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做科研，他骨折14處，耳膜多次被擊穿，雙眼患上白內障

摘要：2001年，青藏鐵路二期工程開工，吳天一擔任青藏鐵路二期建設的高原生理研究組組長，保證了這條線路上的14萬餘名築路工人無一人因爲高原病死亡。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好好做，都會取得很大的成果，”吳天一相信，會有更多年輕人投入高原醫學事業，願意到青藏高原。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馬宇平

高是沒有止境的。爲了到更高的地方，吳天一身上數得清的骨折就有14處，最嚴重的一次，車從山上翻下去，他左邊4根肋骨、肩胛骨都摔斷了，髕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脛骨也斷了。但是106天后，他又騎着馬出發了。

對於這位研究高原病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來說，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經之路。他所在的青海高原醫學科學研究所在西寧，他不熟悉西寧的街道，卻知道青海很多縣、鄉的確切海拔。同事們都知道吳天一有個“毛病”——“到了州上問哪個縣海拔最高，到了縣上問哪個鄉最高，到了鄉里問哪個村最高”，幾乎沒有例外。

爬阿尼瑪卿山時，吳天一56歲。他和同事們將腰間的繩索連接在紅色登山繩上，貼着陡峭巖壁向前走。他排在隊伍的最前端。

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日聯合醫學學術考察隊在阿尼瑪卿山開展考察。日本隊員在海拔5000米做了10天實驗後，大多發生明顯的高原反應。日方隊長酒井秋男告訴吳天一，自己的隊伍將集體下撤，而作爲中方隊長的吳天一決定，帶領中方隊員向更高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帶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吳天一和團隊提出來的“青海標準”診斷慢性高山病。這是醫學領域第一個由中國學者提出並命名的診斷標準。

吳天一在義診

他在公衆中的知名度不夠高，但他們長年在缺氧環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讓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吳天一主編的3本高原病科普書籍，成了青藏鐵路列車上的常見讀物。

可吳天一還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4歲的他計劃再去趟珠峯，他一直惦念着在那裏建個“特高海拔高山醫學實驗站”。上一次去時，他81歲。

除爬山外，吳天一還經常鑽進西寧研究所裏的高低壓氧艙做實驗。這是中國第一個大型高低壓綜合氧艙，低壓氧艙將他“送達”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環境進行實驗，高壓氧艙能救治危重病人。

這個高低壓氧艙是吳天一參與設計的，他也是第一個進艙實驗的人。他的耳鼓膜在壓力變化中多次被擊穿。最近一次是2011年，76歲的吳天一在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堅持和國外同行一起早上7點半進艙，晚上10點半出艙，一次模擬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擊穿。現在，他的耳鼓膜因爲疤痕變厚，來訪者說話響亮點兒他才能聽清。

“我們一輩子跟天打交道的人，應該是要有付出的，才能做出成績來，這一點沒有什麼後悔的。”吳天一說。

1958年，他和妻子響應號召，與山東、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設。身體強壯的年輕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區開墾，出現了心慌、胸悶、頭疼等反應。當時人們對高原病缺乏認識，診斷和治療手段也相對落後，得了高原病的年輕人要麼被迫離開青海，要麼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畢業於中國醫科大學的吳天一看到這些，決定開始研究高原醫學領域。

1963年和1965年，吳天一在我國首次綜述報告了高原肺水腫和成人高原心臟病。他也是我國第一個報告高原紅細胞增多症的專家。

上個世紀80年代起，研究所開始組織“高原醫學遠征軍”，科研隊前往高海拔、以藏族爲主要羣體的縣域，進行以高原心、肺功能爲中心的現場研究。

村子不通公路，隊員必須騎馬。“曲瑪萊（縣）騎馬來，就是說你得騎馬才能來。”吳天一笑稱自己的馬術不在醫術之下。選坐騎時，吳天一總是讓大家先挑，並要求把最烈性的馬留給他。

隊員在路上喫盡苦頭。有時風雪嚴寒缺氧難耐，過河時要盯住前面人的後腦勺纔不會恐懼。科研隊的經驗是，一定要在中午前騎馬蹚過高山間的河流，不然太陽一曬，冰雪融化，水流湍急，能把犛牛隊沖走。

儀器、發電機、行李由犛牛來馱，吳天一設計了個儀器架子放在犛牛背上，以保證設備不會被顛壞。他告訴記者，抗日戰爭時期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也是這麼做的。

到了村裏，支開的帳篷變成臨時實驗室，電機一響，村民都以爲是電影放映隊來了。“沒有見過醫生的地方還是很多的。”吳天一說，他有近20年都在青藏高原的牧區，收集整理了數十萬份臨牀資料。吳天一能講漂亮的安多藏話，康巴語也能對上幾句。

2001年，青藏鐵路二期工程開工，吳天一擔任青藏鐵路二期建設的高原生理研究組組長，保證了這條線路上的14萬餘名築路工人無一人因爲高原病死亡。

這並不容易。這條修建在“地球第三極”的鐵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高原鐵路，施工期間，每年有數萬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業。

這裏最低氣溫達零下40多攝氏度，氧氣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爾走快一點就頭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氣。有人回憶，當時連施工用的卡車都需要“吸氧”——司機每天要用氧氣瓶對着卡車的空氣濾清器噴氧。

“我當時提出來，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時那樣，用卡車把那個氧氣罐拉上去又拉下來，那個不夠用的，必須要建制氧站。”吳天一說。在他的建議下，青藏鐵路施工沿線，共建起23個製氧站、25個高壓艙站、若干高壓袋。在高壓氧艙裏，“人就相當於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吳天一提出了“高壓艙、高壓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轉、低轉、再低轉”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時建立三級醫療機構，平均每10公里一個醫院。

他甚至想到了員工起夜時可能發生的危險。“別小看晚上去廁所，很多人就可能倒在這‘一泡尿’上。”吳天一解釋，“人夜裏跑出去上廁所，很可能懶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氣溫在零下30-40攝氏度，一旦感冒發生高原肺水腫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議下，青藏鐵路使用了帶有取暖設備的衛生車晚上與住宿室對接，在冬天保障工人夜間去廁所不感冒，夏天防止環境污染。

吳天一給醫務人員辦學習班，教他們怎麼在更早階段判斷常見高原病，與死神搶時間。吳天一和課題組的研究成果認爲共濟失調是高原腦水腫的最早症狀，表現爲走路搖搖晃晃和一些精神變化。而傳統觀念中，將頭痛、嘔吐或是昏睡昏迷作爲診斷標準將極大延誤診斷。

修建青藏鐵路可可西里段期間，有一次有個工人在門口晃來晃去跨不進醫院的門，醫生立即認出了這是吳天一講過的“共濟失調”。病人因此被及時送往海拔更低的格爾木醫院接受救治。

待在高海拔的地方並不輕鬆，這對誰都一樣。長年行走在高海拔地區的醫學研究者並沒有得到自然環境的“特殊照顧”，頭疼、心跳加速、心音低等缺氧反應是家常便飯，喫住條件也簡陋。在海拔5000多米的村子裏，整個隊伍擠在一個大帳篷裏，有隊員在夜間睡覺時耳朵裏爬進了一隻大屎殼郎。

吳天一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科研隊裏有人得了慢性高山病，有的已經去世了，“但他們做出了事業上的成就”。“我們研究這個，必須首先自己蒙受缺氧，才能獲取缺氧治療和得到防治缺氧的知識。”

上世紀90年代初那次阿尼瑪卿山考察，吳天一帶領的中國科研隊在登山的同時，也拿自己做實驗。海拔5000米以上，他們每上升50米，就對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對氧氣的利用率等進行記錄，檢測應激狀態下人的生理反應。海拔5620米處，他們建立了特高海拔高山實驗室，獲得大量高山生理資料。

加上前期準備，吳天一在阿尼瑪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雙眼因雪地反射和強紫外線患上了白內障，不得不植入晶體治療。

即便如此，吳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稱爲“人間科學的天堂”。他和隊員們開拓了“藏族適應生理學”研究，在這裏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羣中獲得“最佳高原適應性”的論點，爲人類低氧適應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生物學模式。

2010年4月14日，玉樹發生地震的當天，75歲的吳天一立即組織了青海省心血管病專科醫院的醫療隊，準備藥品和汽車，要奔赴地震現場。省衛生廳的工作人員覺得他年紀大，又是院士，決定不了，就攔下他。吳天一掉頭去了省政府大院。“我就說兩句話，第一，我是搞高原醫學的，我必須去；第二我現在就走，救命如救火。”他拉着領導從辦公室的窗戶向下望，“這些都是我們醫療隊要走的車，我們馬上就得走”。

震區平均海拔約4500米，吳天一搞研究的時候去過很多次。救援中，他早上5點起牀，夜裏11點回到帳篷。他發現內地來的醫療隊在高原工作，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他們要“救援救援者”。“路上的醫療隊都撤回去，災區（醫療隊）已經飽和，我們完全有能力完成這次救援任務，”他對北京來的官員說，“內地來的（醫療隊）下撤到海拔低的地區，等重傷員運出災區、到低海拔他們再發揮作用。”玉樹救援之後，他立即開始總結高原醫療救援的特殊性和對策。

從事高原醫學研究近50年後，他再一次將中國高原醫學研究的成果推到了世界面前。

2004年，世界第六屆高原醫學與生理學會議在青海省西寧市舉行，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便是確定慢性高山病的國際診斷標準。此前，來自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祕魯、智利等11個國家的學者都在爭奪這一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因爲這是一種學術上的地位，也是一種科學上的榮譽。”

會上，吳天一代表中國高原醫學專家組發言。他在會上說，“我們這個慢性高山病的標準是最佳標準，把它拿到人羣裏去檢驗，看它的患病率、發病率是多少，得出來是非常精確的。”此前的7年，他和團隊開展了慢性高原病標準的針對性研究。他們以大量的流行病學、病理生理學、臨牀學資料爲基礎，得出慢性高原病的記分量化診斷標準。

最終，這份方案被接納爲國際高山醫學會的國際標準，並命名爲“青海標準”，全世界都按這個標準來診斷慢性高山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