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失格》:太宰治,只有具備優越感的人,纔可能扮演丑角

《人間失格》書成當年,太宰治旋即投水自盡。這部遺作,也因此在太宰的作品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認爲是作家一生遭遇與心路歷程的映射。史鐵生曾說過:“寫作者,未必能塑造出真實的他人,寫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實的自己。”這話用在太宰治身上可謂恰如其分,縱觀他的各部作品中那諸多角色,不啻爲他自己的無數分身。

鑑於其“遺作”的特殊地位,本書可看作是太宰治本人對自己人生的某種“總結”,窺探其內心世界的最後機會。在本書中,作者依舊一如既往地描寫了一個被社會排斥的“邊緣人”角色的掙扎與沉淪。而若要問本書與太宰其它作品相比最顯著的特點,或者“相同之中的些許不同”是什麼的話,恐怕只能說,本作是刻畫太宰治“丑角精神”最深入、最全面也最徹底的一部作品。

所謂“丑角精神”,就是在生活中與他人交往時,一味屈從對方的要求,爲取悅他人不惜自己戴上“小丑”的面具,以刻意的出乖賣醜,耍寶搞笑來與他人同一化的行爲趨向。書中主角葉藏,從小時候起就懂得用假裝的笑臉博得家人歡心,爲討好父親而故意索取自己並不喜歡的禮物,學生時期在衆人面前的搞笑表演,這些都可說是“丑角精神”的表現。

仔細回想的話,也許我們在學生時代乃至當下的生活裏,也曾遇到過類似行爲的人,甚至我們自己,也曾多少扮演過“丑角”。這種行爲背後蘊藏的心理機制是什麼?一般而言,在過度趨同,即強調“社會人”的同一性的社會中,個體的自我個性會經歷“同化”過程,即抹去自我中過度特異的部分而使其成爲更“適應”社會的存在。

魯迅曾言:“皆滅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別異,泯於大羣”,正是此意。乍看之下,“丑角精神”也是這種同一化的表現,然而其內在卻大有不同,因爲“丑角”本質上只是一層僞裝,是從自我本體中分離出來的“人格面具”。其存在目的,不是消弭自我求得同化,而恰是隱藏那個與衆人“相異”的自我。

“丑角精神”雖然是爲了求得同一,但卻並不是真正改造自我的社會化,而是千方百計的隱藏保護真實的自我。在太宰的內心,雖然時刻因爲與他人的不同而感到恐懼,但同時卻又執着於這份不同所帶來的優越感,無論是“揹負災禍”、“貴族精神”還是“選民意識”,都是這種優越感的體現。

在《乞丐學生》中,他甚至說出了“只有具備優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這一明白無誤的話語。從這一點上,太宰治其實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在保留自我的鬥爭中不願徹底放棄的人”。可是要取悅一兩人還算簡單,這僞裝要騙過“世人”衆目又談何容易?因此,他始終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反而是反社會的革命團體更能令他安心,“不合法,對我來說有點好玩。說得更明白點,這讓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謂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

葉藏說,他是用“丑角精神”作爲對人最後的求愛,可他其實根本不會愛,因爲他缺乏袒露自己內心,或是探視他人內心的那點勇氣。“他人即地獄”,在他的眼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放浪形骸的日子裏,他索性不再尋求人與人的聯繫,反而不再如履薄冰。

可這並不能減輕他對別人的恐懼感,直至良子的出現才令此狀況有所改觀。良子是一個理想人格的寫照,一個“完全信任他人”,“如神般的純真”的人。這個宛如耶穌基督般的存在,對於無法信任他人的葉藏來說,無疑是整個世界中唯一能夠令他安心的治癒之所。

太宰治生活的日本,是一箇舊道德秩序和集體主義依舊盤根錯節的社會,我們並不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中。然而,今天我們閱讀太宰治的作品,卻並沒有太多隔閡感,反而能夠生出一種超越時代的共鳴。這恐怕是因爲,如今的後工業時代,也同樣是一個無時無刻不在壓抑乃至抹殺個體自我以使其“適應社會”的病態時代。

太宰治看似全爲自我描寫的文字,卻喚醒了讀者那沉睡而瀕臨消失的真實靈魂,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的精神處境。這,也許就是太宰文學在如今依舊能夠虜獲讀者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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