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與死刑犯談話的人：這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十分鐘……）

有人問，“爲什麼有些是被判了死刑的犯人，還要去找他們談話？”

錢錦標會反問，“對身患絕症的病人，醫生能見死不救麼？”

錢錦標51歲了，他的家人、朋友，只知道他從部隊轉業後，成了杭州市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即使是他妻子，也從不知道他上班時具體在做什麼。

在看守所工作15年，各個監區他都工作過。如今，他是艾滋病在押人員的監管民警。他曾管教1000多人次的在押人員，日常最主要的工作是談話，有時，一人一天就要談五、六次。

10米高牆以內的監管，也許是警察這個行當裏，最隱祕的角落，他們大多在陽光照不進的地方，一點一點等待冰川消融。

第六監區

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監區，是浙江省最早開創的艾滋病監管區，創立於2003年。

2014年，之前負責第六監區監管的民警老何即將退休。考慮到這個崗位的特殊性，所裏動員全體民警，自願報名接替老何，繼續監管艾滋病關押區。

錢錦標主動報名，調入了第六監區。

與錢錦標之前所在的其他崗位不同，第六監區的全部在押人員，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他們不僅吸毒，牙齒髮黑，還有人感染了梅毒，一旦毒癮發作，會歇斯底里到抓破自己，甚至，身體潰爛、發臭、全身黑得像碳一樣……

第一次走進六監區時，錢錦標也一樣嚴嚴實實地戴上了口罩，但還是會覺得有一種本能的噁心，分分秒秒，都在抗拒。

他不敢多想，只是像以往一樣照例巡監，看他們有沒有好好喫飯，有沒有哪裏不舒服，有沒有情緒異常？他只是想，在押人員也是人，艾滋病在押人員也是人，慢慢去了解吧。

只要是艾滋病毒攜帶者，不論未決已決，都統一關押在第六監區。正因如此，第六監區內，也有死刑犯。

在押死刑犯的家人，在得知自己親人被執行死刑後，來看守所領取遺物時，百感交集之餘，都會小心翼翼去問一句，除了最後一次見面，之前，他們有沒有留下什麼話，哪怕一兩句也行呢？

只要時間允許，錢錦標都會盡量詳細地告知。

死刑犯的畫

小馬的毒癮又犯了。

在監區巡視時，錢錦標見他把半個拳頭塞在嘴裏，不停抽搐着，好像是想噎死自己。

清清瘦瘦的小馬，老家在四川，讀書時成績優異，但因爲得了抑鬱症，鬥志全無。先是感染了艾滋，而後開始吸毒，沒有錢買毒品，就假模假樣地到杭州來，和家人說，杭州文化底蘊好，他來開古玩店。他真的有了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只是一個殼子，實際是爲了毒品交易。

當毒品交易無法滿足他的日常，他自學制造毒品，並不斷在多個臨時住處售賣。被公安機關查獲時，他正準備購買製造毒品的原材料，交易量超過500克，被法院判處死刑。

從2014年6月，到2019年，小馬被關押在第六監區。期間，因身體原因多次保外就醫，等身體好些，再回監區。錢錦標說，“考慮到這些在押人員的實際身體情況，爲了增強免疫力，看守所每週有三天會加營養餐，內容有牛奶、蘋果和雞蛋。”可即便如此，還不到30歲的小馬，依然羸弱。

大多數時刻，小馬總是會想到要去死。第一次發現他這種想法，是錢錦標看了他寫的悔過書，悔過書裏他寫——

“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說，你快樂麼？你是你自己麼？或許，沒有也許。”

錢錦標發現後，仔細觀察他的進藥情況，發現他都是把藥夾在手指縫裏，好像仰一下頭嚥下去，但都是悄悄扔在馬桶。果然，小馬在同監室的在押犯人熟睡後，悄悄把被單撕成白條，再搓成繩，企圖上吊自殺。自殺行爲被及時發現。

錢錦標找他談話：“你還年輕，多爭取立功贖罪。先不要把自己當成死刑犯，先把自己當作重刑犯。好好聽醫生話，能多和家人見幾次。你父母始終是有牽掛的。有牽掛，他們也會努力活着。”小馬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只是重重地嘆了一聲氣。

平時在監區，小馬不太說話，但卻人緣極好，主要是因爲，小馬畫畫好。在押人員說，即便在進來之前，也沒認識過會畫畫的人。

小馬（化名）的畫。

“有時候毒癮犯了，他坐立難安，給他紙和筆，他不停地寫寫畫畫，也就安靜下來。而且，他畫得極好。有時候，監區裏也會爲在押人員舉辦書畫大賽，或黑板報大賽，他都會代表第六監區去比賽，都是拿前幾名。”作爲獎勵，錢錦標會去看守所小賣部，買來方便麪送小馬。

但從畫第一張畫開始，小馬便請求錢錦標不要把自己的畫拿給家人，擔心他們看了以後會更傷心，如果不嫌棄，就留給錢警官。

小馬和錢錦標說：“我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我祝願你長命百歲。”對於這些惜日如年的死刑犯，“長命百歲”也許是最深的祝福。

還是到了最後時刻，和家人見最後一面時，是錢錦標把他領到接待室的。“他父母親都是四川當地老老實實的農民，得知兒子被關押在看守所後，不知什麼時候能見面，又怕臨時從四川趕過來，時間來不及，就在蕭山的工地打零工。那天，他父母親都趕來了，我在外面等着他們，大概有十多分鐘，那個哭聲啊，不說了，不說了。”

小馬父母親來領遺物時，錢錦標依照小馬託付，只轉交給父母他們寫來的信，還有小馬那年從四川老家出來時，就一直帶在身邊的全家福相片。

而小馬的畫 ，錢錦標至今保留在辦公室。

一千隻紙鶴

雲南人小宏（化名），之前是保安，身形矯健，因爲交友不慎，感染了艾滋，要吸毒，又沒有錢，就想從賣淫女那裏搶錢，賣淫女反抗，他心下一狠，掐死了賣淫女，被判處死刑。

被關押在第六監區以後，他依然兇狠，尤其是自己毒癮發作時，經常毆打其他在押人員。有人被他毆打，錢錦標只能用手銬強制管理。

還有一些時刻，小宏對抗管教，不按時間作息，任憑錢錦標怎麼叫他，他都用被子蒙上整個頭。

錢錦標找他談話：“你是睡不好麼？和同監室的人相處不好麼？你是對我有意見麼？這樣不說話，牴觸抵抗下去，不利於解決問題，你不知道麼？”

小宏或者一聲不響，昂着頭狠狠瞪着錢錦標，或者就很不耐煩回一句，“你不要囉嗦，你知道也沒用。”回到監室，依然不斷鬧事。

錢錦標繼續找他談。“你爲什麼又矇頭睡覺？你爲什麼又不喫藥？你爲什麼又不喫飯？你不講事情經過，我就不知道，我不瞭解，就沒法解決問題，你知道麼？我覺得你對你自己不抱希望了。”

一直問到這一句，小宏纔開口，說，“反正我是死罪。”

錢錦標說：“對待這種在押死刑犯，硬碰硬是沒用的，他心裏太狠了，如果有餘溫，那也只是縫隙。”有天，得知小宏牙痛，錢錦標請醫生幫他找了藥來，還幫他找了幾本書，請同監室的室友一起打了熱水，幫他洗了頭。得知小宏的生日臨近了，錢錦標向所裏申請，從外面的蛋糕店買了一隻蛋糕來。當小宏得知，這個蛋糕是專門爲自己買的生日蛋糕，他從震驚到哽咽……

“這個滋味挺不好的，我自己老爸過生日，我都很少能回家，”錢錦標說，“我爲死刑犯買蛋糕，不是對他們有感情，而是從監獄管理的角度考慮，要把所有的隱形矛盾，都提前消化。”

也是在談話中，錢錦標瞭解到，小宏在雲南老家有個未婚妻。知道他因強姦、殺人、吸毒關押在杭州看守所後，還寫了信來。自從收到這封信後，小宏就開始沉默居多了。某一天，他對錢錦標說，他要紙，但不是畫畫的紙張，只要是能摺紙的紙都可以，他要給自己在雲南的未婚妻摺紙鶴。

此後，小宏用錢警官幫他收集的紙張，大大小小折了一千多隻紙鶴。這些紙張，是錢錦標陸續收集的超市促銷紙和樓盤廣告紙。小宏說：“等我死了，如果有個女人來看我，那肯定是我未婚妻，請錢管理千萬幫我把我折的紙鶴，一個不少地交給她。”

小宏被執行死刑後，他的未婚妻果然來了。“我把這些紙鶴裝在塑料袋裏，最大的超市裏的塑料袋，兩隻都裝不下。我至今記得他未婚妻看到這些紙鶴時的神情，有震動，有唏噓，也許，也有一絲絲原諒吧。”

第六監區最小的犯人1996年出生，只比錢錦標的女兒大兩歲。錢錦標說：“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我們監區不要再進來00後的在押人員了。”

人生中最長的十分鐘

從高中起，錢錦標有記日記的習慣。

到看守所工作後，他有了兩本日記，一本是工作筆記，一本是生活記錄。工作筆記，寫了18本。生活記錄，寫了6萬字。

字跡是一個人的心電圖。他寫到自己的旅行計劃，寫到新疆、雲南，就覺得筆記上的字也有幾分瀟灑馳騁。等寫到管理心得，有種一蹴而就的迫切。

在看守所工作，又像老師，又像醫生，又像足球場的守門員，面對的都是“疑難雜症”。錢錦標說，這是一份良心活，不是計件工種，是水滴石穿的活兒。

2014年6月，他剛到第六監區工作1個多月左右，杭州淳安人小黃（化名），因爲販毒被判死刑。這是錢錦標進入看守所工作以來，第一次和死刑犯打交道。

“去接待室，等待和他家人見最後一面時，是我陪他去的。從監區到接待室，150多米的路，他戴着腳銬，走了足足有三、五分鐘。”小黃也許已經料到家人不會來，特意走得很慢。

接待室裏空無一人，只有錢錦標陪着他靜靜地坐着。

“這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十分鐘，因爲這是走向死亡的倒計時。會面時間結束，他最終沒有等到他的家人。他們首先自我拋棄，所以才被人拋棄，眼角的底色都是絕望。”

那天之後，錢錦標本想回家和妻子、女兒說一下自己工作的情況，但總是話到嘴邊，猶豫了猶豫，但還是沒說出口。在他的眼中，和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他在上完一天班後，離開高牆大院之後最想擁抱的美好。

錢錦標家住濱江，離看守所差不多40公里。通常，6點左右就要從家出發，乘地鐵，換公交，等下班時，錢錦標有時要先去跑步，一方面，人到中年，在警察的崗位上也要保證一個良好的體能，一方面，也是爲了能把白天經歷的這些五味雜陳，統統忘掉，再披着月色回家。

“我想，男子漢就是要幹好工作，別讓家人擔心。”錢錦標說：“看守所裏的這些在押人員也是有家人的，他們中的大部分，講到過去，不會說對不起自己，但都會說對不起家人。”

而正因眷戀家庭，在艾滋病監管區工作6年了，這個祕密，錢錦標對所有人守口如瓶。

5無法訴說的苦

錢錦標和妻子汪長菊，是相親認識的。

“第一次見面，覺得他又黑又瘦，個子也不高，就想算了吧。但他一直沒放棄，給我寫了兩年的信，再加上那個年代，姑娘都崇拜軍人，我就嫁給了她。”

汪長菊說，“這麼多年，我們全家都是圍着他的。我父親去世那年，我要回老家淳安陪母親，考慮到轉車不方便，讓她帶一下女兒。

結果除夕夜裏，他還是代替別人值班，把女兒帶到看守所去過年，他陪犯人看春晚，女兒一個人在他宿舍。”

汪長菊的工作是在杭州一家工療站，她和同事要照顧37位有智力缺陷的成年人。妻子的工作總是讓錢錦標憂心忡忡，因爲他怕妻子受委屈。

事實上，汪長菊確實也被打過耳光。“他們大多時候都很好的，但有時候一旦情緒不對，會難以控制，會追過來，一定要打到你，一下子打到我眼睛上，忍不住就哭了。”但是，汪長菊不敢告訴錢錦標。就像錢錦標只告訴妻子，自己監管的區域是老弱病殘，並不是艾滋病專屬監管區。

這也許就是中年夫妻讓愛呼吸的方式，只是不想讓對方擔心。

錢錦標多年來記下的工作日記

汪長菊回家會問老錢，“犯人會不會有人打你？”老錢都是輕鬆地說：“怎麼可能？犯人怎麼可能打警察?”汪長菊還是會問：“有沒有特別難管理的？一個都沒遇見過麼？”

老錢說：“每個人都有自己脾氣的，你要先熟悉對方。心裏不要有忌諱，不能冷漠，也不能歧視，偶爾，可以鼓勵性地拍拍他們的肩膀。”

但是，錢錦標絕對不會告訴汪長菊，這些經驗，是他在工作中逐步體會到的。

新冠疫情期間，汪長菊從年初二就開始上班了，在看守所連續值班，一離開家就是40天。家裏浴室燈泡壞了，五金店都在關門，網上購物也不發貨，汪長菊騎着自行車，往返20多里，纔買到燈泡，回來以後，錢錦標只是“嗯”了一聲。

妻子總是抱怨他不說話，連散步都是一前一後“像去拉練”。那個隱祕的世界積澱的所有苦悶，錢錦標不能說，不會說，“身體上的苦，過去就過去了，你說父母親生病住院時，沒法趕回身邊，那心裏叫不叫苦？但更苦的苦，是說不出來的。”

去年12月，杭州市看守所舉辦警民開放日，有媒體做了報道。沒多久，錢錦標收到一封來信，是他監區之前的在押人員。

信裏寫：“錢管理，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您的相片，雖然您的身影被模糊了，但還是一眼認出您，看到您還是這麼精神，真爲您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