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生還的人）是否能夠理解，並讓他人理解我們的經歷？

——普里莫·萊維，《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在我的談話中，特別是在和年輕人的談話中，我不想傳遞仇恨的情緒，只想去陳述過去曾發生過的事。這樣我們經歷過的這些可怕的事情，纔不會再次發生。

——威廉·布拉塞，《奧斯維辛的攝影師》

在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前的一段時間裏，波蘭人威廉·布拉塞一直在照相館工作，是一名人像攝影師。雖然對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人來說，會攝影並不是太新鮮的事，而照片即便不是隨處可見，也是多數人知道的東西。但正是對攝影這門手藝的精通，讓布拉塞成爲納粹集中營暴行的一位特殊的見證者——作爲奧斯維辛鑑定科的攝影師之一，他拍攝了大量的囚犯檔案照片，並在被要求銷燬這些照片的時候想辦法保存下來了其中的萬餘張。

威廉·布拉塞在鑑定科拍攝的犯人照片示例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ciecim

雖然和大多數被折磨、殘害致死的無辜受害者相比，布拉塞的運氣和專長（會說流利的德語，而且會攝影）爲他在集中營裏贏得了略好一點的待遇——至少他活下來了，但歸根結底，在被關押的五年間他仍然是一名囚犯，所以布拉塞自始至終都沒有，也不太可能用記者或紀錄片導演的視角來記錄奧斯維辛的方方面面。他的任務只是完全按照黨衛隊小隊長貝恩哈特·瓦爾特的要求來拍攝犯人的檔案照。

要求如下：

“男性犯人，需整潔剃鬚，臉上不能被人看出來有被打過的痕跡，也就是說不能有青紫斑塊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膿的傷口。凡是有上述特徵的犯人，必須被遣回，先把傷養好。”

威廉·布拉塞在鑑定科拍攝的犯人照片示例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ciecim

對於符合要求的犯人，布拉塞被命令爲他們每個人拍攝三個角度的肖像照，分別是正面、側面和正面但頭轉向右前方。

鑑定科攝影棚中椅子的草圖，1984 年4 月6 日，威廉·布拉塞憑記憶畫出了這張圖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與之對比的，是貝恩哈特·瓦爾特的副手恩斯特·霍夫曼在集中營的戶外拍攝的照片。“他拍下犯人們達到集中營的景象，還有篩選凡人的過程以及大多數新來的犯人從斜坡走向毒氣室的場景。”布拉塞本人對這樣的照片也有難以磨滅的印象——“一名婦女正在踏入毒氣室。他的面孔因恐懼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張開着。布拉塞猜測她在毒氣室中看到了什麼，引起了她驚恐的反應。”很顯然，後面這種更加接近於新聞攝影的照片和布拉塞拍的照片不是一回事，它們在場景上與毒氣室、高壓電網或者是絞刑架更靠近，自然也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它們更加直接地記錄了這段殘酷的往事。

而布拉塞的照片，由於其明確的戶籍檔案屬性，卻沒有什麼故事性可言，而且它們也沒有記錄下任何具體的場景，沒有毒氣室，也沒有高壓電網，它們的背景千篇一律——一塊淺色的幕布，將囚犯的形象從集中營這個極端的場景中剝離出來。沒有對集中營暴行的直接曝光，奧斯維辛的這些標準的犯人照看起來和一座待遇可能還得稍好一些的歐洲監獄的犯人照沒有太大的差別。

威廉·布拉塞在鑑定科拍攝的犯人照片示例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ciecim

有一個例子是布拉塞也拍過的波蘭同鄉維托爾德·皮萊茨基。皮萊茨基爲了在集中營內部組織一場犯人的抵抗運動而潛入了奧斯維辛，並在那裏待了三年。布拉塞爲這位英勇的波蘭軍官拍了照。等到1945年德國納粹政權倒臺，皮萊茨基又接受了爲波蘭流亡政府蒐集情報的任務，但是波蘭當局卻在1947年逮捕了他（他於1948年被自己的同胞處死），罪名是“西方間諜”。此刻，他又成了犯人，而且又有了一組同樣有三個角度的犯人照。如果我們把前後相隔幾年的兩組犯人照放在一起做比較，就會發現一些引人深思的細節：在奧斯維辛拍的那張因爲剃了光頭反而顯得榮光煥發，而在波蘭監獄的這張，皮萊茨基雖然穿了不錯的西服，卻因爲亂糟糟的髮型而看起來有些狼狽。那麼，我們能說集中營的待遇要好過波蘭的冤獄嗎？顯然是不能的。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從集中營的虐待和冤獄的拷問中選出一種更殘酷的。但正是這樣的比較給了我們一個提示，即我們不應該在脫離了歷史背景的情況下，把布拉塞拍的奧斯維辛犯人照理解爲對這段歷史的直接反映，這些犯人照在效果上是無法承擔這樣的功能的——它們單調、平凡，又充滿了德國人賦予的自相矛盾與謊言。

維托爾德·皮萊茨基，上圖爲波蘭軍官照，下圖爲奧斯維辛犯人照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皮萊茨基在1947年被波蘭當局被捕時所拍的“犯人照”

我們常常會因爲像布拉塞、萊維、皮萊茨基這樣集中營倖存者共同的勇敢而尊敬、讚賞他們，卻忽略了作爲個體的他們所做證言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是除了作見證這個行動本身以外最值得深思，也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價值。布拉塞的證言——我主要指的是他留下的這些犯人檔案照，與其他證言相比的特殊之處恰恰在於它們是完全按照德國人的要求來拍的，在於它們的功能意義需要被徹底限制在按照德國人的想法來“說話”的範圍之內，甚至在於它們和其他類似犯人照的“差別不大”。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悖論，但又的確是布拉塞的照片給予我最大的啓示。

德國人很清楚，讓歷史、新聞爲自己所用最好的辦法並不是沉默不語，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爲所要敘述的對象虛構一段像模像樣的歷史，就像希特勒就曾說過要給猶太人修建一座猶太人博物館一樣。這種心理也許能部分解釋爲什麼德國人既要爲奧斯維辛的囚犯做詳細的檔案記錄（除了後者的囚號、照片，還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曾居住地、死亡時間、父母姓名及住址等，它們最終會形成一份集中營的“戶籍”），又要在這些檔案裏摻假。毫無疑問，犯人照記錄了真實的人，有着真實的姓名，但他們卻要求布拉塞在拍照時做嚴格的“篩選”工作，比如只能是男性（後來這個要求被打破）、整潔剃鬚、臉上沒有傷痕，更明顯的是死亡原因一項，不論犯人是自殺身亡，還是被虐待致死，他的死因一定只能是從自然死亡的清單中選出的一種，心臟病、腸胃炎惡病體質……如此的謊言製造也讓我想起自己在丹尼爾·布勞法克斯（Daniel Blaufuks）的一本攝影集《特萊津》（Terezín）中看到的一處細節：從特萊津監獄轉到奧斯維辛和比爾克瑙集中營的人們被德國人要求向還在特萊津的囚犯寫經過審查的明信片，而且日期要向後寫三四個月，以此來證明“在營裏的生活一切都好”，即便在後者收到這些明信片時，這些寫信的人早就被送進了毒氣室並死在了那裏。

Terezín中位於集中營監獄的控制室

©danielblaufuks.com

德國人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一絲不苟地製造了一段又一段虛假的歷史，有給他國看的歷史，給德國公衆看的歷史，還有供內部查閱的歷史。這可能也是爲什麼在1945年1月，蘇聯人日益逼近奧斯維辛的營地時，鑑定科的頭兒瓦爾特會火急火燎地要求銷燬科裏所有的文件和照片，因爲其中還保存了只能給黨衛隊的高級軍官查看的內部文件，蘇聯人如果攻佔可能意味着這些照片會被公開，而讓布拉塞印象深刻的那張即將被送進毒氣室的驚恐女人的照片就應該包含這批文件中。

《奧斯維辛的攝影師》一書的封面用了三個囚犯的照片，中間的這張可能也是布拉塞最爲人所知曉的照片之一。照片中的女孩名叫切斯拉娃·瓦佳，是一名年僅14歲的女學生。布拉塞於1942年12月爲瓦佳拍了這組照片，而這位可憐的姑娘在死於1943年3月12日，相隔僅僅四個月，死因是“腸胃炎惡病體質”。

這些照片是威廉·布拉塞在1942年12月爲切斯拉娃·瓦佳拍攝的，攝於奧斯維辛主營鑑定科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如果我們仔細審視這張照片，其實很難說可以從中看到瓦佳有什麼恐懼的神色，尤其是和布拉塞自己描述的那張即將被送去毒氣室的、驚懼的女人相比，瓦佳的神情看起來既不是恐懼，也不是鎮定，而是一種出奇的寧靜。這讓我想起萊維的書中提到的一個細節，大約是說一位倖存者從集中營出逃之後，並沒有感到興奮或者如釋重負，而是被一種奇怪的寧靜感所圍繞，筋疲力竭的他後來在林子裏睡了一整夜。我不能說瓦佳寧靜的神情和這位幸運的囚犯訴說的寧靜是一回事，但它們給了我一種相似的感覺，就是他們所處的這個寧靜的時刻是作爲旁人的我不能理解的，它們的晦澀程度甚至超過了任何更加戲劇性的場景。無論他們是一個即將走向死亡的人，還是一個剛從死亡的魔窟中逃脫出來的人，這種奇怪的寧靜都是貌似不合常理常情的，但又實際地發生了。那麼寧靜究竟意味着什麼？它可能是一種完滿自洽，但也可能是一種拒絕。對我來說，瓦佳的照片所做的並不是敞開自己，召喚人們“進入”這張照片，進而對瓦佳的遭遇產生共情。正相反，這張照片拒絕了所有人，包括鏡頭背後的布拉塞在內，而這正是一種奧斯維辛式的殘酷所給予她的東西。布拉塞在戰後曾經重拾攝影師的行當，但很快就因爲奧斯維辛的往事像幽靈一般對他的糾纏而放棄，我想對布拉塞來說，除了他作爲攝影師在當時的那種無法幫上忙的無力感以外，瓦佳的這種拒絕，以及由此帶來的他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距離感也是讓他痛苦不堪的原因之一。就像萊維所說，“我們（這些生還的人）是否能夠理解，並讓他人理解我們的經歷？”這也許是每一位集中營的見證者所面臨的困境。

與瓦佳的照片一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幾張只出現在布拉塞描述中的照片。布拉塞曾給一名在電話總機房給黨衛隊做幫工的德國姑娘拍照。這位德國姑娘希望布拉塞可以“用心拍，拍出一張特別的照片來”，並特別囑咐要好好突出她的胸部。爲此，她脫掉了她的夾克、襯衫，後來連胸衣也脫了，只拿她自己帶的一塊透明布料遮住了胸部。布拉塞爲她拍了好多張照片。德國姑娘對照片很滿意，但在隨後她就因爲受不了集中營的慘景，無法忍受日復一日地目睹死人在手推車上被送進焚屍爐而選擇了自殺。想必這位姑娘在去拍照之前就已經打定主意自殺了，那麼攝影對她的意義就很值得揣摩一番，而德國人對此的反應同樣耐人尋味——布拉塞必須“立即交出那位自殺的姑娘的所有的底片”，後者的命運大抵就是被銷燬。可是這些底片本身訴說了什麼有關奧斯維辛的真相嗎？恐怕沒有。和犯人照一樣，這些照片不太可能有什麼對奧斯維辛本身的直接言說，它們甚至有可能更接近時下流行的時尚攝影——空無的背景、非日常的穿着、充分展示女性的身體美感，但就是因爲德國姑娘的自殺和這些肖像照最後的命運，這些記錄了一位德國女性的照片通過布拉塞的講述和傳記作者萊納·恩格爾曼的記錄，與瓦佳們的犯人照一同成了堅實的在場對象。它們不斷提醒人們，攝影雖然並非真相的代名詞，但我們透過被權力洇染的照片，卻的確有可能深入歷史黑暗的邊緣，繼而接近真正的歷史現實。

（本文原標題：在黑暗的邊緣：《奧斯維辛的攝影師》）

簡介：《奧斯維辛的攝影師》講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在納粹集中營的真實經歷。威廉·布拉塞，一位波蘭攝影師，於1940年8月31日被納粹逮捕，隨後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編號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調入鑑定科，被迫爲黨衛隊拍攝照片，不僅包括犯人的檔案照，而且還記錄下臭名昭著的“醫學試驗”。透過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頭的猶太兒童、用於“人種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猶太少女、用於“醫學試驗”的雙胞胎……是一雙雙充滿恐懼的眼，一張張去日無多的臉，而他能做的太少。1945年，當蘇聯軍隊逼近奧斯維辛集中營時，布拉塞被要求銷燬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險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爲見證奧斯維辛歷史的珍貴資料。但布拉塞卻再也無法端起照相機，因爲那些恐懼的面孔總出現在取景器中，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