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御製花卉詩紋管紫毫筆

清乾隆御製月令七十二候詩墨

談到“文房四寶”，人們自然就會想到筆、墨、紙、硯，但實際上，古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將書寫用具稱作“文房四寶”的。“文房四寶”這一說法的演變，反映出古人在觀念上逐漸重視書寫用具，也反映了古代經濟文化的發展。那麼，“文房四寶”這個說法可以追溯到什麼年代？筆、墨、紙、硯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爲固定搭配？是否有過其他的稱呼？

“文房”一詞可追溯至梁朝

魏晉時已將“筆墨紙硯”合稱

“文房”一詞，最早語出《梁書·江革傳》：“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雲：‘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其原意是指官府掌管文書之處，自梁以後，歷代均沿有此稱。據考古資料可知，北朝十六國夏（公元407-431年）的都城——統萬城城址曾出土一方“文房之印”，可以證明“文房”在南北朝時期，甚或此前，就已經出現。

迨及唐代，文人開始流行將“文房”代稱書房，其例不勝枚舉，如：李嶠《送光祿劉主簿之洛》雲：“朋席餘歡盡，文房舊侶空”；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並序》雲：“文房長遣閉，經肆未曾鋪”；皎然《春日又送潘述之揚州》雲：“文房曠佳士，禪室阻清盼”。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各代，用“文房”代稱書房更加普遍。

“文房”既指書房，那麼自然少不了文房用具。隋唐以前，文房用具除筆、墨、紙、硯外，還有筆格、筆筒、硯滴、硯匣等。唐代，文房用具逐漸增多，有筆、墨、紙、硯、筆架、筆洗、筆錔、硯滴、硯格、硯匣等。據考古資料可知，出土的唐代文房用具不少，僅長沙銅官窯址就發現六十餘件，宋代以後，文房用具更加豐富，宋人林洪《文房職方圖贊》中載有文房用具十八種，明人屠隆《文房器具箋》及文震亨《長物志》中皆載有文房用具四十餘種。

隨着文房用具種類的豐富，“文房”除了代稱書房外，有時也代指文房用具，如筆、墨、紙、硯，或其它文具。此類事例如宋代吳自牧《夢粱錄》中記載：“其士人止許帶文房及卷子，餘皆不許夾帶文集。”又如清代《八旬萬壽盛典》雲：“正壽之慶，羣臣例當進獻辭賦。於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頌》，既以文房等件賜之，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辭雅。”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房四寶”的萌芽階段，出現了“筆墨紙硯”合稱。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另據考古資料可知，1979年，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中發現兩件木方，其中丙棺內的木方其上墨書有“書刀一枚、研一枚、筆三枚……官紙百枚”等文字。

通過長期的積累和總結，文人們對筆墨紙硯的實用性提出更高要求，如晉衛夫人《筆陣圖》所云：“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

南朝齊王僧虔《論書》曾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覿，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由上觀之，足見優良的筆、墨、紙、硯對文人們是何其重要，而“三珍”、“四寶”之謂中“文房四寶”之名亦呼之欲出。

韓愈文章首提“文房四友”

以人喻筆按產地命名

由於科舉制度的影響，筆、墨、紙、硯對文人往往具有特殊意義。宋代陶榖《清異錄》記載：“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毫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正是對文人求取功名心理的直接反映。此外，竇羣《初入諫司喜家室至》詩云：“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盧嗣業《致孫狀元訴醵罰錢》詩云：“苦心事筆硯，得志助花鈿”，也都是士人心境的真實寫照。筆、墨、紙、硯與文人的情感、仕途、命運緊緊聯繫起來，成爲文人寄託情感、隱喻仕途的最佳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文房四寶”初步形成，只不過這時尚未有正式名稱。

中唐時，韓愈作《毛穎傳》（“毛穎”爲毛筆的別稱），將筆、墨、硯、紙分別喻作“中山毛穎、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講述了“爲人強記而便敏”的毛穎如何累拜“中書令”、取得皇帝信任，並“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的寓言故事。據兩唐書、《通典》、《元和郡縣圖志》等書可知，唐代中山即是指宣城，出產貢筆，而絳州出產貢墨、虢州弘農郡出產貢硯、越州會稽郡出產貢紙。因而，韓愈筆下的文房“四友”又是按貢物產地來特指的，反映了中唐時期“文房四寶”的特定涵義。《毛穎傳》將“筆、墨、硯、紙”擬稱爲形影不離的文房“四友”，可以說這是“文房四寶”出現的最早名稱。

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文房四寶”作爲筆墨紙硯的統稱始終沒有變化，但是作爲特指，卻順時因地而變。如唐人文嵩作“四侯傳”（《管城侯傳》、《松滋侯易玄光傳》、《好畤侯楮知白傳》、《即墨侯傳》），陸龜蒙作《管城侯傳》，他們二人也都把筆、墨、紙、硯喻作“四友”，且“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楮知白、南越石虛中”分別代指當時的宣州筆、易州墨、華州紙、端州硯，反映了晚唐時期“文房四寶”的特定涵義。

有唐一代，文人多把筆、墨、紙、硯喻作“四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房四寶”的內涵已經明確，但名稱沒有出現，只是文人們把筆墨紙硯喻作“四友”而已。換言之，此間，“文房四寶”是以“文房四友”之名出現的，這也集中反映出唐代筆墨紙硯除了實用價值之外，已經“人性化”，具有獨特的象徵意義。

宋代“文房四寶”已具收藏價值

清代已成宮廷陳設

安史之亂及唐末五代戰亂，使得人口大量流動，一些掌握先進技術的工匠定居江南，促進了江南筆、墨、紙、硯製造業的發展。據宋代《澠水燕談錄》記載，南唐後主李煜喜好江南地區出產的文房用具，因此“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

宋初，即出現譜錄“文房四寶”的專著《文房四譜》，表明當時“文房四寶”在社會上已備受青睞。北宋至和二年（1055），梅堯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紙硯》詩云：“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這是最早正式提出“文房四寶”的名稱。不過，兩宋時期，隨着文房用具的盛行，其名稱已經多元化，如有“文房四寶”、“文房四友”、“文房四物”、“文房四士”、“文房四子”、“文苑四貴”等，大抵指的是筆、墨、紙、硯，有時也泛稱文房用具，如祝穆所撰《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中，就包括了筆、墨、紙、硯以及水滴、筆架、筆牀等文房用具。從唐宋類書中文具記載的統計情況來看，南宋以前，所記文房用具主要是筆、墨、紙、硯，而南宋以後，所記文房用具既有筆、墨、紙、硯，也有筆架、筆牀、水滴等其它用具，已愈加廣泛。

兩宋時期，“文房四友”的稱呼流傳得最爲廣泛，不僅是詩詞文賦中多稱“文房四友”，而且出現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文中用“宣城毛穎、陳玄、剡溪褚（楮）知白、端溪石虛中”代指筆、墨、紙、硯，且特指南宋時的“宣筆、徽墨、越紙、端硯”。宋人胡謙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後序中說：“淳祐庚戌（1250），客京師，一日於市肆目《文房四友除授集》”，足見該書流佈之廣。

就在“文房四友”廣爲流傳的同時，宋人除了強調筆、墨、紙、硯的實用價值和象徵意義外，也開始注重其藝術性和收藏價值，因此“文房四寶”之名也逐漸流行。南宋時期，祝穆所撰《古今事文類聚》將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列入別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楊伯巖所撰《六帖補》將筆墨紙硯列入卷一二《文房四寶》，分別用了“文房四寶”的不同名稱。

明清時期，隨着人們對筆墨紙硯藝術性和收藏價值的注重更加凸現，“文房四寶”之稱也就廣爲盛行，就連清宮中也有此種說法，《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載：“太和殿內所設文房四寶御案著於東邊居中安設。”可以說“文房四寶”作爲筆墨紙硯的統稱，明清時期已經“名副其實”了，不過“文房四友”、“文房四君”、“文房四事”等名稱仍有存在。此外，“文房四寶”有時又泛稱文房用具，如康熙六旬壽慶，誠親王進獻“萬壽文房四寶”，便有“石渠閣瓦硯、玉管筆、萬曆窯筆、萬曆雕香筆、瑪瑙水盛、古墨、萬曆八寶筆筒”等多種用具。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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