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那麼多人穿上了科學的外套

　　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象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

　　我記得科學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鬥墨汁，預備倒吊着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羨、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

　　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聽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麼，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我們不是烏，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幾百千里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麼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爲什麼直到今日還得不着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爲“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爲：科學無論如何如何高深，總不過屬於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爲：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夠了。

　　因爲這種故見橫亙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但因爲話裏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爲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爲蓬蓬勃勃有生氣嗎？

　　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超凡入聖大本領。

　　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夠有幾處象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幾個人肯去聽？出版界能夠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幾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

　　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於科學認爲“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的最受社會歡迎。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種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爲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瞭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

　　他們以爲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幾何便懂幾何；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幾何能教人懂幾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他們以爲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纔算科學，以爲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才用得着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會……等等，只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

　　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爲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很有人獎勵學制船、學制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幾年學校裏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纔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膽說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爲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注：把科學看低看窄，是實用主義者對科學的功利化解讀。科學，不只是具體的學科知識，更是一種科學的精神。梁啓超先生以“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西裝的超凡入聖大本領”來形容，真是形象之極。

　　科學精神是什麼？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真知識。知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真”字。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爲真；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真，因爲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

　　欲證明他是真，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某種性質纔算惡，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爲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真不真，越發待考了。到底什麼叫做“性”？什麼叫做“善”？

　　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氣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真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

　　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真了。看這幾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裏頭去研究，要繞着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種種分析研究結果，才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雜的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的特徵。

　　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種種工夫，才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真知識。知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否則零頭斷片的知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係，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知識。

　　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纔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纔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識的不二法門，因爲我們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識進到行爲的嚮導，因爲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

　　雖然，因果是不輕容易譚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於“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

　　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爲我們積千千萬萬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爲什麼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

　　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爲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着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

　　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爲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爲雨雖然可以爲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纔會出來。

　　譬如說：“不孝的人要着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爲雖然我們也曾聽見某個不孝人着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着雷，許多着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

　　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爲從來得不着絕對的證據，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

　　譬如說：“治極必亂，亂極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因爲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極是亂的原因，亂極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

　　譬如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制後，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爲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

　　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知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爲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真憑實據，才能確定此事物與被事物之關係。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識甲和乙的關係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係。

　　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係。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

　　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爲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強蓋然性的原則，好象拿許多結實麻繩組織成一張網，這網愈織愈大，漸漸的函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知識。

　　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與其人”。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知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知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種新知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知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

　　倘若知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知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於“人亡政息”，於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信傳”的神祕性，最足爲知識擴大之障礙。

　　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圓滿莊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於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

　　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步就班的循着一條路去得着，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

　　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知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據，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蒐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夠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

　　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夠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於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

　　注：不可傳人的知識，比如《九陽神功》之類武林祕籍，都談不上科學。再補充一點，科學的精神，必然包含着自由、平等和進取的內涵。崇古的背後，就是長幼有序。那些崇古的行業，求真質疑都很難，更別提創新了，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

　　比如中醫，一部分是經驗，一部分是巫術。有廣告經常拿《本草綱目》說事，其實《本草綱目》裏面的奇葩藥類不少，人尿人屎陰毛啥都可入藥。比如人尿，書中說︰人中白，降相火，消瘀血，蓋鹹能潤下走血故也。翻譯成白話就是：人尿桶內或尿缸內的灰白色沉澱物，味鹹、性平，可以降火消瘀。而且有工藝要求，以風曬久幹者爲好，入藥須在瓦上煅過。

　　也可能是一種生物製劑，請專家們研究。

　　中國學術界，因爲缺乏這三種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爲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着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麼，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裏，連自己也說不出。

　　注：比如說儒家推崇的“仁”“禮”，何爲“仁”？何爲“禮”，都沒人能夠說得清楚。對概念進行明確的定義，是科學思維的第一步。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於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真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僞。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僞。虛僞有二：一、語句上之虛僞。如隱匿真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僞。本無心得，貌爲深祕，欺騙世人。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餘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着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着許多沈澱廢質，在裏頭爲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與人的方法，這種發明，便隨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爲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捨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塗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

　　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於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準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

　　我所舉五種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復轉來，所謂科學者，才種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後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

　　注：中國人一方面要打開大門橫向比較，積極反省，向其它文明認真學習；另一方面也要追溯歷史縱向理解，重新解讀，明晰華夏文明的發展脈絡和閃光之處。有傳承有開拓，這纔是真正科學的精神！

　　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後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1922年8月20日）

　　作者介紹

　　梁啓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爲，成爲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爲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爲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爲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啓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爲《飲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