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晞

編輯 張國

庭審現場

被告是並排坐着的兩位父親。被告席由課桌拼成，蒙着紅布，擺了“被告”標牌。

法庭設在一所鄉村學校三面環山的操場上，這場審判也與學校有關。兩位素不相識的父親因爲相同的案由成爲被告：他們的孩子都是這所學校的學生，但因爲不同的原因輟學，短則3個月、長則3年多。多次勸返無果後，雲南省丘北縣官寨鄉人民政府作爲原告，起訴這些孩子的監護人，請求法庭敦促他們履行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規定，把孩子送回學校。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副鄉長。原告和被告均沒有請律師。2019年12月20日下午，案件在官寨鄉中心學校審理。

旁聽者很多。校長陶磊統計，約2500人旁聽了這起民事訴訟。這所學校中學部的全體在校師生，盤腿坐在足球場上；足球場看臺上則是外人，包括一些學生家長和附近的鄉鄰——當天正是鄉里熱鬧的趕集日，這是選擇公開開庭日考慮的重要因素。

但現場十分安靜。在場的校長陶磊覺得，人們旁聽庭審就像是在看電影：盯着正前方，並保持沉默。

一位叫張世銀的被告記得，他在法庭上“心裏很慌”，當時他唯一的念頭是，“要讓我的孩子好好讀書”。

坐在對面的副鄉長劉先要注意到，張世銀在法庭上說了很多遍“我知道錯了”，以及“下次一定把孩子送回來”。即使法官詢問“你還有什麼證據需要補充嗎”“你聽清楚了嗎”等法律程序上的問題，他還是回覆這兩句話。

對於對簿公堂的雙方來說，這都是他們人生中的第一次庭審。對於法官饒海泉來說，這次經歷也是特殊的——它是丘北縣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第一起由輟學引發的“官告民”案件。

3份通知與1張傳票

證人登場了。

證人共有3位，都是當地教師。一位叫熊麗瓊的老師作證：作爲班主任，她自2019年9月4日起多次聯繫張世銀夫婦，要求他們送孩子入學。她家訪過，打過電話，發過短信，直到她的電話號碼被對方拉入了黑名單。

直到庭審，她才第一次見到對方。

張世銀沒有爲自己辯解。法官詢問孩子輟學的原因，他回答：“孩子自己不想讀，我們也沒有辦法。”他的兩個兒子分別應讀九年級和七年級，在2019年秋季開學後，沒有回到學校。

經旁人提醒，張世銀才知道發言要湊近話筒。他明顯不適應當衆發言，多次調整坐姿，儘量把背挺直一點，把話筒一會兒放在桌上，一會兒握在手裏。

“孩子輟學後，你爲什麼不送他回學校繼續讀書？”

他告訴法庭：“送過了，但是送到學校後又自己跑回去了。”

多年以來，這個40歲的男人與妻子在廣東省東莞市的一家玩具廠打工。按照往年安排，他最早會在農曆臘月二十七回家過年。

傳票送到家時，他人在千里之外。直到開庭，他仍不知道傳票是什麼。他對記者說，他自始至終沒看到那張紙。

法官饒海泉送傳票時，由於當事人不在家，在門前填寫傳票信息。

傳票是他獨自一人留守在家的父親代收的。法官饒海泉記得，送傳票那天下了雨，有些路段窄到無法通車，他和同事下車在泥濘中步行，用手機照明，找到門時是晚上10點。

他給老人逐字解釋傳票上的信息，並用老人的手機給張世銀撥打了電話。在饒海泉印象裏，張世銀一開始在電話裏不太配合，聽明白自己成了被告之後，才重視起來。

此前，這家人已經收到了當地政府的3份書面通知：2019年9月9日的“勸返復學通知書”，11月11日措辭更加嚴厲的“責令送被監護人接受義務教育通知書”，11月19日的“教育行政處罰告知書”。但是，升級的公文並沒有把張世銀追回來，直到傳票到達。

這次，爲了參加庭審，張世銀請了一個月假。這意味着他少賺了4000元的月薪，也拿不到工廠年底發放的500元路費。

他面臨的還有一筆超過月薪的罰款。庭審中，副鄉長劉先要指出，鄉政府此前對張世銀夫婦進行了批評教育，責令其改正，並決定給予5000元的行政處罰。

張世銀有3個孩子，長女已經出嫁。從小學開始，調皮的幼子經常不去學校。他在家時，會“打孩子一頓”作爲懲戒。但他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孩子日常由祖父看管。如果家裏沒有發生特別的事情，夫妻倆每年只在春節回家一個月左右。當地很多外出務工的父母都是這樣做的。

張世銀平均每月給家裏打一次電話，囑咐在上學的兩個兒子“好好讀書”，回應往往是“好”。

12月20日這天的庭審只持續了半個多小時。法庭對雙方進行了調解。按照調解協議，張世銀必須要在最近的週一，也就是2019年12月23日，將兩個兒子送回學校。鄉政府也表態，學生復學後，5000元行政處罰也馬上中止。

案件受理費50元由鄉政府自願負擔。

劉先要認爲，庭審的“震懾作用”很大，能讓旁聽者迅速瞭解義務教育相關法律。

法官也爲此做了一定的努力——考慮到被告和旁聽者的身份，他儘量使用更通俗的語言去解釋法律條文。

跨省勸返學生

2019年最後一個月，丘北縣人民法院受理了15起此類案件。該院針對輟學問題成立了一個專項審判小組，截至2019年12月31日，開庭的有8件。

據饒海泉介紹，有的案子是由法庭完成了調解，有的則是學生被父母送回學校，鄉政府撤訴了。

丘北縣教育體育局副局長徐定文對記者說，12月開始的訴訟，是針對輟學問題截至目前最見成效、最有力度的辦法。

2019年秋季開學後，當時全縣摸底發現，丘北縣有92883名義務教育適齡人口，失學和輟學學生214人，其中小學階段45人，中學階段169人。

在官寨鄉，輟學學生有18人，11個初中生、7個小學生。根據鄉政府登記的情況，12人因厭學輟學，6人因打工或者務農而輟學。

徐定文強調，丘北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但得益於資助政策，該縣沒有因貧輟學的情況。

近年，脫貧攻堅進入倒計時，各地在貧困人口和貧困縣“摘帽”退出方面，設置了一些保障義務教育的條件。因此，輟學率關係到一個地區能否如期完成脫貧任務。比如廣西2017年提出，貧困戶的脫貧標準就包括家庭適齡兒童少年能接受義務教育。

徐定文介紹，爲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權，“助推全縣如期實現脫貧摘帽”，2019年，丘北縣成立了多個“控輟保學聯合勸返工作組”，每組三四人，主要由鄉鎮政府不同部門的成員、學校副校長和教師組成。往往包括一位女老師，方便了解女學生在外地的生活。

過去，勸返是教師的職責。受訪教師們對記者說，鄉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員加入後，他們一般穿着制服，使用公務用車，“震懾力”遠比老師要大。

聯合勸返組在浙江勸學生。

官寨鄉中心學校副校長楊壽偉記得，2018年8月底，有老師反映自己的學生可能輟學去了浙江省一帶。其他老師結合此前幾名輟學學生的類似經歷，建議組織工作小組赴浙江。

楊壽偉擔任了組長。這是他們第一次跨省勸返，也是他第一次去浙江。習慣在山區生活的他，一時間找不到東部平原地區的東西南北。他找到在當地工作的老鄉，說了很多好話，拜託老鄉開車帶他們去找學生。有的學生是自己在當地打工，有的是跟着父母一起。

官寨鄉中心學校副校長鬍玉文記得，他參加的一個工作組到了廣東後水土不服，5天裏要輾轉5個城市尋找學生，還要遷就家長上班的時間，他們常常早上喫了早餐，熬到晚上才喫第二餐。

官寨鄉司法所所長楊清對記者說，其中一個學生在工廠裏打黑工。他們找到這個工廠，自稱想要進去找雲南老鄉，但保安不讓他們入內。他們只好守在工廠外面，等了一個多小時纔看到學生走出工廠。

遇到強勢的家長，胡玉文要“裝”得更強勢，擺道理唬住家長；遇到家境不好的家長，他苦心勸他們再堅持幾年，等到孩子學業有成，條件會慢慢轉好。對學生，他會舉出同齡人的例子進行比較，比如說，某一個學生原本成績不好，但堅持學業，最終有了一技之長。這需要他在去勸返之前“備課”，將學生的在校表現瞭解透徹。

2019年8月，楊壽偉又去了一次浙江。與他同行的4人，包括官寨派出所的內勤輔警陶智燦。

陶智燦記得，有一個學生的門牌地址寫着“12號”，他們來來回回一條路上反覆找，還分成兩隊分頭找，花了半個下午都沒有找到。附近居民告訴他們12號在哪裏，他們一路尋了過去，還是不對。後來，學生家長出門來接，他們最後才發現，家門口的“12號”，是這家人自己寫上去的。

據介紹，出發前定下的“目標勸返對象”，很多都能夠成功勸返。有時還會有“意外收穫”——工作組到了以後才發現，當地還存在別的勸返對象。

扣下證件留不下人

每個學生都有一張“勸返記錄表”，顯示的問題五花八門：一個單親家庭的初二男生，學抽菸被祖父發現，接受了一頓“棍棒教育”，自2019年6月離家出走，至今仍處於失聯狀態；一個初二女生，2019年4月輟學，被老師勸返，9月又趁着週末跑去廣東打工，再次輟學。

丘北縣八道哨鄉八道哨中學八年級6班有兩個學生輟學：先是班長張銳銳（化名），2019年2月跟着表哥去廣東汕頭一家塑料瓶蓋加工廠打黑工；再是衛生委員楊天（化名）放暑假時被父母接去務工所在地廣州，不願再回學校。他們的身份證和戶口本都保存在班主任梁文娟處。

這所學校爲了防止學生輟學去外地，要求他們初中入學時，就把身份證和戶口本交給班主任保管。

梁文娟把她班裏的這些證件用衣服包着，跟藏錢一樣，放在她認爲最安全的地方。爲了方便家長取用，她人在哪兒，這包證件就放到哪兒：工作日把證件放在學校的宿舍裏，週末和假期把證件帶回家，開學前後必須隨身攜帶因爲使用頻率太高。不在本地的家長，她只好把他們的證件拍照發過去。

有些家長對此有怨言，她解釋“這是爲了孩子好”；還有家長感覺不方便，另外去補辦了戶口本。2019年秋季開學後，學校調整了做法，把戶口本還給了學生，只留下身份證。

但“扣押”證件依然沒有留住八年級6班的那兩個學生——他們後來告訴梁文娟，他們可以搭乘不檢查證件的私人運營大巴去外地。

陶磊覺得這是個本末倒置的怪現象，“以前是學生請老師來教，現在是老師求學生來學”。他認爲，近年來官寨鄉房屋越蓋越新，蓋樓和買車成了很多父母心中的頭等大事，對孩子的陪伴反而被忽視了。

勸返組工作人員與家長溝通時，最常聽見的解釋是：“我們沒有辦法”“管不了孩子”。

曾被學生家長拉黑的熊麗瓊，和胡玉文去過張世銀家。她在旁邊學習溝通技巧，感慨師範專業只教了自己怎麼教書，沒有教自己怎麼把學生勸回教室。

跨省招收童工很難追究

2019年春節，梁文娟的學生張銳銳聽親戚說，外邊打工每個月能賺四五千元，也比較自由。從來沒有離開過縣城的他，也想出去看一看。

他父親很多年前因貧輟學，只讀到初一，希望自己的兒子能順利讀到高中，甚至讀完大學。他說，“我只想要好好讀書的孩子，不想要打工的孩子”。

張銳銳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想了一夜，帶了3件衣服、3條褲子和1雙鞋子就偷偷出了門，沒有帶一分錢。他跟着表哥坐了3天的大巴纔到達廣東，路費還是跟表哥借的。

但到了工廠，事情沒有他想象中的順利。他每天要幹15個小時，常常加班還沒有加班費。他幹活比較慢，上司指着他的鼻子問，“你是不是不想幹了？”他一度想過回家，但看着地圖上的地址，摸不清回家的路——他意識到，自己的書還讀得不夠。

幾個月後的一天，張銳銳被叫到工廠辦公室。一進門，他看到梁文娟正在等着他，他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在梁文娟的懷裏哭了出來：“老師，你們怎麼來了？”

“我們來接你。”

梁文娟告訴記者，她參加的工作組到達汕頭時，先去當地派出所說明了情況，在警察幫助下才進入了工廠。

這家工廠涉嫌違法招收童工。張銳銳說，每當遇到各項檢查，廠長總會給個子矮小的員工放假。

就輟學問題提起訴訟時，鄉鎮人民政府可以將非法招用義務教育適齡學生的單位列爲被告或第三人。但徐定文分析，多數用工單位都不在省內，鄉鎮政府沒有“那麼長的手”，而且他們瞭解的往往是間接證據。

因此，他建議，建立一種控輟保學的跨省工作機制。

丘北縣的輟學學生正在減少——截至2019年12月27日統計還有18人，比3個月前的214人已大幅減少。

根據鄉政府提供的信息，官寨鄉仍有3名輟學學生。

據老師們反映，問題還會反覆，每學期開學前都會有學生流失。他們希望，“官告民”公開庭審之後，問題會有所緩解。

張銳銳回到教室當天，受到了同學們的鼓掌歡迎。他想要回到座位，梁文娟老師讓他先到講臺上，跟同學們講講打工見聞。

那一次，張銳銳講了15分鐘。他說，沒有出去的時候很想出去，但出去一個月，就想回學校了。

回校後第二週，他繼續擔任了班長，成績回到了班級前列。父親看到了他的成長，覺得最明顯的變化是，兒子開始分擔家務了。

“我覺得出去一趟，我變得更成熟了。”張銳銳對記者說。

2019年12月30日，跟他同班的楊天也回到了學校——在父母收到傳票之後。

張世銀也履行了法庭上達成的協議。2019年12月23日，他從家裏出發，騎着摩托車，車上坐着他的兩個兒子。父子三人繞着山路花了近一個小時到了學校。

回家後，這位父親默默在牀上哭了起來，他表示自己“很後悔”。

他和妻子初步商量，2020年春節後，留下一人在家，陪着孩子讀完初中，哪怕這意味着另一個人要更加辛苦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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