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经考古发掘，确认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曹魏大墓为曹操墓。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宣布河南安阳曹魏大墓墓主为曹操。

关于曹操墓之所在，民间向来有“七十二疑冢”的传闻。但是，从现存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曹操并没有秘葬，更未设疑冢，反而主张丧葬从简。据《三国志》等记载，公元220年曹操卒于洛阳，灵柩运至邺城，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没有封土建陵，没有随葬金玉器物，也没有建设高大坚固的祭殿。其子曹丕、曹植也曾描述葬于邺城之西以及入殓的情况，晋代文人陆机、陆云作品中亦有关于曹操丧葬的介绍。而司马懿、贾逵等人在史书中的传记里也有其护送曹操灵柩到邺城入葬的记载。

然而，宋代以后曹操被视为奸雄，其墓址不详也成了他奸诈的一个证明，七十二疑冢等说法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广为传布，《三国演义》的戏说更是让此说法流传至今。有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有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曹操形象的流传却与“文如其人”相差甚远，多疑、奸戾确实是曹操的真实人设吗？实际上，史料之中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也有着“两张面孔”！

一个曹操，各自表述

历史叙述无法避免历史学家的主观干预，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由于传统中国历史撰述的丰富，相关具体话题永远挖掘不尽。曹操形象的塑造，是这一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仍有讨论余地的话题。

裴松之引用大量史料以补《三国志》之简约，其中必然有不少陈寿当年弃而不用的素材。仔细阅读《三国志·武帝纪》的裴松之注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裴松之所引正面塑造曹操的材料，大多出自北方史学家之手；而诋毁曹操的材料，基本都出自南方文人，尤其是东吴文人之手。

试各举典型的例证。《曹瞒传》作者为谁久无定谳，然出自东吴士人之手则无疑问。《曹瞒传》中的曹操，纵非一无是处，但作者对于曹操的基本态度，从书名（曹操，小字阿瞒）就可以看出。后世所传曹操为夏侯氏之子、年少之时游荡无度、怀奸挟诈、轻佻无威等多个故事，即出自这部书。其中最令读者触目惊心者，莫过于迫害伏皇后一节：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九年裴注所引)

这段记载令人难以采信。且不说华歆其人何至狂悖如此(华歆曾在孙策手下任职。孙权掌权后逐步显露出独立意向，同时北方逐渐稳定，中央权威也得以树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歆放弃孙氏，到许都任职。这可能是华歆成为东吴士人叙述敌人的原因之一），提及早已去世的伏完是明显的硬伤。

但从后人喜欢借此以为谈资来看，《曹瞒传》这一矛盾冲突剧烈的情节塑造，显然是成功的，曹操大逆不臣的形象跃然纸上。和《曹瞒传》同类性质的著述还有《吴书》《吴录》《江表传》等。其中有些著作迟至两晋之际才问世，但检核其背景，无一不与江南传统有关。

另有一类性质截然相反的史书，同为裴注称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署名作者为王沈的《魏书》。为方便与《曹瞒传》中的曹操形象形成对比，我们可以从王沈《魏书》中挑出这样一个例子：

辛未，有司以大牢告至，策勋于庙，甲午，始春祠。令曰：“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裴注引)

这段文字叙述的背景，是建安二十一年春，身为魏公的曹操祭祀家庙。所谓“令曰”，指的是曹操的教令。按礼，祭祀祖庙当解履登殿。但曹操指出，自己蒙受汉献帝的恩宠被允许上殿面君时佩剑不解履。如果参君不解履，祭祖反而解履，那是让自己的祖先尊贵于君王了，所以曹操最终决定祭祖时也不解履。

我们不讨论这件事可不可信，关键是这里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对汉室恭敬尊崇，不惜贬损祭祖礼节，与《曹瞒传》中大逆弑后的曹操形象恰成鲜明对比。《魏书》的署名作者王沈，虽然在魏晋之际扮演了投靠司马氏的急先锋，但就《魏书》本身而言，却是曹魏时期仅有的官修“国史”。除王沈之外，当时中原名士大夫荀顗、阮籍、应璩等都曾参与其事。对这部书的评价，唐代史学家说：“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晋书·王沈传》）与《魏书》倾向相近的，还有鱼豢的《魏略》，也是典型的北方史学家作品。所不同者，《魏书》乃官修，《魏略》为私作。

王沈《魏书》中的曹操形象不是实录，《曹瞒传》中的曹操就一定是实录吗？很难讲。这两个曹操，哪个是比较真实的曹操？持不同意见者，恐怕准也说服不了对方。而这种分歧，自从将曹操作为历史叙述对象以来，就一直存在。再举一个不同立场的史家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诠释的例子。

中平六年(189年)曹操因躲避董卓而东归，路经吕伯奢家而酿成血案，此事虽不为《三国志》所取，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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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孙盛《杂记》都记载了这一事件，但诸家对该事件的解释又都不同。先看《魏书》怎么说：“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再看《世语》的记载，完全不同：“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两种记载唯一的共同点是吕伯奢不在家，负责招待曹操的是吕伯奢的儿子。在《魏书》描绘的情景中，吕家子弟抢劫财物，曹操自卫反击。而郭颁《世语》借此事描绘的曹操，却是多疑而不惜人命的奸雄形象。

王沈《魏书》的立场已如前述。郭颁生平事迹隐晦，据现代学者考证，应该是两晋之际人。从担任过襄阳令这点来看，郭颁采择南方人的历史叙述以成《世语》的可能性很大。襄阳是刘备势力集团的大本营，东晋时期的襄阳籍史学家习凿齿正是尊蜀黜魏的第一人。地域差别，体现在王、郭二人对吕家血案的不同解释上。

平心而论，这两种解释，都很难让人接受。《魏书》中的吕家子弟不知礼数到无可理喻，以至于劫夺父客。《世语》中的曹操自相矛盾，既如此多疑，又何必投宿吕家。正因为这两种说法的漏洞都太明显，所以有了第三种版本，即孙盛《杂记》所载的版本：“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魏书》《世语》《杂记》对该事件的记载，皆见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平六年裴松之注)孙盛通过制造曹操和吕氏家人之间的误会，来弥缝前两个版本的破绽，使得故事看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孙盛的记述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说是文学创作。

（《三国演义》，1994）

其实对于孙盛的修史态度，裴松之也早有批评：“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三国志》卷《武帝纪》建安五年裴注)

很显然，孙盛所述，是后来《三国演义》相关回目的蓝本。只不过小说家笔下的曹操形象，比孙盛描绘得更腹黑。由于我们无法断定孙盛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所以也就很难批评小说家们是否在更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孙盛生活于东晋，对三足鼎立时期各政权的态度，也没有太明显的倾向性，故虽是折衷润色，却未刻意褒贬。而在孙盛之前的很多史家则不同，因离那个时代更近，南北史学各自受区域叙述传统的影响更大，所以呈现出极端相反的曹操形象。

可以想见，在第一批整理曹操以及相关史迹的历史学家中，政治立场强烈干预了他们对史料的采择与处理。随着时间的推延，史实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立场倾向在决定人们如何确定曹操形象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具有不同立场的人群间，明显存在“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现象。

京剧《群英会》里的曹操脸谱

接着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普通群众熟悉的曹操形象。应该认识到戏台上的白脸曹操，并不是与历史认识毫无关系的单纯艺术形象。否则，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不会发生由郭沫若、翦伯赞等一线史学家亲自领队、一哄而上为曹操翻案的现象。以《三国演义》和大量戏曲剧目为代表的三国故事，其实是某种精英史观的延伸，并以故事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群的历史认识。

为戏曲舞台上白脸曹操开路的，是萌芽于东晋，成熟于北宋中期的黜魏尊蜀的“正统”史观。历来对曹魏政权的性质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曹魏政权来自汉的禅让，有合法来源，故在分裂鼎立之际代表正统。在史学著作中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作品是陈寿的《三国志》，而且这一观点在西晋时并没有遇到太有力的挑战。第二种观点，认为汉的禅让源于曹氏篡逆性的挟持，曹魏政权因此具有先天的不道德性，故应将正统归之于意在绍续汉统的刘备政权。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是东晋的习凿齿。后世学者认为，习凿齿欲为偏安南方的东晋王朝寻找合法性理由，故提出尊蜀的观点。这样的联想，恐怕要谨慎。因为习凿齿贬魏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内容，就是由晋直接继承汉朝，在这个谱系里蜀汉的作用只是铺垫性的。当然，为了达到贬魏的目的，塑造对抗时期蜀汉君臣的正面形象，的确是习凿齿下功夫的重点。到宋代，道德哲学日趋成熟，将蜀汉定位为更加合乎道德秩序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应当拥有正统性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南宋以后尤甚。

在这一正统观念的关照下，曹、刘两家便有了善恶邪正的对立，善与正被判给了具有正统性的刘姓，那么留给曹姓的就只剩邪恶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纵然有虚构、夸张，但寻其底色，无疑正是上述正统史观在文艺领域的延续。在这一背景下，若单纯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不符合史实，意义可能不大。正如前文所述，各家史书所载三国史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尚是疑问，持道德正统论的史家们，更重视的是判定曹刘两家邪正的“史意”。那么小说戏曲故事，虽然不符史实，但它最终通过艺术升华所宣扬的价值观，无疑是符合这种“史意”的。这是数百年间《三国演义》以及据其改编的戏曲故事，不仅没有遭到文人士大夫的围剿，反而成为普通群众认知三国历史重要路径的原因。

郭沫若 翦伯赞

但到20世纪50年代，情况似乎变了。很多主流历史学家对道德正统论关照下的三国历史认知不再满意，由道德正统论催生的艺术形象自然也难免受到冲击。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讨论《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文姬所作，以及它的文学价值。只是在文末最后一段，借由蔡文姬的生平经历谈到了曹操，把赎回蔡文姬作为一个缩影，称赞曹操为那段历史作出了贡献。一个月不到，翦伯赞紧接着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正式提出要为曹操正名，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曹操问题的大讨论。集中式的讨论持续了半年左右，到这一年七月，见诸报端的曹操论已有一百三十余篇。成名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尚钺、谭其骧、杨宽、周一良、缪钺等纷纷上阵，其中也不乏当时虽属晚辈，后来能执学界牛耳的学者，如田余庆先生等。在大讨论掀起之后，郭沫若特地另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鲜明而坚定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同年，三联出版社从这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中挑出了三十六篇，结集成《曹操论集》出版。

其实在郭沫若、翦伯赞发起大讨论之前，王仲荦早在1956年就撰写过一部六七万字的小册子《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曹操的生平事迹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对于曹操的历史贡献也给予高度肯定。曹操无疑成为50年代史学界最大的热门话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还有分歧，但整体上正面评价曹操的基调已经确定。

这次学界替曹操翻案运动，实质上是现代思想革命中反传统道德哲学的具体案例。但我以为那一场运动找错了辩论对象。因民间认同的白脸曹操形象，多由听读《三国演义》或观看戏曲而来，所以学者们在为曹操正名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符合历史。其中有一篇王昆仑撰写的文章，题为《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意欲将曹操的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作两分处理。正如前文中已指出的，历史资料中的曹操受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观立场干预，未必尽符事实；而文艺作品中的曹操，正是正统观立场干预下曹操形象的延伸，未必全无历史依据。

所以，要决然分清哪个曹操属于历史，哪个曹操属于舞台，其实很困难，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舞台上的曹操，也是一种历史上的曹操。故而笔者以为，在这里需要辨明的，并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与舞台上的曹操的区别，而是传统史学评定曹操之取径与现代史学评定曹操之取径的不同。现代史学所要申明的是，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在传统史学正统观笼罩下，继续对人物作道德评判。可惜，当时的大讨论并未涉及这个话题。

如果单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的话，学者和民众似乎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里。曹操这个人应该怎么看待，5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但这个共识，恐怕直到今天都难以为大多数群众接受。群众愿意接受的，还是善恶分明、忠奸昭然的历史图像，当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传统史学的一种叙述模式，也不会认识到现代史学扬弃这种模式有何意义。他们对于这种历史图像的向往，大概主要是因为，在奸臣对面的英雄身上，隐藏了他们的诸多理想。所以，用现代史学理念向群众重新解释历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迥然不同的人物评价，会被认为冒犯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或抬高了历史罪人。

于是现代史学视野中的曹操，和民众心目中的曹操，继续着“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状态。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历史普及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工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摘自《稽古至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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