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達：2004年，我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加入了國內公益組織“北京地球村”，那時候就開始跟環保人士對垃圾產出“減量”，不過那時候，也不知道“零廢棄”，只知道這樣環保。“零廢棄”（Zero waste）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還是一個新詞，它是指對生活各方面資源進行3R合理管理：源頭減量（Reduce）、重複利用（Reuse）及回收循環（Recycle），使最終送往填埋和焚燒的垃圾減到最少，無限趨於零，避免資源變成垃圾。

原標題：“垃圾博士”的零廢棄生活：手機上沒有任何購物APP

毛達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美國的“零廢棄達人”貝亞·約翰遜將一年內生產的垃圾積攢起來，僅僅裝滿一隻很小的玻璃罐，這就是他倡導的生活。

2011年毛達去河北文安縣考察廢塑料回收處理的環境問題。受訪者供圖

文|鄭丹 鄧鵬卓

“垃圾博士”，是42歲的毛達給自己起的稱號。

早晨7：40，毛達和兒子一起出門，兒子拎一個綠色的小桶，盛着雞蛋殼、蘋果皮、西藍花葉；毛達背一個老舊的藍灰色揹包，裏面是他每天隨身攜帶的“五寶”：水杯、餐具、手帕、環保袋和打包袋，它們的使用時間分別是10年、1年、2年、半年和1年。

父子倆穿過一個路口，拐到學校所在的街道，向前不到100米處止步在廚餘收集車邊，毛達倒掉廚餘，再和師傅寒暄幾句，父子兩各自去忙。自從東城區建國門街道今年4月開始實施定時定點收集廚餘垃圾後，倒廚餘成爲父子兩之間具有儀式感的環節。

毛達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美國的“零廢棄達人”貝亞·約翰遜將一年內生產的垃圾積攢起來，僅僅裝滿一隻很小的玻璃罐，這就是他倡導的生活。

“零廢棄”（Zero waste）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還是一個新詞，它是指對生活各方面資源進行3R合理管理：源頭減量（Reduce）、重複利用（Reuse）及回收循環（Recycle），使最終送往填埋和焚燒的垃圾減到最少，無限趨於零，避免資源變成垃圾。

作爲零廢棄聯盟的創始人，毛達關心環境問題，並一直踐行着這樣的生活。他的微博頭像已經用了10餘年，是一張他手舉着西蘭花模仿自由女神的圖，他問記者：“你不覺得它像綠色的火炬嗎？”

“零廢棄”是一種理想狀態

剝洋蔥：你什麼時候開始踐行“零廢棄”理念的？

毛達：2004年，我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加入了國內公益組織“北京地球村”，那時候就開始跟環保人士對垃圾產出“減量”，不過那時候，也不知道“零廢棄”，只知道這樣環保。到2009年左右，這個詞兒才被大衆熟知，所以沒有具體的時間。

剝洋蔥：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零廢棄”的習慣？

毛達：堅持最基本的一些事，最簡單就是平時包裏準備能幫助避免一次性物品消費的東西，比如水杯、筷子、環保袋、手帕、拖鞋等；儘可能少使用包裝袋，如果航班在中午，就選擇在機場用餐，拒絕飛機上提供的餐食；不必要的情況下不會打印紙張；家裏也儘量買沒有漂白的衛生紙，用絲瓜藤刷碗，用茶籽粉代替洗潔精。

另外，我手機上也沒有任何購物APP，我寧願花多花幾塊錢去書店買書，也不想網上買書浪費快遞盒。

剝洋蔥：你“零廢棄”的理念會跟家裏產生分歧嗎？

毛達：會，我之前會在家裏堆肥，就是把廚餘堆放處理成有機肥料。我家人對堆肥的氣味也很敏感，還因此發生過爭執，我在順義住的時候，家裏有兩個堆肥桶可以交替使用，四年之後搬到城裏來就不再堆了。家裏地方小，一有味道，家人就會有意見。

我的原則是少買衣服，只要不壞就不扔，但妻子看不慣我一年只穿那麼幾件衣服。記得我有一件衣服是09年買的，去年妻子讓我扔了，我不願意，但相比之下家庭更重要， 最後還是放進回收箱了。

剝洋蔥：“零廢棄”和日常生活中難免會有衝突，你怎麼處理？

毛達：有一點很重要，“零廢棄”不等於不生產垃圾，只是儘量少生產垃圾，同時產生後能實現閉合循環。我也是普通人，也會有慾望，比如有時候特別想喝可樂，就會去買。但我會盡量買玻璃瓶，因爲玻璃可以循環利用。我們說的“零廢棄”，是做到在能力範圍之內不會讓自己有愧疚感。

毛達參加東方衛視的節目。受訪者供圖

　　剝洋蔥：國內外的一些“零廢棄”達人，示範過接近極致的零廢棄，那是你的理想效果嗎？

毛達：這是一種理想狀態，我覺得挺好玩的，它不是一個負擔，而是一個挑戰。如果我的家庭能跟我意識形態一致，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最著名的“零廢棄”達人一年只生產1罐垃圾，中國也有“零廢棄”達人開無包裝的網紅店，他們做得很好，這個社會總要有一些先鋒，他們能夠證明“零廢棄”的生活下，大家照樣可以活得很好。

　　剝洋蔥：作爲“零廢棄聯盟”的創始人，你會主動跟別人宣講“零廢棄”理念嗎？

毛達：很少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天天繃着這件事情。如果對方對此感興趣我纔會講。不過也有一種情況，比如有的人知道一次性筷子不好，但是他在一桌人裏會覺得自己不使用不好意思，這個時候我若拿出自帶筷子，可能會讓一些有環保意識的朋友下次做出改變。

　　學習更紮實的東西

剝洋蔥：你本科就讀航空專業，爲什麼後來加入環保領域？

毛達：我對社會公共事務比較關心，想出國留學換個專業。選專業前，我看了萊斯特·布朗的《生態經濟》，對環境問題有了一些認識，覺得環境是一個前沿領域，所以走上了學環境的路。

留學期間，我在綠色和平組織做志願者，那時開始意識到NGO也是一個行業，2004年回國後，就加入了公益組織“北京地球村”。

剝洋蔥：當時面對國內垃圾處理的大環境，公益組織做些什麼？

毛達：我剛到“北京地球村”的那一年，國內的環境並不好，也是污染的一個高峯，各種問題都有。我們的工作以宣傳爲主，比如每個月到社區給公衆講垃圾分類、汞的危害，以及含汞物品怎麼使用和處置等。

但只做宣傳影響力有限，不光看不到居民們實質性的改變，我們也無法給到於真正需要的人實際的幫助。比如有人來找我們維權，我們卻束手無策，於是我便想回學校讀博，學習一些更深入、更紮實的東西。

剝洋蔥：博士期間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毛達：博士期間，我的導師從北京市社科聯拿到一個調研項目，我和另外一個原來北京地球村的日本同事就一起搞這個調研，去了很多地方，基本走遍了北京的垃圾處理設施，最後寫成了一個《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研究報告》。那次調研讓我對現實污染程度、垃圾末端處理流程有了一次系統的瞭解，最大的收穫是是對現實有了最直觀的認識，污染太嚴重了，我剛到填埋場就受不了。

毛達在做廢舊電池研究。受訪者供圖

　　只要去做，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剝洋蔥：你們對“零廢棄”的定義是什麼？

毛達：我們對“零廢棄”的定義並不是不生產垃圾，而是趨向於零生產垃圾，“零廢棄”也不只是談個人，而是面向整個社會的垃圾管理。

毛達代表零廢棄聯盟參加活動。受訪者供圖

剝洋蔥：你們的成員來自哪裏？

毛達：當時參會的有十多個人，除了公益組織成員還有政府官員，包括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領導，儘管和環保組織在觀點上有碰撞，但他很願意與民間交流。其實兩邊的分歧很大，以他爲代表的政府官員和技術專家，堅持焚燒是解決垃圾問題最重要的手段，而我們環保人士則認爲焚燒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到今天我們成員已經超過一百家了，最核心的成員就是八家公益機構。不同的機構有各自重點的領域，比如環友科技之前就做限塑令的調研工作，福建的綠家園重點是污染防治。

剝洋蔥：你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有落地實施的嗎？

毛達：衡量垃圾分類的一個標準是資源回收利用率。住建部提出來的數據是35%，但這是怎麼計算的其實是不清楚的，包不包括焚燒和填埋呢？2017年我們一直在追這個事情，我們的政策專員寫意見，一直給發改委和住建部打電話，最後2018年出來的一個新的文件裏面，就界定了回收利用率是不包括焚燒和填埋的。

2014年出臺垃圾焚燒新標準的時候，我們對汞的排放限制也提出了意見。當時發佈的草案上寫的是0.05毫克/立方米，二次草案變成0.1毫克/立方米了，我們馬上就提意見，最終發佈稿上是0.05毫克/立方米。

體制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提了不一定馬上反映出來，但是隻要去做，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