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我還是虔誠地希望庚子八君子之一的李醫生能夠倖存。

但無論倖存與否，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有些事情不能再被否定，有些事情不能夠被忘記能，明白。

我上一次安安生生地上課，已經是19年的四月。那時候本系的陳健民教授獲刑，周生當日正好有政治哲學的課，於是當日從香港西九裁判庭匆匆回到學校，拿着一封當庭的陳詞讀給我們聽。具體的內容，我無法逐字逐句複述，但深深地記得，辯護律師在陳詞中寫道，他們受審，不僅僅是爲自己受審，而是爲所有違法達義的人受審，站在律師面前的，不是哪一個抗命的個人，而是一個 everyman. 我一直嘗試着爲這個單詞找到一個合適的中文翻譯，最近方知，是爲衆人報薪者。

某間書院的公共層，貼着罪不當誅、脣亡齒寒的標語。

後來的情況急轉直下。

當然，我斷然不敢將自己的政治立場默認爲理所當然的正確，但我想無論在程序上我們是否能達成一致意見，都沒有人會否認自由的價值。

自由是一個集合概念，Liberty is thesum of liberties.

這個 Liberty，按照密爾的論述，有輕重緩急之分，比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本身的意思不是說我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而是指公民可以按照個人意願的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權利，這些意見表達不用受政府事前的審查、限制和報復。）要比半夜唱歌的自由重要，更準確地說，是essential.



但那時我模模糊糊地感覺自由總是某種象牙塔裏面束之高閣的東西。我知道我以及我們沒有這些essential的東西，但生活還能夠不溫不火地繼續。

但是。



11月之前和周生偶爾討論到中國的公民社會，當時有句話讓我覺得很值得思考，但又捉摸不到。

我擔心的不是香港，香港有很多民間團體，我更擔心的是中國（大陸）。

當時有限的想象力能想到最誇張的，也就是我潛意識裏覺得根本不會發生的大廈傾倒。但我沒有想到，沒有緩衝組織的硬着陸，竟是這次，這種形式。

這些年被噤聲的民間團體，勞工，性別，環境，教育，衛生，在上一個被稱健民教授稱爲元年的鼠年曇花一現之後，七零八落。



而所有的魔幻事件，都是失去軟組織的惡果。骨頭認爲皮肉是有威脅的，剔除了皮肉，一摔便是粉碎性骨折。

所以象牙塔的幻想早就該被粉碎。我可以上個星期還在象牙塔裏喫喝拉撒，下個星期便可能求醫無門，在絕望中生死由命。如果我要時時刻刻用個體的能力來防備這些落在個人頭上的塵埃，生存的內耗未必過於嚴重。

問題的地方在於專業術語叫結構，大白話來講是體制。

沿街乞討的人在貧窮饑荒的社會里成羣結隊，撒謊也是。

沿街乞討影響了市容市貌，要恢復市容市貌的方法不是讓乞討者消失，或者靠乞討者自我規範。乞討者做不到。

撒謊也是這個道理。撒謊的背後是權力的不平等。



就像你騙你媽，你沒有偷她的錢去買零食填肚子，但是你確實買了，還通告這個方法暫時喫飽了。

問題在於爲什麼你會喫不飽，問題是你喫不飽纔會選擇用偷錢的方式去喫零食。

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創造魔幻現實的什麼長，什麼委員，什麼會，什麼主任。有問題的是他們所依託的那個結構。



僅僅對着個人破口大罵如果你們還有一點良知，就不會。是不足夠的，甚至危險的這樣會使得真正的原因被掩蓋，而最終只會導致更多的個體作惡、更多的個體承受無法承受的重量。

而哪怕是一點點，事已至此，一點點結構性的反思，都有助於我們避免重蹈覆轍。

落到灰塵的人是無辜的，撒下灰塵的人有錯，但是無可奈何。沒被灰塵砸死的，要修起儲備的避灰所，更要改變氣候問題。

會被刪的，甚至會更麻煩，但事已至此，本不必如此。

​我只能忍痛藏住自己天性中屬於詩歌的一部分，做一個公民。只能做一個公民是公民的悲哀，但此後的詩歌是野蠻而殘忍的，但事已至此。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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