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三杰，关于对此二人的任何评价，在我看来都是不准确和片面的。

说句发自肺腑、不甚恰当，绝大多数人又不爱听的真话。

评价历史人物，不是看AV。如果除了看下半身和后面的屁股什么都看不到，换来的只能是索然无味的自泄和日渐消瘦的思想。

关于胡适和鲁迅这两个人，历来说法众多，褒贬不一，各家有各论，但客观的来说，学术上，鲁不如胡；革命上，胡不如鲁，我想这也是事实。

最近读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在完全不同类型的书中总是会碰到胡适，这大概与他学位极多有关吧，有人说胡适是中国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人，我看这个高有待商榷，但是学历最多的人这倒是事实。

读吴晗的《胡惟庸党案考》，在这本书由张显清先生和赵克生先生所做的的后序《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中，胡适对于吴晗先生的治史影响随处可见。

当初力劝吴晗放弃汉代研究，改治明史的是胡适；教他“札记最有用”等治学方法的也是胡适，这也造就了“札记狂魔”吴晗。胡适算是吴晗的明史介绍人和治明史领路人，但让人惋惜的是，后来吴晗恰恰成了反胡的最大旗手。

最近在读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让我对胡适的谦谦君子更为崇拜，为教书育人，胡适应该是竭尽所能，身处乱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挽救同仁（主要是为言论入狱的教授和文人）更是不遗余力，在倡导学术自由，精神独立上，更是表现出大师之风。

读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在回顾自己思古疑古的一生时，顾颉刚对于当时疑古思潮旗手胡适的启发和鼓励，也是一直念念不忘。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说：

我非常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

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的企服他们。

作为疑古思潮的旗手，当时的疑古学人，会不自觉的被归纳入胡适学派里，就像顾颉刚所说的：也有爱我的前辈肫挚地劝告道：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何苦跟随了胡适之、钱玄同们，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

但是究竟值得还是不值得，千秋之后，自有后人评说。

甚至在读顾随先生的《驼庵诗话》时，胡适也不期而遇。顾随在评宋词时多次引用到胡适的《词选》，有赞同胡适观点的地方，也有不赞同的地方。例如在评稼轩词时，顾随绝大多数就很赞同《词选》对于稼轩的评价。

胡氏谓辛词：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无论长调小令，都是他人格的涌现。胡讲辛词，吾与之十八相合。“才气纵横”即天才特高，“见解超脱”即思想深刻，“超脱”即不寻常。

但是在有些地方，顾随也表示君子和而不同：胡适先生谓其好乃因其“俳体”，非也。它的确是“俳体”，是活的语言，而它最大的力量是诚，但不太自在。

作为周汝昌先生和叶嘉莹先生之师，读过顾随论诗文章的人都知道，顾随先生的心气是很高的，但是总体来说，他对于胡适的《词选》还是持正面态度的，否则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词选》作为自己评价的标准。

胡适对于学术史的贡献，他自己的一句诗形容得最贴切：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在很多领域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是旗手，是标杆人物。但是其相关作品，很多时候质量并不是很高，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一个典型的劣质作品，他是很多领域祖师一流的人物，辈分高，名声响，号召力强，却不是集大成者。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拿钱大昕在《答王西庄书》中的一席话，作为我这个回答的结束：

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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