤導資源流向，使本來就不足的公益資源流向商業。”康曉光說。

“如果僅是大浪淘沙的過程，可能給社會信任帶來破壞性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尤努斯社會事業與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趙萌稱，社會企業的健康發展既需要大浪淘沙，也必須要正本清源。前者是推動社會企業大規模發展，優勝劣汰;後者則是澄清社會企業的核心內涵、標準，防止真假李逵、泥沙俱下。

中國社會企業認證體系能幫助形成這樣的規則。目前以慈展會社會企業認證體系爲代表的全國性和地方性認證體系正在建立。已有四個城市制定社會企業支持政策，廣東順德、四川成都、深圳福田及北京，其中成都培育發展社會企業體系，制定社會企業評審認定製度、社會企業信息公開披露制度，同時也有社會企業退出(摘牌)制度。

社會創新的多元想象

“好的政策是，在商業與公益的光譜中，我有各種選項，每一個選項皆是權利與義務對等。政府應該嘗試去建立多元選項，不同使命不同規模的組織，包括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它們都有不同的需求。”鄭勝分說。

致力於急救培訓及賽事救援的社會企業“第一反應”首批通過了中國社會企業認證，並於今年成爲金牌社企;2016年第一反應獲得美國B-Corp共益企業認證。其首席運營官陸俊表示，作爲社會企業，其實社會企業定義之爭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而是更在乎爲社會創新者提供的交流平臺。他在參與全球社會創新家聚會時發現，大家更關注“你是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這個解決方案可以複製到我的國家嗎?”

關注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企業“老土”創始人羅易則苦惱難有專家幫助社會企業具體落地與該怎麼做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也沒有實踐成功的案例參考借鑑，“畢竟它還是新興的概念”。

她遇到最大的挑戰是，她開展的“大山裏的公開課”項目(帶領青年到自然保護區的農村參與社會實踐)，既遭遇公益組織“仿製”，也面臨教育中介公司大舉進軍，而這一領域在“老土”起步時還是無人蔘與的藍海。

陸德泉觀察到，歐美許多大型基金會仍堅持傳統公益捐贈，並非都熱衷師法商業模式。他在進行歐美及日韓國家的社會創新研究時發現，當下中國對公益與商業的爭議應是“誤將一棵樹看做整個森林”，這棵樹便是社會創新中公益與商業的結合。如將公益看做整個森林的生態系統，它包括傳統慈善、現代非營利組織以及社會創新的種種策略，商業策略只是社會創新之中的一種重要策略。

僅社會創新下又可以分爲幾大支柱，包括可持續發展、社會經濟及公民參與，而在社會經濟的類目下，又包括社會企業、社區企業、合作社、分享經濟、團結經濟等。“社會企業是那麼大的公益樹林中的一個類型，如果中國公益界還不斷在鑽社會企業這個牛角尖，把公益帶進社會使命漂移的陷阱，還可能自我取消公益的存在意義，確實是大大的問題。”陸德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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