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当我从台北结束了四年的工作回到德国时，你已经十八岁了。十八岁的你于我而言，陌生、独立、清狂，却与我相对无语。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十八岁时的样子，那时候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十八岁的时候，我仍然闭塞在台南一个小渔村里，只知道人车杂沓、鸡鸭争道的街巷，直到二十三岁到了洛杉矶，才有了高速公路的概念；我没有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唯一与“艺术”相关的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和充满尿臊味的村影院；我不知道垃圾要分类、不知道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消费……亲爱的安德烈，你一定很怀疑，我的十八岁，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可那就是真的，我十八岁的时候，家里连一台电视都没有，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我那时只知道，读书就是一切。所以，那年我考上了大学。也许你会觉得，我给你描述的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死气沉沉、被浪费了的青春。但是，没那么简单，安德烈。我十八岁离开渔村，三十年后我却忽然明白，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于我而言，是一种给予。在后台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这些人，与我在天涯海角、悠悠岁月里看见的相互倾轧和颠倒是非相比，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留存在我心里。他们使我清醒，给了我悲悯同情的能力，是我人生航船的锚，牢牢定住了我的价值。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路扩展了你们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享受，同时具备了艺术和美的熏陶。可是，你们“定锚”的价值是什么？关怀的又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