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曾經說過“元朝失之於寬”之類的話，而元朝也的確是施行寬政。

有衆多史料可查，“元政寬縱”的說法屬實不虛。

其“寬”主要表現在吏治寬鬆、政簡刑輕、文化多元、不抑兼併、重商輕稅等等各方面。

不多說了，直接上乾貨。

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元順帝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據《大元通制》編定第三部法律《至正條格》，該書序言中，赫然自稱“我元以忠質治天下，寬厚得民心”。

如果說，這只是統治者的自吹自擂，可以對比一下元末文人葉子奇所著《草木子》一書中關於元朝統治的評價。

該書稱：“自世祖（指元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這真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

如果說孤證不立，再看與葉子奇同一時代人丁鶴年所作的《送月特郎定江浙賦稅還大都》詩，詩中頌稱“力役均平賦斂輕，去者謳歌來鼓舞”，大讚元朝的安樂景象爲“生逢舜日當堯天，經營內外皆英賢。八十衰貧百無補，茅檐擊壤歌豐年”。

甚至，推翻了元朝統治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承認“元政寬縱”。

《明太祖寶訓》中記載有朱元璋說過的原話：“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爲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朱元璋說這句話的背景，主要是想表達自己實施“猛政”、“重典”是在“懲元之弊”。

但明初大臣劉基、宋濂等人也同樣認爲元朝太“寬”。

宋濂主修《元史》中屢有提到：“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本於寬。”

說到這，有人也許會問了，秦施暴政而天下亂，這一點好理解；但元施寬政爲什麼也會引發天下大亂呢？

其實，元朝施行的“寬政”，更多是文化方面的原因，管理水平不夠，管得不夠多、不夠全、不夠嚴，說白了，就是想管也管不過來。

可是，百姓難道不喜歡寬政嗎？有了寬政爲什麼也會暴發叛亂？

《元史》裏其實也作了解釋：“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即施政太過“寬仁”，對人民沒有形成有效的約束，從而縱容了動亂的暴發。

葉子奇的《草木子》解釋得更清楚：“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

貧富不均，是古代任何哪個朝代也難於消除的現象，法度既寬，難免就會發生貧者仇富、搶富、劫富、掠富等現象。一旦這些現象沒遭受到象樣的懲處，類似惡性事件，就會越演越烈。

用極限法推理相象下，寬政的極限，就是無政——無政府社會可不可怕？沒有人維持秩序，就沒有人會老老實實在遵守規則，你搶我搶大家搶，互相爭鬥，互相砍殺，從而陷入大混亂。

而當有野心家參與其中，煽動起民族情緒，其所產生的破壞力是相當驚人的。那麼，元朝在中原統治的崩盤，那就見怪不怪了。

朱元璋頒發伐元檄文的時候，也並沒有拿元朝的政治說話，只說“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實乃天授”，承認“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甚至稱讚元朝“與民爲主，傳及百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

想想看，朱元璋出生於赤貧之家，父母死時連葬身之地都沒有，可謂苦大仇深。

但他在討伐元朝的時候，並沒象駱賓王發《討武曌檄文》那樣，大曝討伐對象之罪，反而爲之“唱讚歌”，這難道不是非常奇怪的事嗎？

原因只有一個：“元政”實在太過“寬縱”，真沒什麼可說的了，就算無話找話地拿一些子虛烏有的事來說，也激發不起民衆同仇敵愾的鬥志。

事實上，朱元璋對自己早年的悲慘境遇主要是歸咎於天災人禍和世道的不公，對元朝，他是感恩懷念地說“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還有，因爲元朝“政寬、刑輕、賦薄”，所以，元末出現了很多協助元朝平定埃的義軍，如察罕帖木兒、陳友定、楊完者、李思齊等等，這些人，都是主動毀家杼難，招兵買馬，以維護元朝統治的。

李則芬因此在《元史新講》中提到：“元代軍隊數量比其他朝代少，又因承平日久，到了末年，已經喪失了戰鬥力。順帝至正間，各地的戡亂戰役不分南北，全靠當地人民自動組織及政府號召徵募的義軍替朝廷賣命。”

另外，元末殉難的儒士也很壯烈，如江西行省參政劉鶚，被反元義軍擒獲後，寧死不降，絕食六日而亡，還寫下絕筆詩昭著後人：“生爲元朝臣，死爲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

另一文士王翰拒絕朱元璋的招安，聲稱“義不仕二姓”，自殺身亡。

即使沒有做出殉難行爲的名儒，因爲眷戀和懷念元朝，也多不願出仕新朝，如李祁、鄭玉、陳亮、戴良等等。

說了這麼多，有人會問，元朝的“寬政”到底會“寬”到什麼程度呢？

還是舉個例吧。

最能反映元朝“寬政”的，無非在於其對刑法的態度。

元世祖忽必烈曾經說：“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即元朝的法律原則是“慎刑”、“慎殺”。

怎麼“慎殺”法呢？

一句話，元朝的死刑犯，累經各級衙門審斷後，極少有能夠執行的！

葉子奇的《草木子》曾描述說：“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故七八十年中，皆老死於囹圄”，以致於“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斬”。

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絕對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元史•刑法志》感嘆說：“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

所以，諸如“初夜權”、“殺頭胎”、“殺漢人賠頭驢”、“三等漢”之類奇談怪論，其實都是後人臆想出來的，並不存在。

話說回來，元朝爲什麼會出現“寬政”呢？

主要與草原舊制有關係。

蒙古草原舊制原本的治理制度是很簡單的，進據中原後，既缺乏全面系統的社會經濟政策，也缺乏充足且合格的吏治人才，於是元朝帝王就乾脆做甩手掌櫃，不問政事，交由“家臣治國”，最終導致吏治不清、反貪無力、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寬鬆。

現在很多人之所以會感到元朝統治黑暗，主要是明中葉以後，明朝長期面臨“北虜”之患，尤其在“土木堡之變”爆發後，明人對蒙古人更加仇視和敵對，就不斷地對元朝及蒙古人進行不遺餘力的黑化、甚至妖魔化。

明亡後，清朝統治者對人民的壓榨和奴役非常過分。而清朝統治者和元朝統治者有一共同點——都是由關外殺進來的少數民族。

所以，人們在談論元朝的時候，會想當然地把清朝施行過的暴政嫁接到了元朝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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