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冰封的可能性）

工作人員將離開人體的卵子存入冒着冷氣的液氮罐。受訪者供圖

林晴把自己的7個“可能性”冷凍起來，在她看來，這是讓“可能”有機會變成“現實”的一種保障。

還差一歲，這位女子就要邁進不惑之年。她在香港工作，每月收入5萬元，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充足，父母對她包容支持。只有一件事她不太滿意，那就是還沒結束單身。

2018年6月，在香港一傢俬立醫院的手術室內，醫生從林晴體內取出9顆卵子，其中質量達標的7顆被存入冰冷的儲存罐。未達到醫生建議20顆的數量，她之後還想再取一次。

如果說這條賽道林晴已經跑了半程，徐棗棗還困在起跑線上。她去北京多家三甲醫院諮詢，還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做了檢查，生理條件符合凍卵要求，但由於她單身，醫院拒絕了她。

徐棗棗以“歧視女性”“侵犯一般人格權”爲由，把醫院告上法庭，要求其提供凍卵服務。2019年12月23日，該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中國內地現行的法律規定，醫療機構嚴禁給單身女性提供輔助生殖技術服務。一些人會出境尋求這項服務，花費至少10萬元，還需要支付半個多月耗時帶來的其他成本。

今年10月底，徐棗棗聽說武漢一家醫學機構向未婚女性開放凍卵技術，花費只需兩萬餘元。“比去國外節省至少8萬元！”僅過了一天，她就發現該消息純屬誤傳。

林晴則被醫生告知，一次凍卵手術就能孕育寶寶的成功率不高，一旦離開身體，存活的卵子會越來越少。“可能沒什麼卵用。”她自我調侃道，但她不想放棄技術帶來的那種可能性，也不想放棄生育的權利。

她本想以實名講述自己的故事，直到被多個朋友勸阻，她才意識到，社會大衆對凍卵的看法還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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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天，林晴幫朋友錄了一期視頻節目，在鏡頭前談論對凍卵的態度。如今她不記得當時說了什麼，只記得在那之後，自己對凍卵上了心。

殷仕娟最怕有人開口就要求“包成功”，想要一次手術就能取得足夠數量的卵子，並保證未來這些卵子能孕育出嬰兒。

有些人還會要求把卵子冰封在某國，方便找代孕。殷仕娟爲其講解當地法律，表示不可能，對方還會不依不饒地“我就要”。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科學家開始研發凍卵技術，最初的目的是爲珍稀動物延續種羣。後來，它成了人工輔助生殖手術的一部分。取卵時，如果男方不能及時提供精子或暫時沒有精子，醫生會先把卵子暫時冷凍起來。如今，凍卵成了單身女性延遲生育的一種“保險”。

通過技術能取到的卵子數量，取決於女性的年齡和健康狀況。35歲是醫學界普遍公認的分界點，在那之前，女性的卵子質量較好，數量較多。

殷仕娟每月會在上海“申報館”舉辦一兩次以保護卵巢爲主題的沙龍。這些知識，她會反覆講。一般情況下，沙龍會聚集20多位女性聽衆，開場的第一個問題常常是，人體最大的細胞是什麼。

有人猜幹細胞，有人猜胚胎，殷仕娟雙手一揮，公佈答案：“卵子。”

“哦！”觀衆席發出恍然大悟的呼聲。

殷仕娟會接着說，精子是人體最小的細胞之一。課室會隨即“炸鍋”，她記得有個女孩嬌滴滴地說：“哎喲，那我回去和我男朋友可有得說，要讓他好好珍惜我！”

殷仕娟在沙龍上視頻連線國外專家。受訪者供圖

根據殷仕娟的觀察，幾年前，參與沙龍的多是40歲以上的女性，直接提出想生孩子。現在，來自互聯網、金融、娛樂圈等高收入行業的年輕姑娘多了。有兩個姑娘通過沙龍相識，結伴去境外找同一個醫生做凍卵手術。也有人關注“取卵會不會變胖” “凍卵後能否找代孕”等問題。

一位境外凍卵機構的前工作人員形容，他們相當於留學中介，最終能出境凍卵的女性，其數量可參考“常青藤”學校錄取比例。

在中國內地，能夠提供凍卵服務的醫療機構，主要針對爲癌症女性保存生育力和幫助不孕不育的夫妻。未婚女性、女同性戀羣體、有二孩計劃的大齡夫妻等羣體不符合“凍卵”的政策條件。

2001年，原衛生部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直到現在，民間多有放開凍卵政策的呼聲，但該規定仍未鬆動。

2017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針對單身女性生育問題公開回復。該回複稱，我國現行有關法律並未禁止單身女性生育。目前，單身女性生育既無相關法律支持，也與傳統風俗觀念不合，還需要考慮孩子的合法權益。社會上呼聲很高，實際情形較少。下一步，衛健委將繼續予以關注，加強調查研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

該回復還提到，吉林省對單身女性生育進行了特別規定，但該規定實施10餘年來，尚無1例單身女性申請藉助醫學手段生育。

吉林省那個被特別提到的規定是，達到法定婚齡決定終身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社會學家李銀河向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回憶，2002年，吉林省有高知女性不想結婚，只想生育。這個訴求在吉林省人大常委會上討論得異常激烈，爭議焦點圍繞“孩子生下來怎麼辦”展開，多次討論後，各方意見相持不下。最後大家形成了一種共識，只要女性有生育撫養能力，就不該被剝奪生育權。這個特別的規定由此誕生。

有些人質疑，禁止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公民有生育的權利”相牴觸。

對此，徐棗棗很較真。12月23日，她狀告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的案子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庭審持續1小時後，法庭宣佈休庭。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審理中。這是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益的訴訟。

17年前，澳大利亞也曾發生過單身女性要求以體外受精的方式孕育後代的訴訟，聯邦最高法院駁回天主教會的申訴，支持地方法院允許單身女性孕育後代的判決。此後，澳大利亞的單身女性可以通過人工生殖技術獲得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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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林晴動了凍卵的念頭，就馬上聯繫醫院，開始一系列檢查。不過，真握住和圓珠筆一樣粗的注射器時，她還是發憷。

按照醫囑，她必須在取卵手術前兩週，每天固定時間打一次促排卵針。她求助過公司樓下小診所的護士，“打一針要四五百元”，一個星期幾千元，她捨不得，決定自己來。

晚上10點，她下班回家，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先在肚皮上擦了點從藥店買回來的酒精，然後捏起肚子上的“游泳圈”，湊近針頭。

“醫生說過，很多人都能自己打。”她對記者回憶，“大家都能做到，我的能力怎麼會比別人差呢。”她用針頭觸了觸皮膚，戳進皮下，一點點扎進去，推進藥物。這一針給卵巢發出了信號，卵子在其中加速發育成熟。

林晴一向樂於嚐鮮，常把錢花在體驗新科技方面。“說白了就跟做醫美、做激光矯正手術一樣，只要經濟上允許，你就去做吧。”只是說到凍卵時，她表示“還是有一點點不得已”。

林晴給自己注射的促排卵針。受訪者供圖

此前，一遇到家族聚會，每個親戚都會過來說她兩嘴：爲什麼沒有找一份安穩的工作，非要去闖？爲什麼要去那麼遠的地方闖，不對父母盡義務？爲什麼還沒有結婚生子？

她還聽說親戚私下議論過，離過婚的女人，比一直未婚的好，至少被選擇過，被珍惜過。以前她會懟回去，現在不再回應。

在決定凍卵之前，她給父母打了一個電話。父親聽到新鮮詞語，連連發問表達抗拒，“什麼東西啊”“有必要嗎”。她把現實情況擺上來：將來遇到合適的男生時，她至少不會因爲生育困難被對方的家庭挑挑揀揀。

老人在電話那頭頓住了。在他的記憶裏，女兒從小到大都是最優秀的：作爲海歸碩士，她在一線城市間跳躍升職，如今是企業高管。半小時後，父親鬆口，“隨便你吧”。

林晴知道，父親最期待的，是她能早日結婚。那張有着紅色封面的“紙”，也是唐嬌等待的。

32歲的她早就渴望成爲媽媽，但關係穩定的男朋友希望先有事業再結婚。

她喜歡孩子，決定把卵子先冰凍起來，就像爲母親夢買了個保險。她去泰國的醫院諮詢凍卵問題，掏出筆記本記了3頁醫囑。

回國後，面對好酒，好飲的她只伸出舌頭，在酒杯裏舔一舔，隨即放下。朋友約她宵夜喫火鍋，她敷衍地拒絕。不工作時，她連妝都很少化，把潤膚乳也列爲禁用品，出門戴上黑超墨鏡，別人問起，她回答“過敏”。

她每晚9點爬上牀睡覺。從她公寓的玻璃窗往外望，明星投資的酒吧剛剛開始熱鬧，livehouse裏駐唱樂隊開始表演，扎堆的黑暗料理還等着喊完麥蹦完迪的年輕人。要不是準備凍卵，唐嬌會是其中一員。

知道內情的朋友調侃她：“明明你長了一張早上9點才睡覺的臉。”

唐嬌選擇香港作爲凍卵的第一站，“離得近，溝通方便”。她需要支付15萬元手術費以及每年1萬元管理費，用於卵子保存。

早在2015年，演員徐靜蕾赴美凍卵，向公衆普及了這顆“世界上唯一的後悔藥”。後來，臺灣女星林志玲、香港藝人Twins等也分別向媒體公佈自己已經凍卵。

37歲的廣告演員周慧第一次注射促排卵針後，肚子一天之內就鼓起來了，胸部尺寸也跟着漲了。

5年前，周慧曾自然受孕，她馬上停掉所有工作，待在家裏盯着肚子，還喫了很多“保胎藥”。此前，她還嘗試過試管嬰兒技術，那次胚胎沒有成功着牀，她感染了盆腔炎，高燒7天。

第一次做產檢，醫生指着超聲波診斷儀器的屏幕對她說：“他就躺在這兒，但是沒有心跳。”周慧盯着那一小團顯影默默流淚，感覺自己忽然失去了和那個小生命的聯繫。醫生後來安慰她，這個胚胎中了百萬分之一的幾率，有一對染色體配對異常。

藥物流產的過程很痛苦。在她調養身體的半年內，丈夫有了外遇。她“瞬間就不愛這個人”，選擇結束婚姻。

周慧覺得，自己前半生都在爲別人的意見妥協。別人覺得該結婚了，她放棄去劇組演戲的機會，走進外界看來金童玉女的婚姻；別人覺得該要孩子了，她就想承擔起傳統家庭中女性的責任，嘗試做賢妻良母。她總聽別人說：“什麼年齡就該幹什麼事。”

催促過她結婚生育的父母后來支持她離婚，還勸她把孩子的事放下。父親說，如果男人真心喜歡一個人，不會介意有沒有生育能力，沒有孩子兩人也過得很好。

凍卵後，周慧的擇偶心態變得很平和，她以前會考慮對方的年紀能否生育，是否能一起撫養孩子，現在她只注重“感覺”。

她養了一隻貓，一個人去自駕遊，還開始創業，感覺自己比30歲時健康，也依然期待愛情。“追我的人可多了。”她說。在她看來，十幾萬元的花費不貴，“買些包包、手錶，也是這個價。”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生殖中心主任童國慶介紹，在國內，合法合規的整套凍卵流程共花費不超過2萬元，每年保存費約1000元。

殷仕娟的客戶裏，有個29歲的姑娘計劃要採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減輕高昂費用帶來的經濟壓力。客戶們會了解不同地區的具體政策，選擇符合自身情況的地方凍卵。

時間緊張的姑娘去距離最近的香港；泰國費用便宜，吸引年輕的異性戀姑娘；不差錢的姑娘去美國，孩子將來能拿到美國國籍；女同性戀羣體傾向於政策靈活的澳大利亞。從那裏出發，卵子可以跨越赤道被運送到烏克蘭，輸入到代孕媽媽的子宮裏。

中國香港和泰國雖然允許單身女性凍卵，但必須出示結婚證才能將冷凍卵子復甦，合成受精卵。新加坡的已婚女性需要小於45歲纔可以接受試管嬰兒治療方案。法國的異性戀夫婦和同居的異性戀情侶可以通過人工手段受孕，但單身女性和女同性戀羣體則不被允許。

2018年，法國曾針對這條規定是否應當修改舉行辯論。法國政府估計，若修法順利通過，每年至少有2000位女性受惠。早在2013年，法國法律已經承認，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具有相同地位。

即使在全球範圍內，大多數爭論也集中在單身女性撫養孩子的問題上。贊同者認爲，單身女性和女同性戀可以依法享有接受人工生殖輔助技術的權利，無須花大錢出境求子。反對者則批評，此舉將剝奪孩子擁有父親的權利。

李銀河認爲，女性不應該因爲自己的婚姻狀態被剝奪生育的權利。她呼籲，目前我國已經具備開放凍卵政策的客觀條件：“應該還給單身女性生育權。”

她分析，我國禁止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殖技術，原來主要出於計劃生育的考慮，擔心人口失控。如今，國家接連推出單獨二孩、雙獨二孩、全面二孩多個政策後，我國總和生育率依然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生育意願下降明顯。

今年11月，醫學知識網站丁香園在微博上發起投票，1.8萬個參與者中，1.6萬人對凍卵表示支持。2018年，《中國日報》曾發起“單身女性是否有權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方式”的投票，近5萬多個投票裏不到1%是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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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晴在母親的陪伴下，坐巴士穿過維多利亞港，再轉地鐵到達香港一傢俬立醫院。她換上白色病號服，戴上藍色手術帽，被推進手術室。此時，她的肚皮上還能看見注射促排卵針留下的針孔。

麻醉藥品注入體內，林晴昏昏沉沉睡了過去。醒來後，她被告知已經有7顆卵子被取出，心裏不禁嘀咕：“真的假的，一點感覺都沒有！”她能注意到的手術痕跡，是手背上還有一枚藍色的留置針。

取出的卵子很快被送到胚胎實驗室裏簡單處理，然後放入貼着林晴名字和編號的條狀試管中，再放入零下196攝氏度的液氮儲存罐，以超過每分鐘2萬攝氏度的速率瞬間冷凍，卵子及其周圍環境變成玻璃狀結構。

這種玻璃化冷凍法，將卵子復甦率提高到80%-90%。此前的慢速冷凍法，是將卵子從室溫環境下，慢慢降到零下6攝氏度，再降到零下30攝氏度，最後降到零下180度保存，卵子的復甦率約50%-90%。

假如醫生成功取出20顆卵子，約有16顆經解凍後甦醒，12顆與精子配對成功，再有三四顆能培養成胚胎，最後可能只有一兩個好胚胎能在子宮內着牀。

這個“損耗率”還會受到外力影響。2018年，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舊金山一個保有數千冷凍卵子和胚胎的儲存櫃發生故障，約500位客戶受影響。同一天，俄亥俄州也發生類似故障，約2000個卵子和胚胎失去活性。

爲了足夠保險，唐嬌計劃把卵子存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她在香港凍卵後，下一站準備去美國、歐洲，“存卵子就和存錢一樣，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裏”。她把卵子比喻爲紅酒，儲存的地方要是一會冷，一會熱，容易影響品質。

童國慶醫生介紹，公立醫院每個星期要往這些冒着冷氣的圓桶裏補充液氮，並設立電子監控系統和專人看管。根據已經開放社會化凍卵的國家的數據，他指出，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最後會使用這些冷凍卵子，不使用的冷凍卵子存放在醫院，可能造成醫療資源浪費。

洛陽市婦女兒童醫療保健中心生殖研究所主治醫生李靜曾給媒體算過一筆賬：爲了維持恆溫，一個47升的液氮罐一年大約要消耗5罐液氮，一罐液氮750元，她所在醫院的16個液氮罐一年就要花費6萬元。加上添置新罐和日常人力物力養護的費用，這個成本很難算得清楚。

在澳大利亞從事試管嬰兒工作的醫生梁忠傑也說，澳大利亞近5年凍卵的案例裏，冷凍卵子的利用率不到50%。5年前，他所接觸的凍卵者都是癌症病人，現在，超過五成凍卵手術是健康女性爲自己添置的“生殖保險”。

即使這些冷凍卵子能重新啓用，在我國，夫妻要拿出身份證、結婚證和準生證纔有可能進行“試管嬰兒”的嘗試。

童國慶估計，到目前爲止，全世界範圍內，通過復甦冷凍卵子生育的孩子不超過1000個。一般來說，醫生不會鼓勵單身女性凍卵，過程頗爲“不舒服”，促排卵的藥物存在造成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徵的風險。

早在諮詢的時候，唐嬌就被醫生告知了風險。她清楚自然受孕更好，凍卵是下下策，但還是願意爲了那些可能性承擔風險：現在被扎幾針，總比以後想生卻生不出來好。

她計劃生3個孩子，堅持精英育兒的觀念。一次同學聚會，她聽人說“自己不優秀，要生個孩子培養得優秀”，固執地糾正道：“要自己先變得優秀，再生孩子好好培養，不然就是拖累孩子。”直到旁人暗示她不要再說了。

在林晴的選項裏，孩子不是必需品。她信奉先有愛情，再有孩子，甚至只要有愛情，沒有孩子也可以。她對自己的工作缺乏安全感，認爲高職位高薪酬也面臨失業的高風險，總覺得年輕人對她的位置虎視眈眈。

林晴在知乎上看到有人提問，月入5萬元的女生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她回答了一個字，帥。現在，她正學習不再“顏控”，“男生親得下嘴就可以開始從朋友做起”。凍卵讓她感受到了一點“安慰”，但這點“安慰”對很多女性來說依然奢侈。

12月23日的北京，中午氣溫零下2攝氏度。不想花錢購買“奢侈品”的徐棗棗走出朝陽區人民法院的大門。

徐棗棗對記者回憶庭審現場。魏晞/攝

各家媒體的鏡頭早就在等待着她，期待採訪的記者一度堵住法院門口的人行道。徐棗棗在保安的引導下快步離開，身後有記者手持手機，追拍她的背影。在她開庭期間，一羣未成年女學生自發組織來到法院門口，對她表示支持。

這個熱度是她從來沒有預想過的。此前，在尋求凍卵的路上，她一直在摔跤：她曾被拒絕立案，輾轉找過不少律師，還給人大代表寫過信，其中一些被退回。

最近一個星期，徐棗棗又開始有了信心。她一條一條刷着網友的留言，很多單身姑娘告訴她，自她這個案子後，她們纔開始瞭解這種冰封的可能性。

（應受訪者要求，唐嬌、林晴、周慧、徐棗棗爲化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陳軼男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魏晞 責任編輯：韓佳鵬_NN9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